摘要：这年春天，钱其琛正式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全面退出领导岗位。而李肇星，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上，被提拔为新一任外交部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九任外长。

2003年，是中国外交很特别的一年。

这年春天，钱其琛正式卸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全面退出领导岗位。而李肇星，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上，被提拔为新一任外交部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九任外长。

他知道这个职务的分量，也知道钱其琛的“外长之路”有多不容易。从1988年接任外交部长，到1998年进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班子，钱其琛的十年，几乎就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再交手”的十年。

李肇星说，钱其琛不爱说空话。但他说的每一句，都像“装了铅”。那句“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其实说给他的不是李肇星一个人——而是所有后来穿上西装、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人。

这一代外交人，包括钱其琛和李肇星在内，经历了太多的国际风雨。他们看过苏东剧变，也扛过西方的制裁浪潮，看过中国人被围堵在门外，也见证中国代表团走进联合国的会场，声音一次次被世界听见。

“这官衔，不是头衔，是责任。”

钱其琛没这么说，但他的眼神已经把意思传了。

李肇星不是“典型官员出身”。他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普通农村，小时候住在姥姥家，上学经常是光脚走着去。他喜欢读书，一度想考中文系，结果高考落榜，第二志愿去了北大西语系。进了外交部，是因为学校推荐，被“挑”进去了。

他的第一份重要工作，是去非洲。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他写了许多战地式的观察笔记。他回忆说，很多时候住的地方“晚上连蚊帐都没得挂”。但这些年打下了他日后最基础的“外交直觉”。

钱其琛其实也并非“学院派”。他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从最基层做起。后来被调入外交部新闻司，几乎靠“边学边干”一路做上了外长。

说到底，他们那代人，不是学外交出身，而是在外交中学会了做外交。

李肇星一直很佩服钱其琛的“稳”。无论是在与美国国务卿谈判时，还是在国际组织发言时，他从不冲动、不显摆，但该说的，一字不少。

19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来访。美方一开口就亮出一份所谓的“中国关押名单”，摆出一副“我来监督你”的架势。

钱其琛看了看，说：“你这名单里是不是有吴建民？”贝克一愣，说：“是的。”

结果钱其琛抬手一指，吴建民就在对面——他是那次谈判的陪同官员。

这一下，让贝克“台阶都找不着了”。

“外交啊，”钱其琛事后说，“就是你说你有料，我就得看看你这‘料’到底真的假的。”

如果说有什么能代表中国外交的“门面”，那就是今天外交部南楼的“蓝厅”了——每天三点钟，例行记者会，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初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连“厅”都没有。

1982年3月，中苏关系刚有松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讲了一番话，语气里带着某种“修复关系”的信号。中国高层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要求外交部回应。

于是，就有了那一场简单到极致的“新闻发布会”。

没有灯光，没有话筒，也没有布景。只有几十位中外记者，围着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旧址楼前听他讲三句话。李肇星是翻译。

三句话，说完；翻译，结束；问题？没有。全程不过7分钟。

但那场发布会，却被认为是中国外交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点。

一年后，制度正式确立。

1985年，李肇星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从此成为发言人之一。那时的他，对这个新角色有些忐忑，曾向钱其琛提议，要不要改称“副发言人”，因为自己资历尚浅。

钱其琛摆摆手，说：“发言人没有正副。说话就得实话实说。”

从那之后，李肇星六年主持了数百场记者会，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练出了一套属于他的风格。

那种风格，和钱其琛如出一辙：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有力量。

“做人不能太美国。”

这是2000年代初，李肇星在一次演讲中说的。他当然不是在“抨击”美国人，而是有感而发。

“美国的某些做法太‘自我’，只讲‘我赢’、不讲‘共赢’。”他说，“中国人做外交，不是比谁声音大，而是比谁更能让人听进去。”

这话，和钱其琛的风格，正好一脉相承。

2005年，中国正式通过《反国家分裂法》，是一次历史性立法。国际上不乏质疑声音。记者会上，有记者质问中国是否因此会加剧台海局势。

李肇星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没钱买那些昂贵、对我们也没什么用的武器。”

现场笑了。但在笑声里，藏着中国人的分寸与态度。

外交不是高声抗议，也不是低头让步，而是在沉稳中寻找尊严。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消息传出，李肇星写下了一篇长文悼念。他说：“我一辈子佩服他，学习他，从他那里学到的点滴，数也数不清。”

回忆最让他难忘的，不是一次谈判的胜利，也不是某个国际峰会的风采，而是这些最朴素的话：

“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

“谋和平，交朋友。”

外交部已经走到了第12任部长。时代不同了，国际格局也早已不是当年“铁幕”与“冷战”的那套逻辑。现在我们更多讲的是全球治理、发展伙伴、战略互信。

但在这些复杂外交词汇的背后，真正支撑中国外交的，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那点“初心”：

让世界听见中国，也让中国理解世界。

写到这，我忽然想到一句老话：“道在日用常行中，不在高山仰止处。”

钱其琛、李肇星这两代外交人，也许最重要的传承，不在条文，不在头衔，而在那种做事的方式、做人的方法。

有底线，有节制；有智慧，有温度。

所以我想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有力地陈述国家立场，在APEC或G20会议上稳定出场，在中美欧之间左右协调……

那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外交力”，而是他们一代代人，一寸一寸走过来的路。

他们不是时代的观众，而是它的建设者。

钱其琛曾说：“我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中国。”

这不是夸张，而是职责。

李肇星曾说：“我们在外，不是个人，是国家。”

这也不是口号，而是信仰。

如今，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仍在剧烈变动。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性在加剧。愈加需要那种冷静的脑子、温和的态度、坚定的底线。

也愈加需要有人，能像他们一样，穿过风雨，为国家争一口气、留一点尊严。

这就是“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的含义——不是无所谓，而是太明白“官衔只是表象，使命才是根本”。

参考文献：

1、李肇星撰文悼念钱其琛：从他身上学到数不尽的点滴 凤凰网，2017年05月18日

2、李肇星忆钱其琛：最后见他七八次 都很难过地离开 新京报，2017-05-11

3、外交大家钱其琛：美国人站起来说不谈了 他纹丝不动 红星新闻，2017-05-11

4、胡红勤. 李肇星的外交智慧 [J]. 党政论坛(干部文摘), 2014, (11)

来源：枕梦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