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笳吹弦诵在山城——王逊在西南联大的美术往事

摘要：1937年—1946年，王逊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九年时间，他是西南联大完整办学历程的亲历者：七七事变后从北平辗转南下，先到长沙、衡阳复校，在蒙自成为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生，随后考取联大首届研究生、在联大任教，直至抗战胜利后随校北返。在西南联大，他虽始终在哲学系，但个

《中国美术报》第396期副刊

1937年—1946年，王逊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九年时间，他是西南联大完整办学历程的亲历者：七七事变后从北平辗转南下，先到长沙、衡阳复校，在蒙自成为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生，随后考取联大首届研究生、在联大任教，直至抗战胜利后随校北返。在西南联大，他虽始终在哲学系，但个人的专研方向却是美术史——彼时美术史在中国的大学里尚未成为独立学科，隶属于哲学系，但师友们都知道，王逊是西南联大唯一一位专业的美术史学者。

由于王逊个人资料在动荡年代中损失殆尽，这里仅从师友记述中略作钩沉，以期对他本人及西南联大的美术活动做初步了解。

常书鸿的第一次画展

1936年秋，常书鸿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西画系主任。旅法期间，常书鸿已是蜚声法国艺坛的新锐画家。一般认为，常书鸿回国后首次个人画展是1942年在重庆举办的，但常书鸿回忆录中却提到更早的一次：

1939年春，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王逊、颜良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欣赏和促成下，1940年秋在昆明举办了一次常书鸿个人油画展览会。

1939年王逊考取西南联大首届研究生时的学籍卡

笔者经过查证，发现1939年10月10日的《益世报》上有一篇《常书鸿画展今日起举行》的报道，说明这次展览举办的时间要比回忆录所记更早，是在1939年秋天。展览地点在昆明翠湖宾馆，共展出常书鸿抵昆后所作油画、水粉画30余幅，在大后方的文化圈引起重视。

王逊1939年秋刚考取了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在对包括敦煌艺术在内的中古美术史展开系统研究。在日后的敦煌艺术研究上，他和常书鸿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他们最初的交往，大约就是从筹备这次展览开始的。

西南联大时期的王逊

1943年，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他考虑到“本所以地处边陲，专家学者均不易一一罗致，但千佛洞艺术保藏丰富，研究工作绝非一机关之能力所能胜任，为集思广益之计，拟在本所正式成立以后，由本部组织敦煌艺术研究所设计委员会，广征国内外专家，为敦煌艺术研究之咨询机关”，为此，他给教育部提交了一份58人的设计委员名单，其中学术界有郭沫若、向达、李济、姜亮夫、陈万里、徐旭生、黄文弼、贺昌群、顾颉刚、吕徵、马衡等10余人，俱系考古文物界一流学者。时年28岁的王逊亦名列其中，是最年轻的设计委员，因他是国内最早从美术史角度研究敦煌的学者。这时王逊也刚被西南联大聘为专任讲师。

沈从文笔下的王逊

1939年5月，刚到昆明不久的沈从文在他的散文名篇《烛虚》里写到王逊正在研究《女史箴图》：“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这种研究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的路数，也是文化人类学和美术史共同的学理基础——通过“文化物质”理解“物质文化”，“进而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特质”。这种研究方法过去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传统画学讲究的是笔墨趣味，与现代意义的美术史研究判然有别。1937年中国艺术史学会成立时，滕固就明确讲过：“晚近艺术史已成为人文科学之一门，有其独自之领域与方法。”而传统画学只重鉴赏，“求其为艺术史之学问探讨，不可得也。”

抗战胜利后王逊（右一）和沈从文夫妇

在昆明的几年中，王逊和沈从文的交往最为密切。沈从文刚到昆明时，住在文林街20号小楼上，与王逊住的昆中北院只隔一个操场。后来他搬到呈贡桃园，每周进城上一次课，联大在城里给他安排了一个宿舍，沈从文每次上完课就去王逊住处坐坐，一聊就是一晚上，有说不尽的话题。沈从文晚年写信给王逊的研究生同屋、后成为美国概率论大师的钟开莱，特别提到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还十分满意好几年中入城晚饭时，只需一毛三分钱一顿牛肉米线，居然把生命维持下来的情形，以及到你和王逊、流金（程应镠）、宗瀛几位住处谈天时大家十分高兴的情形。”王逊也常去呈贡看他，有时还带几个朋友同去，晚上就住在沈家。《沈从文文集》里多有关于王逊的记载。

王逊和沈从文关系密切的原因，是两人都对民间美术、工艺美术有浓厚兴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喜欢搜集织物、漆器，汪曾祺说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这和王逊研究美术史的核心观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关注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那时沈从文每次进城都挎一个蓝花布包袱，土布扎染的那种，里头装着学生文稿。沈从文在昆明买过好多这种不同图案的花布，在宿舍里摆了一屋子，像个展览室。他进城喜欢逛小摊，买些西南地区特产的漆器、织物，这些都是他们在一起时的谈资。现在大家常谈到沈从文的“转行”问题，其实确切说算不上“转行”，他们是把这些当作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与闻一多、朱自清的交往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是对王逊影响最大的师长，他们之间的来往也很多。在给友人的信中，闻一多就曾提到：“王逊君与多时相过从。”闻一多家人回忆说，他们全家人那时都对王逊印象深刻，说王逊每到闻家，都先毕恭毕敬给老师鞠一个90度的大躬，足见他对闻先生的敬仰。

西南联大校门

闻一多这时的治学方法被西南联大师生称为“新经学派”，是他自己独创的——利用西南地区民间“活材料”研究文学史，这对王逊研究美术史也有启发，他对民间美术的重视，从材料到方法都受到闻先生的深刻影响。

闻一多治学不仅有抒情诗人的细腻和浪漫，并且极为勤苦。王逊后来多次向自己的学生谈起闻一多用小楷精心写就的书稿简直就是艺术品：“我们没有他那样的才气，倘若再没有这样的勤苦精神，很难在美术史研究上作出一些成绩。”

朱自清也是王逊在西南联大来往较多的师长。1939年初，王逊在晋宁发现了被当地人称为“石将军”的唐代毗沙门天王石像，曾和吴晗一起陪同朱自清去看，朱自清在日记中赞其“美不胜言”。后来王逊结合敦煌毗沙门天王画对此像做了细致考证，论文《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记》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美术专号”上。顾颉刚认为，这一研究对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均极有意义。

1943年6月9日，西南联大“文史讲座”由杨振声主讲《书画同源论》。这次讲座由闻一多主持，闻一多由讲座中谈到的山水画起源借题发挥，说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脱离现实”。朱自清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在场其他人的发言：“汤（用彤）指出魏晋人强调天机，例如对相风的描写。孙毓棠指出贵族占有土地、园林与山水诗发展之关系。王逊指出地图与道教为山水画之起源。”

西南联大后期，王逊与朱自清、沈从文等在思想上更为接近。他们并非像闻一多批评的那样“脱离现实”，而是希望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