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谷雨，88岁的张晓卿坐在吉隆坡双子塔68层办公室，透过落地窗凝视着手中的胶刀。这把伴随他度过日军占领时期的生锈工具，刀刃上还凝结着1943年某个雨夜的树胶——当时他躲在砂拉越胶林里，听着不远处日军皮靴碾碎落叶的声响，第一次明白“生存需要刀刃，也需要墨

原创 闽商文化馆 2025年05月04日

2025年谷雨，88岁的张晓卿坐在吉隆坡双子塔68层办公室，透过落地窗凝视着手中的胶刀。这把伴随他度过日军占领时期的生锈工具，刀刃上还凝结着1943年某个雨夜的树胶——当时他躲在砂拉越胶林里，听着不远处日军皮靴碾碎落叶的声响，第一次明白“生存需要刀刃，也需要墨水”。

此刻，太平洋另一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原始雨林中，常青集团的伐木机正以每分钟12米的速度推进。卫星云图上，这片被绿色覆盖的土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而在香港中环，世界华文媒体集团的印刷车间里，500万份《明报》正带着油墨热气下线，头版标题是《美澳联合军演：太平洋的新火药桶？》。

这是属于张晓卿的双重宇宙：左手掌控全球30国木材贸易，右手操盘覆盖5000万华语人群的传媒帝国。当环保组织用无人机拍下他位于西伯利亚的50万公顷再生林时，《星洲日报》正在连版报道中国新能源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当《华尔街日报》指责他“用木材美元操控舆论”时，他在福州闽清捐建的第23所侨爱学校正在举行孔子像落成仪式。

这个从闽东山区走出的南洋之子，用一生演绎着一场关于“刀与墨”的史诗——他是殖民者口中的“东方木材大王”，是环保主义者笔下的“雨林毁灭者”，更是5000万华人读者心中的“文化守夜人”。而这一切，都始于1935年那个暴雨如注的闽清小山村。

刀刃上的童年：

闽清基因的南洋裂变

闽清，这座藏在武夷山余脉中的千年古县，自古以“耕读传家”闻名。宋代名臣许将从这里走向汴梁，近代翻译家林纾在此埋下“开眼看世界”的种子。1935年，张晓卿诞生在闽清上京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祖屋厅堂悬挂的“耕读继世长”匾额，成为他最早的文化启蒙。

但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仅3岁的他随家族漂洋过海，最终在砂拉越诗巫市落足。这片被英国人称为“新福州”的土地，表面上是“契约华工的乐土”，实则是橡胶与咖啡的种植炼狱。5岁起，张晓卿就跟着父亲钻进胶林，凌晨三点的星光下，胶刀划开橡胶树的声响，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白噪音。

“那时每道伤口都在流血，橡胶树的血，华人劳工的血。”他在自传《木与墨的交响》中写道。日军占领砂拉越期间，10岁的他曾亲眼目睹一名拒交“橡胶税”的华工被砍头，头颅挂在胶林入口三天三夜。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权力”的原始认知：在丛林社会，要么成为执刀者，要么成为刀下木。

1950年代的东南亚，正值殖民体系崩塌前夜。15岁的张晓卿辍学谋生，在诗巫街头摆过水果摊、当过码头搬运工，却始终牢记祖父临终前的叮嘱：“闽清人出门闯世界，靠的是两把刀——一把砍树，一把算账。”

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一场冒险：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夕，砂拉越局势动荡，英国殖民者急于抛售手中资产。张晓卿变卖所有家当，低价收购了3家濒临破产的小型伐木场。“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殖民者的船票是单程的，而木材永远是土地的硬通货。”

这场豪赌让他完成原始积累。1975年，41岁的张晓卿正式创办常青集团，带着5名亲信挺进巴布亚新几内亚原始雨林。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他用最原始的“伐木换基建”策略征服当地部落：为每个获准伐木的村庄修建学校、医院，甚至用木材置换土地所有权。不到十年，他掌控了巴新4个县的伐木权，成为当地仅次于政府的“土地领主”。

但张晓卿的伐木帝国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环保组织指控他在巴新实施“掠夺式开采”，卫星图像显示，其伐木区每公顷残留树桩数量超标6倍，濒危天堂鸟栖息地缩减40%。然而，他的回应充满东方智慧：1995年，宣布“砍一树植三树”政策，在西伯利亚、加里曼丹等地建立总面积超100万公顷的再生林；2008年，获得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发展先锋”认证，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东南亚企业家；2020年，推出“木材区块链溯源系统”，每一块出口木材都可扫码查看种植、砍伐、加工全流程。这种“破坏-补偿-升级”的循环模式，被《经济学人》称为“东方特色的生态赎罪”。当环保人士在伦敦街头焚烧他的肖像时，巴新某村庄的村民正在用他捐赠的医疗设备迎接新生命——这种撕裂感，贯穿了他商业帝国的始终。

墨水里的战争：

从伐木工人到舆论皇帝

1987年，马来西亚华文报业遭遇“黑色风暴”。因报道敏感议题，《星洲日报》负债2000万马币濒临破产，员工工资已拖欠半年。此时的张晓卿，已是身家过亿的木材大亨，却做出震惊商界的决定：带着两箱现金走进编辑部，当场签署收购协议。

“这不是生意，是救火。”他对时任总编说。这句后来被写入《星洲日报》社史的话，暴露了他内心更深层的动机——当他在巴新的伐木场看到华工子女连中文报纸都读不懂时，当他在国际会议上被西方媒体曲解为“东方野蛮人”时，他意识到：比木材更易腐烂的是文化，比斧头更锋利的是舆论。

收购后的第一个月，他做了三件事：解雇所有非华人员工，要求编辑必须能用闽南语流利交流；头版开设“南洋记忆”专栏，连载华人下南洋的苦难史；自掏腰包500万马币，设立“华文教育基金”。

这场文化豪赌很快见到成效。1991年，《星洲日报》发行量突破50万份，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华文报纸。但真正让他登上舆论巅峰的，是一场横跨三大洲的“传媒闪电战”。

1995年，张晓卿做出第二个关键决策：收购金庸创办的香港《明报》。此时的《明报》因管理层内斗濒临分裂，他却看到了更深层的价值——香港，这个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阵地，正是构建华文媒体矩阵的最佳支点。

他的扩张策略堪称“文化版圈地运动”：在北美收购《北美时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成系列社论，发行量三年增长300%；在澳大利亚创办《澳华晨报》，用整版篇幅揭露当地矿业公司对华人劳工的歧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买下最大电台，用皮钦语（当地混合语言）播报中国援建项目进展。

2008年，他整合旗下23家媒体成立世界华文媒体集团，在马来西亚、香港两地上市，市值突破50亿美元。这个由伐木工人打造的传媒帝国，此时已触达全球5000万华语人群，从纽约唐人街到雅加达华人区，几乎每三个华人中就有一个在阅读他的报纸。

但张晓卿的传媒帝国从不缺乏争议。2012年，《明报》头版刊登“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报道，遭日本政府施压要求道歉。他亲自撰写社论《媒体的脊梁比销量更重要》，结尾写道：“1943年，我的胶刀曾为躲避日军刺刀而颤抖；2012年，我的笔尖绝不会为任何霸权低头。”

这篇社论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焚烧《明报》，但报纸当日销量突破百万份，北美版加印三次仍供不应求。更戏剧性的是，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赞赏海外华文媒体传递正义声音。”

这种将商业行为与家国情怀捆绑的策略，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达到顶峰。当西方媒体集体抹黑香港示威活动时，《星洲日报》连续30天推出《香港真相》特刊，用航拍照片、亲历者访谈等实证报道，撕开“美丽风景线”的伪装。数据显示，那段时间《星洲日报》电子版点击量激增2000%，年轻读者占比从18%跃升至45%。

双面人生：

在刀光与墨影间走钢丝

尽管拥有联合国的绿色认证，张晓卿的伐木帝国始终背负“生态债”。2023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雨林屠夫报告》，指控常青集团在巴新的伐木活动导致当地原住民被迫迁徙，生物多样性下降37%。更具争议的是，其推行的“砍一树植三树”政策被指“偷换概念”——种植的速生桉树林无法为原有物种提供栖息地，反而导致土壤退化。

面对指控，他的回应充满商人智慧：“我们正在投资10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木材循环利用工厂，同时捐建10所环保学校。”这种“破坏-补偿-转型”的模式，被批评者称为“用新的掠夺掩盖旧的罪恶”，但在东南亚多国政府眼中，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智慧”。

在传媒领域，他同样面临“控制与自由”的悖论。2017年，《明报》总编钟天祥因报道马来西亚大选争议被解职，引发“家族干预新闻自由”的强烈质疑。张晓卿在家族会议上强硬表态：“当报道可能危害华人群体利益时，必须让位于文化使命。”

这种“文化优先”的原则，在其女儿张聪接任媒体集团主席后进一步强化。2024年，世界华文媒体集团与字节跳动合作开发华语新闻算法，却被曝对涉及“南洋华人负面新闻”实施限流。文化纯粹主义者痛心疾首：“我们正在用算法重建华人群体的信息茧房。”

作为典型的南洋家族企业，常青集团73%的高管由家族成员担任，这引发多次内部动荡：2015年，侄孙张伟明挪用媒体资金炒房，被判入狱3年；2023年，女婿陈志远执掌的旅游板块亏损15亿令吉，导致集团股价暴跌20%；2025年，孙女张心怡试图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却遭家族元老集体抵制。

在吉隆坡的家族会议上，张晓卿用闽清方言背诵《论语》：“君子和而不同。”随后宣布引入阿里云打造数字化中台，同时设立“家族议会”与“职业经理人委员会”并行的治理结构。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艰难平衡，恰似他整个商业帝国的缩影——在东方伦理与西方规则间，寻找第三条生存曲线。

文明摆渡人：

一个人的南洋史诗

在张晓卿的商业版图中，闽清始终是特殊的存在。他在闽清捐建的23所侨爱学校，教材中专门增设《南洋华商史》单元，开篇即是其曾祖父张鸿恩下南洋的故事；修复的宋代古桥“合龙桥”上，每个栏柱都刻有一句闽清方言谚语，扫码即可观看常青集团的创业纪录片。

这种将家族史与地域史捆绑的操作，暗合南洋华商的集体焦虑——当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他们急需在祖籍地寻找精神锚点。正如闽清侨联主席所言：“每个闽清人心里都有两棵树，一棵是故乡的橄榄树，一棵是南洋的橡胶树，而张先生让这两棵树在云端交缠。”

他的慈善事业同样充满文化心机：设立“冰心文学奖”，要求获奖者必须创作南洋华人题材作品，莫言、贾平凹等曾担任评委；资助重建马来西亚15座百年华人庙宇，碑刻均嵌入二维码，链接常青集团官网的“中华文化数据库”；2008年汶川地震捐赠7000万元，其中3000万指定采购集团生产的帐篷，被《经济学人》称为“慈善-商业闭环”。

这种“文化输出+商业回报”的模式，在东南亚引发复杂反响：华人社群感激其维系文化命脉，西方媒体却指控他“用慈善掩盖资本扩张”。但在张晓卿看来，这不过是“东方智慧”的必然选择——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文化影响力是华人商业帝国的最佳护城河。

当张晓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台下坐着来自30个国家的学生。他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43年胶林里躲避日军的小男孩，一张是2025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发言的老者。“这不是个人的逆袭，”他说，“这是一个族群在殖民遗产与全球化浪潮中，从‘失语者’到‘叙事者’的挣扎。”

这句话道破了南洋华商的集体宿命——他们既是西方殖民体系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害者。张晓卿的双重帝国，本质上是在文明断层带建立的缓冲地带：用木材美元购买舆论话语权，用传媒影响力反哺商业版图，最终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为华人群体争取到一个“既不被同化，也不被消灭”的生存空间。

结语：2025年清明，张晓卿回到闽清祭祖。在祖先墓前，他用砂拉越的橡胶树胶涂抹墓碑，又用《星洲日报》的油墨在祭文上盖章。山风掠过，远处传来伐木机的轰鸣，与祠堂里的诵经声交织成奇特的交响。

这个88岁的老人，终究活成了南洋苍穹下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他是殖民者眼中的“野蛮人”，却用钢笔改写了华人的叙事逻辑；他是环保主义者的“眼中钉”，却让5000万华人在数字时代依然能读到方块字；他是家族企业的“大家长”，却在全球30国建立起最现代的商业版图。

或许正如《星洲日报》印刷车间的标语所言：“墨香深处有刀光”——这刀光，是商业竞争的残酷，是文化抗争的凛冽，更是一个族群在历史夹缝中求存的集体意志。当张晓卿的胶刀与钢笔最终都成为博物馆的展品，后人翻开这段历史时，看到的将不仅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摆渡的轨迹。

来源：新闻焦点海峡茗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