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生于一九O一年阴历五月，今年八十四岁。我是安徽省祁门县西乡文堂村人（现属闪里乡）。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离祁门县城一百里，离江西景德镇一百八十里。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文化也落后。全县只有城里、南乡平里、西乡历口及闪里四所两级小学。
引子
＃本文摘自《绩溪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6月)，作者陈必贶，原标题《我任绩溪县长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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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O一年阴历五月，今年八十四岁。我是安徽省祁门县西乡文堂村人（现属闪里乡）。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离祁门县城一百里，离江西景德镇一百八十里。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文化也落后。全县只有城里、南乡平里、西乡历口及闪里四所两级小学。
我在蒙馆读了三、四年书之后，又先后在历口、闪里小学读了两年半，于一九一五年秋考入休宁万安镇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学。这是当时皖南唯一的最高学府。校长是绩溪人胡晋接（字子承）。他是当时皖南一位先进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到日本考察过教育，对地理学也颇有研究，与绩溪人程铁华先生合作编写过地理教科书和国内各省区地图。他很钦佩当时江苏南通有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张季直。当时他所主办的安徽省立二师有些教员都是从南通聘请来的。我入学时，该校只有两班学生，约一百人左右。我是第三班学生。当时，二师很严格，要求学生“绝对服从”。一九一八年秋，胡校长以“不宜学师范”为由，排除我出校。同时被排斥出校的，还有绩溪七都人曹强（字汰存、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我出校后到安庆，在徬徨中，跟随一位因公往北京的徽州同乡到北京，考进了私立“正志”中学（后改称“成达”中学）。该校学费高昂，我的家庭不能负担，几至辍学。后来幸得同班同学吴羹梅（现在全国政协常委）的帮助，我不但在中学毕了业，还于一九二四年春考入上海同济大学。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五个年头，国共开始合作，全国各地革命气氛日益高涨。上海当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宣传活动的重点地区。《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及其他革命书刊在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受到欢迎。共产党的宣传家恽代英、肖楚女、向警予（女）不断在一些集会上对广大群众作激动人心的演讲，使当时上海成为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城市。我当时思想上也深受影响，并在同济大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之一。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这次运动中，我与同济大学的一些进步同学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当进行反帝宣传示威时，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前，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时打死打伤数十人。我虽幸存，但目击当时情景，至今犹有余愤。“五卅”惨案发生后，更加激起上海学生、工人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十分惊慌。他们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火焰。
一九二六年四月，同济大学当局奉上司命今，通告全校学生，一律填写不再参加学生运动的“誓约书”。不愿填写者或填写而不履行者，均受开除处分。这样，更激起广大师生强烈的反抗。结果，同济大学开除了学生二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有同情我们而自动退学的同学八十余人，都和我们一起离校。同济大学学潮引起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共合作时期）的关注，他们通过上海党组织，告知这次离校学生，愿到广州去的，一律受到接待；愿转学或参加工作的，中央党部均负责安排。这个消息，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
同济离校学生除少数几人得到家庭允许准备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共约八十余人，均分批搭船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到达广州。这批同学大部分转到广州中山大学继续上学，有七、八人被批准进入黄埔军校。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或军师政治部工作。我的工作是总政治部组织科党务股员。当时我的科长是季方，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
一九二六年七月下旬，我们政治部同北伐军一起出发，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最强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由于北伐军奋勇作战，八月份占领了湖南，九月份就打到武汉。吴佩孚一败涂地，逃往北方。北伐军把矛头转向“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首先从株州东向进攻南昌。总政治部分遣一部分人由季方率领，随军从萍乡东进。我是其中一员。十一月占领南昌。总政治部在南昌成立分部，由副主任郭沫若主持，李一泯（原名民治）为分部办公室主任。下设宣传编纂、社会、党务、总务几个股，我被派为党务股长。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在南昌阴谋与武汉国民政府分裂。但因军阀孙传芳还盘踞南京，上海一带要地，他仍以总司令名义指挥北伐军分路进攻皖苏及浙沪。四月初，孙传芳军全部溃灭，孙军的地盘全由北伐军占领。蒋介石进占南京、上海后，即抛弃了一向表面拥护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现出其狰狞面目，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及左派国民党员。我们总政治部分部于四月中旬刚抵上海，正准备开展工作，即遭到蒋指示的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派兵突然抄封，并将当场在部内未外出的二十余人逮捕，送往龙华关押。我当时也被逮捕，在龙华关押十余日后，由季方亲往保出（季方当时在东路军工作，尚未表示反蒋）。我出狱后，立即逃回武汉总政治部，仍被任为党务股长，又随武汉北伐军前往河南，讨伐奉系军阀。七月间，武汉革命政府告败，邓演达、宋庆龄等出国，我所亲近的领导人和朋友一时星散，我也失业回到上海闲住，在这期间，我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新文艺书刊。
一九三〇年三月，由于一位在上海干工会革命工作的朋友，把一架油印机及一些宣传品放在我住处，被租界戈登路巡捕搜查发现，因此我被巡捕房拘捕。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审讯，我被英租界法庭判处徒刑四个月，送进上海提蓝桥大监狱执行。期满出狱后，适杨虎城将军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我经友人介绍去西安晋见杨将军。当时秘书长是南汉宸（地下党员）他对我一见如故、很信任。他叫我主编一个《新陕西》月刊。并接受我的建议，由他筹集资金，让我在西安开办一个名为“西北文化书局”的书店。一九三二年七月，杨将军并派我兼任他的军事指挥部的“参议”，代表他到四川回访几位川军首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人。是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杨虎城愈来愈不放心，用最大压力，于一九三二年底逼使南汉宸离开陕西。蒋的宪兵和特务在西安横行起来，有些人被逮捕，西安形势恶化，我也于一九三三年离开陕西，回到安庆。
回安庆后，经友人介绍，我在安徽省建设厅当了一名视察员。一九三四年春，由于我的同县朋友谢仁钊（他当时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要出国留学。推荐我在省党部接替他的工作。当时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委员吴遵明、魏寿永等都是“中统”骨干。他们对我要进省党部工作非常不满，但表面不公开反对。他们暗中向当时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推荐，认为我可以做一个“能干”的县长。实际是苗培成等排斥我进省党部的一个阴谋。我一向反对在那种社会里当县长，但刘镇华一定要我“屈就”，还是由省府秘书长王印川亲到我家“劝驾”。并说：“你正当年富力强，应该直接到民间去，做些富国利民的事”。经过他们一再劝说，我终于答应刘镇华去当皖南绩溪县长，一九三四年十月，我到绩溪就任。
绩溪是皖南一个小县。当时全县人口有七、八万人，比皖南的旌德、黟县人口稍多。绩溪当时和黟县一样，男子大多在外经商，妇女在家劳动，耕耘小块田地。当时这个县，由于在外经商的人乐于捐款给家乡办学，乡村小学教育颇为发达。也有在小学毕业后，升中学、大学的。因此，当时绩溪县知识分子较多。但在旧中国知识分子出路难找，除当教员外，有的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事党政工作，有的在城市里搞新闻事业，有的年龄较大的就赋闲在家。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派别斗争十分复杂、政治腐败，民生痛苦。
许多有良心血性的知识分子，或即投身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或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反对蒋家政权，或内心厌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明哲保身”，避免横祸。当时绩溪的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抱后一种态度的人居多。只有一小撮利欲薰心的人拥护蒋介石，投靠CC或复兴社，企图保持一官半职，宁愿出卖人格。当时绩溪只有一条由芜湖通屯溪的公路。这条路实际起自南京，远通景德镇，直往南昌以西。不过当时与皖南有关的，每日就只有“芜屯”间及“屯景”间两次班车，交通很不方便。
我才到绩溪任县长时，绩溪全县平静无事。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来当县长了，就趁此多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帮助本地人办好国民教育，严禁贩买和吸食鸦片及其他毒品，保护山林，量力而行地兴建一点水利。对于县政府本身的陈规陋习，更要大力改革清除。总之，在那样的社会里，我也并无兴革大志，只是不想做一个旧式的贪官污吏，以免遗臭民间而已!
不料事情大出意外，我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绩溪后，即接二连三地收到省保安处及休宁专员公署（据查：从1932年10月起，绩溪划属安徽第十行政督察区管辖，此时不叫休宁专员公署——原编者注）来文，要求皖南各县赶紧修理城墙，建筑碉堡，以防共产党红军“窜扰”。十一月间，休宁专员公署（同前注）还召集所辖县长去专署开会，由专员石国柱（全椒人)宣读上级几个文件和电报，认为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已由江西进入浙江，有到皖南的可能。要求各县加紧准备、修筑城墙、积极防御。
我回县后，也曾邀请县属各机关负责人，乡镇长及县内几位乡绅开会，传达专员公署的开会情况，商讨“修城”，“筑碉”的事。当时众议纷纭，莫衷一是。大家认为绩溪人口少，财政困难，且上司又不拨款“修城”，“筑碉”的任务难以完成。我当时在会上提议：为响应上司号令，我们在南门外公路旁建一个小碉堡，估计花费一百元钱就够了。关于修城问题、则计划把县城最繁荣的南门城楼修一下，使上级面子过得去就行了。大家都表示赞成，并要我在南门城楼修理完工后，写几个字，制一块匾挂在城楼上，以壮观瞻。
我立即提出，把“众志成城”四个字作一块匾挂在南门城楼上，大家一致同意。上司急如星火要求修城筑碉，我只能这样应付过去。
我到绩溪后，对县政府机关内部即着手整顿。第一，清查县政府内有无嗜食鸦片及毒品的人员。发现巡官（当时县警察部门领导人）倪佩予(是我祁门乡亲)有吸食鸦片旧癖，我即撤除了他的职务，第二，废除旧衙门收发室人员对于人民递投到县政府的文书或状纸要收“门包费”的陋规。我派了一个收发员名叫刘宪文，是一位纯正青年，他遵照执行。第三、裁汰县政府的警卫员，引用有点文化的青年农民，每人都按规定发给薪饷。他们下乡办公，由公家发出差费，不许向群众要钱。第四，以前县长下乡都坐四人抬的轿，轿夫和随行的警卫人员的食宿开支，都由所到的乡村供给。我彻底废除了这一陋规。我买了一匹马，作为我下乡工作之用。我每月虽有一半时间在乡下，但我和随行人员却由自己出伙食费，住的地点大多是学校。第五，传统惯例是“官不修衙”，我初到绩溪时，县政府和宿舍及监所都破败不堪，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县府北墙外有一片空地，堆着多年留下来的残砖破瓦，十分荒凉。我认为这必须逐步整修。遂组织了一“维修委员会”，有地方人士胡运中、周檀夫、胡子敬、汪孟邹等。我将抓获贩卖鸦片及开场聚赌的非法分子所缴的罚款，交由维修委员会保管，用以逐步修理县政府的房屋。数年中修建了一个开会的礼堂，并清除了那片陈年累月堆成的瓦砾场，砌了围墙，栽植花木，把县府建成一个小花园似的。当时有人窃窃私议说：“县长修衙，不会吉利！”我对这种迷信言论，毫不在意。
关于方志敏率领红军经过绩溪县境的情况。自从这年十一月休宁专员公署（见前注）召集所属各县长开了一次防务会议之后，除了省上派了一团保安部队到了屯溪外，约个把月未见有何军事消息。可是到了十一月廿七、八日（一九三四年），休宁专署拍来急电说：方志敏部已到浙皖边境的昌化县附近了，浙江省保安司令俞济时正在指挥部队在浙江西北面堵截，方部很有可能进入皖南。专署命令我急速派遣县自卫队及民兵到昌化与绩溪交界处的险要山口，努力防守。并要求随时将前方军情以电报或长途电话报告专署。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邀集县属各机关负责人，县自卫队长周志达及城内各界人士会商，当场有许多人惊惶起来。认为绩溪只有一个自卫队，人枪不足一百，县境内又没有其他武装部队，怎能防守得了呢？经过商量，决定由周志达队长率领自卫队两个分队到十三都逍遥岩（即江南第一关）防守，还留自卫队一个分队（三十余人、枪）维护县城秩序。我并交待周队长：“上级既有命令，要我们派武装部队扼守关口，你不能不去一趟。但我们这支自卫队，是无法抵抗红军的，我们的任务是到前方关口察看风声，探听军情。一见红军大队人马接近关口时，我们自卫队就可全部撤回，以便将军情向专署报告”。
周志达队长带了两个分队开往逍遥岩关口后，数日并无消息。十二月三日，周队长忽然率领原队回到县城，并说:“大批红军已进入绩溪关口，正向西挺进”。我就把这个消息用长途电话告诉了石国柱专员。我当时并对他说：“绩溪目前除了一个自卫队的中队，再无别的军队了。如果方志敏的全部红军开进来，我们是无法低抗的。”石国柱在电话里回答我说：“目前徽州专署除屯溪有一团省属保安团外，再也无军队了！”同时他又说：“如果方志敏军队全部进了绩溪，徽州的事就难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四日，方志敏率领的红军约七、八千人，从昌化县境通过逍遥岩后，经过伏岭下、大石门等村，到达芜屯公路旁离绩溪县城二十里的扬溪小镇。当时绩溪县境内尚无国民党军队，因此红军过了逍遥岩的险关后，就毫无阻挡地长驱而入。当休宁专员石国柱得知这个消息后，忧惧万分，他深恐红军要沿公路直下屯溪，当晚他就征得驻在屯溪的安徽省保安处副处长的同意，赶速派了一营保安队来到绩溪县城，由一名副团长率领。这位副团长得知红军已到扬溪，而且人数很多，他和他的保安队当夜也未敢开进县城，就拉上公路旁与县城相对的山头上驻扎。但一夜之间，不但未见红军冲向绩溪县城，而且连枪声也没有。保安队一营人在山头上，一夜销声匿迹，不敢发一枪。当时我们住在城内的人们除少数胆小而富有者临时逃出城外，大多数人一夜都未敢睡觉。大家也都心怀恐惧、打算如果红军向县城开来，即临时出城躲避。谁知这一夜从扬溪到县城廿里路之间，竟安然无事，也未见有伏岭下、大石门及扬溪各村难民逃到县城来告警求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红军未曾到达扬溪么？难道红军开到扬溪而未经过这些村子么？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迷我们在四日夜至五日上午、都在胡猜乱想。等到五日中午，扬溪方面有人来说，红军在扬溪住了一夜，黎明时分就向旌德方面开走了。全城的人闻此消息、都大为惊奇。
对于红军离开了扬溪的消息的突然而来，我也将信将疑。五日下午，我决定带几个县警、亲自到扬溪看看究竟。我到扬溪后，镇上居民全已回家。扬溪街上除了几家店铺尚未开门营业以外，一切似乎和平常一样，不象有大军经过的样子。我召集了当地乡长和一些居民，问问红军昨夜在扬溪驻扎的情况，住户有什么损失？他们说：“红军在扬溪周围驻了好几个村子，对居民的东西，全未乱拿，只是向几家储存稻米较多的住户要了一些米或稻谷”。他们又说：“红军带有轻便的碾米机，是烧油发动的。这个碾米机，一夜都在开动未停。”我问扬溪居民，有谁见到红军领导人方志敏没有？他们说“红军大多穿着灰布旧军服，也有穿黄色的，还有穿老百姓一样衣服的，分不清谁是官长”。他们告诉我“红军在扬溪经过并驻了一夜，临走时未曾拉一个民伕，也未打骂一个居民。居民的财产，安全没有受到损害。”当时扬溪居民对方志敏率领的红军，丝毫没有恐惧情绪的表现，好象红军经过和驻扎，是件极平常的事。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我当晚回县后，即接到专员石国柱的电话，问绩溪情况，我说：“红军今日（五日）黎明就全部向旌德县方向开走了，绩溪无损失。”
十二月五日，一营保安团队由绩溪城外的山头上撤下来后，得到屯溪方面来的命令，也全都撤回去了，绩溪方面又安静下来了。但十二月六日，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率领的王耀武独立旅和属于第三军的李文彬旅（云南人）由广德、宣城方面相继开到绩溪来了。他们的部队都显得很疲困。据说他们多日来走了许多路，目的是要追上方志敏的红军，但红军“神出鬼没”，始终追不上，俞济时等都表示恼火。他们的队伍在绩溪县住了一夜，第二日就向歙县方面开去了。我当时想：红军纪律严明，不打忧老百姓，又专我山间小路行军；而俞济时率领的军队则往往沿公路走。这一快、一慢，显而易见了。可是，在一星期以后，由歙县传来的消息说：红军在黄山汤口地带，与国民党军几万人大战一场，红军损失不少。数日后听说红军已由黄山通过休宁山地，向浙江开化县方向走了。这一消息来得突然、出人意外。我当时想：假如方志敏率领的数千红军，进入皖南以后，即分成较小队伍，分散在皖南、浙西、赣东北一带打游击、宣传抗日政策，发展革命组织，很有可能站稳脚跟。红军不该集中在黄山脚下与国民党军打硬仗。
红军离开绩溪后数日，十三都村民在一个树林里发现一个红军病兵(未带武器）。他们把这一病兵送到绩溪县政府来。我看这个病兵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据他说：他是江西抚州人，二十三岁，读过一、二年书，在红军中只有一年光景。因生病发烧又吐泻，以致掉队。我见其情可悯，叫他留在县政府警卫队把病养好再说。过些时他病好了，我准备放他回家乡去，他也愿意回去。当时警卫队里有人说：“在他回去的道路上，还是兵荒马乱，沿途都要遇到盘查哨。他这样人，回得去么？”我认为这话也有道理。于是让他留在县政府当马佚，每月给他与县府警卫员同等薪饷(工资）。他到一九三六年冬，才回江西家乡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间，我怀着“寻幽探险”的心情，去到所谓“江南第一关”（逍遥岩）看看。我骑着马，带了几名警卫队员，由十三都伏岭村一位老农带路，翻过几重陡峭的山岩，进入“第一关”的范围。途中遇到重重奇形怪状的岩石，马不能骑，只能攀援路旁草木，小心地缓步前进。由伏岭到逍遥岩有人家的地点约有三十里。
徽杭古道——逍遥谷(不确信为实地实景)
其中散落住着二三十户人家，他们靠着零星小块砂砾地种点庄稼为生，十分贫苦。他们对我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位县官到这里，也未见过一位先生（读书人）来过这里”。确实的，这里在当时既无小学，也无蒙馆，居民都是文盲，但很淳朴。他们告诉我：“前数月红军经过这里时，虽有一部分在这里住了一宿，但大部分都是行军经过，所有居民家都无损失。”我们当时也很疲乏，这一夜就在逍遥岩的居民家住下了。第二天，我们又徒步翻过高山，到了荆州。这里也是绩溪边境上一处小盘地，四面都是高山。有几处村落，较大的一个村落就是上胡家村。这里有一所小学，居民中识字较多，还有升中学读书的。由上胡家村东向，走羊肠小道约十多里，就是浙江昌化县界。由上胡家村往西北，跨过一条十多里的荆坎岭，就到坎头村。我在绩溪三、四年中走过多次。这一带在大队红军经过绩溪之后，数年之中一直安静无事，这一带居民中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我在当时每年总要去几次。
我在绩溪时，由于自己责任心的驱使和欣赏当地风景，曾在各村巡游。我认为，我在绩溪时，绩溪地方不能说没有共产党员或党的地下组织，但当时在绩溪境内似无党的武装组织，因而也无党的武装游击根据地，这是事实。
一九三五年开始，宁国县东乡与昌化毗邻地带，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活动。这支游击队逐渐发展后，由当时宣城专员公署报请上司派军队围剿。于是派来一旅国民党军队到宁国县，旅长名鲍刚。这一旅人在宁国驻扎二、三年，未听说将宁国与浙江边界上游击队消灭，鲍刚旅只保护芜屯公路安全通车，被他的上司认为有功。宁国境内红军游击队曾于一九三六年冬间，有一支约两百人的队伍，于一个夜间由丛山关西边进入绩溪二、三都，通过六、七都，在第二日上午经八都上庄付过岭，向歙县和太平边境去了。当时绩溪二、三都及上庄村沿线居民多在梦乡，只有上庄有些人觉察到了，沿线住户都未遇到惊忧。
可以说，绩溪虽然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生一次方志敏率领的红军过境，一九三六年冬又有一支人数不多的红军游击队经过岭北乡一些村落过境东去，但红军经过的时间都很短暂，沿路很多居民大多数未见到红军。绩溪地方，在日本侵略军未占领南京以前这数年间，基本上是安定的。在这期间，我们还在县城北门外修建了一个拦河水坝，使县城居民用水大为方便。又请求省教育厅拨款、由地方协助，在县城附近孔灵村建立了一所崭新的徽农学校。全县各项事业，虽不能说有什么发展，但也未见萧条。
在我未来绩溪以前，关于国民党绩溪县党部的委员有几次变更。据我所知，在一九二八年县党部的委员有葛剑寒（剑谈）、石原皋等人。一九三〇年前后，县党部制度改变，每县只有一个“指导员”和若干职员组成县党部。当时绩溪县党部指导员为绩溪人陈陶庵，是一个顽固分子。一九三四年底县党部指导员周卿云由外县调来替代了陈陶庵。周卿云对绩溪各界的态度比较园通。也不大吹毛求疵地多事。当时省上派有一个“肃反专员”姓武，住县党部，他大部分时间是兼管宁国方面的“肃反任务”，在绩溪时间不多。我在绩溪期间，未听说肃反专员在绩溪境内破坏什么地下组织，也未听说有地下党员被捕。
我在绩溪数年，由于平时不关心“肃反”问题，因而被CC和复兴社分子仇视，落得一个凄惨下场。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正式开战了。八月日军在上海登陆，十月间南京失守。日本侵略军在长江及铁路沿线派飞机狂轰滥炸，于是长江航路几乎阻寨，从南京撤退下来的军队和逃亡的难民大量来到徽州地区，陆续地沿公路向江西方面逃去。绩溪被当时国民党军队准备作为对日防守的第一线了。于是绩溪在当时有两件大任务：一件是每月要安排过境的成千上万的难民的住宿，有些穷困难民还要给以救济：一件是动员人民协助退下来的军队在丛山关左右两侧三三十里(注：原文如此，有些莫名其妙)的山构筑防御工事。因此绩溪地方不得不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作出巨大牺牲。我召集全县各机关、乡镇负责人及士绅等开会讨论后，决定：为支援抗日，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都赞成。当时有一位在浙江孝丰县经商回绩溪避难的周姓宦户，大家劝他为抗日捐献一千元，他一贯对地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这次他顽固地拒绝捐献引起许多人愤怒，我把这姓周的软禁在县政府，但对他还是以礼相待，劝他捐献，他始终不肯，并且利用金钱拉拢一些仇视我的人，其中有南京逃回的唐少澜，芜湖安庆等地逃回的陈陶庵、汪士藻等，还有县军训教官郭屏岩，县政府秘书张子鸣（振铎）等，再加地方上因卖烟毒或聚赌被我申斥过的几个恶绅。他们一向或明或暗地仇视我，就利用周富户的金钱勾结起来，造了我许多罪名，向当时桂系军阀主持的安徽省政府控告我。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安徽省政府搬迁到了皖北六安县。该省府未调查考察，就密令徽州专员厉德仁（接石国柱的职）把我撤职拿办，并要押解六安县保安部军法处审讯。
厉专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带了两大卡车武装保安队突然来到绩溪县府，一见我就说：“省府有令，因为你有罪，立即撤职，并押送六安，由军法审判”。于是不由分说，就呼武装兵士把我绑架到卡车上，驰离绩溪。到专署押了几日后，专员就派了一名排长及武装士兵二十名，押送我往六安。当时芜湖已被日军占领。我被押解所走的路，是由歙县往北，翻过一条大岭，经太平、石台、贵池地界，通过安庆，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到六安。我被押解到六安后，就被投入省保安部监狱，好象我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有可能上法场“处决”。
但是在我离开绩溪之后，绩溪绝大多数人民对我同情。绩溪各界团体，各学校、各界上层人士即联名呈请省政府陈述我在绩溪的政绩，要求省政府迅速把我释放。同时皖南正在督建防御工事的军队司令官薛岳，也根据其部下的意见，认为我在绩溪接济大批过境难民，动员人民协助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很出力。薛岳发电报给六安省政府要求把我释放。另外还有六位有影响的安徽教育界老前辈，如克明甫、沈子修等。当时也在六安，以前对我也有点认识。他们知道我被撤职拿办，并押解到六安待讯，认为其中必有冤屈。于是他们先后去见省政府代主席张义纯，问我究犯何罪？由于以上几种压力，安徽省政府桂系军阀才把我释放。时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
在我被押解由绩溪到六安过程中，除我妻吴幼云（现是西安市退休中学教师、75岁）陪伴我外，还有县府青年干部无为人薛守愚，也自愿一直陪我到六安。薛守愚原是共青团员，在南京被捕释放后，由我引用来绩溪的，解放后听说他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为什么县政府秘书张子鸣（河南人）要参加密谋一起控告我呢？这说明知人之难。张子鸣在一九三一年期间，曾在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担任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三三年冬在西安被捕，一九三四年九月在安庆反省院释放出院。大约他在反省院已叛变，而且加入了复兴社。但我完全不知，还把他看成“好人”“老朋友”。我来绩溪当县长，就请他一起同来，当县政府秘书、科长，把他当作可靠的人，他知道我一贯的思想作风，又知道我在县政府用的人有些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如薛守愚）。还知道我于一九三八年春暗中资助我的亲表弟许丹（原名王绍柽 [chēng]，祁门箬坑人，解放后任湖北省广播局局长，现已离休住武汉市）去延安军政大学。他把这些材料供给军训教官郭屏岩等，以加重控告我的罪状。他以两面派手法欺蒙我。我被捕后才认清他的卑鄙阴谋，也怪我太不“知人善任”了。
我离开绩溪已四十多年了，绩溪地方的绮丽风光和许多人士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是永不能忘的。由一些朋友的通讯中，我知道绩溪在解放后和全国广大地区一样，已有突飞猛进的变化，我由衷地喜悦。正是：“沉舟侧畔干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984年11月于西安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