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在此刻，“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贸易战”，正伴随着关税的硝烟，从贸易、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撕裂着当下人类赖以生存的经贸体系，这似乎是历史的偶然，但又是人类的必然！

历史的有趣，在于其总是用生动的案例在回答人类当下的问题，因此，“历史总有答案”！

历史的无奈，在于不管过去的经验有多惨痛，但人类总是相信当下不同于过往，所以，“历史总被遗忘”！

就在此刻，“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贸易战”，正伴随着关税的硝烟，从贸易、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撕裂着当下人类赖以生存的经贸体系，这似乎是历史的偶然，但又是人类的必然！

在历史镜像上，20世纪初相同的岁月里，恰好“人类第一场全球贸易战”刚结束不久，而“柯立芝繁荣”即将落幕。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下20世纪的3次改变国际经贸秩序的重大事件，他们分别是：“英德、美欧及美日贸易战！”

而这三次“贸易战的过程和结果”更是出人意料：英德相争，美国称霸；美欧相争，日本得利；美日博弈，东大崛起！

冥冥之中似乎也佐证了前日伯克希尔2025年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先生的历史金融观：拉长时间看，现在的困难并不算困难，我们都处于历史最好的时代，贸易不该被当作武器！

贸易战主体与主要受益国GDP对比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自由贸易区，零关税几乎成了大英帝国繁荣的象征！然而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德国等新兴经济体利用其劳动力成本和“关税同盟”的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很快就形成了相对英国的“产能过剩”，进而发展为对英国市场体系的产品倾销，而英国由于恪守自由贸易，导致本国工业和农业竞争力，相较德、美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衰退。

于是，当时间来到20世纪初，彼时的英国，在国际政治观察家们眼中的形象，已是一个“疲惫的巨人”，因此，如何维系摇摇欲坠的世界经济、军事双超地位，成为了当时英国政治家们无可逃避的话题！

1903年5月15日，英国伯明翰市政大厅，张伯伦正开始发起关税改革运动，英国必须依托关税体系，建立起一个贸易保护之墙，即：帝国特惠制！如此才能保证大英的“殖民地市场”免受德国等新兴经济体商品的倾销！

而这次演讲标志着英国打响了20世界初全球贸易战的第一枪，其经济政策放弃了自《谷物法》、《航海法》取缔以来的“全面自由贸易主义”政策，重新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同时，由于“经济优势理论”的失效，英国虽试图通过保护主义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却加速了产业空心化，1913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从1870年的32%降至14%，而德国的比重却达到16%，跃居世界第2位，其钢铁产量在 1913 年更是达到 1760 万吨，全面超越了英国的 778 万吨。

这种“国际分工结构性失衡”为一战埋下了伏笔，也引发了英国的恐慌，双方关税税率从 1879 年的 10% 飙升至 1914 年的 25%，导致英德贸易额从 1890 年的 1.8 亿英镑暴跌至 1913 年的 0.8 亿英镑。

为了重新获得市场，德国在经济上继续加强自身工业竞争力，推动“德国制造”品牌走向全球。同时，德国全力发展海军，意图保护其海上贸易路线，虽然在1898-1901年间，英德双方均寄希望于同盟谈判，来缓解彼此的紧张关系，但最终因双方战略目标不可调和而失败。

于是，一战爆发，战争彻底摧毁了英国的经济根基：1914-1918年，英国国债从6.5亿英镑激增至74亿英镑，黄金储备流失40%，被迫向美国借款47亿美元。

1917年美国通过《自由公债法案》向欧洲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其中85%流向英国，这些债务均以美元计价，这迫使英国在战后以黄金偿还，导致英镑兑美元汇率从1914年的4.86暴跌至1925年的4.40，同时，美国还全面控制了英国战争时期发行的“战争公债”，并以此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抵押权，成为了大英帝国事实上的金融拥有者。

而战争的另一方德国也是一样，美国通过“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全面介入德国经济，美资则通过BIS国际清算银行的业务活动，成为了德国的最大间接债主，至此，原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全部成为了美国的经济附属。

在这期间，美国通过战争信贷将国债规模从1914年的10亿美元扩张至1919年的250亿美元，截至1920年，美国已经控制全球40%的黄金储备，英镑黄金兑换权终结，美元结算占比从1914年的25%飙升至1925年的60%。

随后的“大萧条”和“二战”，又进一步削弱了欧洲，于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由于美国已经掌控全球70%黄金，西方正式确立了美元-黄金体系，美元彻底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成为了英德贸易战及其后续事件延续的最大赢家。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注入124亿美元援助，表面是复兴欧洲，实则通过“欧洲支付同盟”强制要求贸易以美元结算，为此，松散的欧洲根本无力阻挡。

于是，在生存问题面前，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并增强，1958年欧共体成立，欧洲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

由于美国必须输出美元，因此不可逆转的陷入特里芬困境，美国贸易逆差从1950年的14亿美元扩大至1970年的106亿美元，黄金储备则从2068吨降至880吨。

而且，美国的本土制造业在战后快速被国际分工模式取代，这使得美国本土对欧洲的竞争压力陡然增加，贸易摩擦也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同时，美国的经济结构，一直是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就让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也遇到了市场瓶颈。

1962年，双方终于开始长达10余年的贸易战！当年，欧共体决定对美国鸡肉加征 25% 关税，以保护欧洲本土养鸡业，同年12 月，美国宣布对欧洲大众汽车、法国白兰地、荷兰土豆加征 25% 关税，史称“鸡肉战争”。

随后双方贸易额下降，美国鸡肉对欧出口从 1961 年的 4500 万美元跌至 1963 年的 2000 万美元，欧洲的大众汽车对美销量在 1963 年初就下滑 10%。

1967 年，由于国内需求增长放缓，同时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美国钢铁进口份额从 1960 年的 4.7% 上升到1968 年的16.7%，美国钢铁行业盈利能力快速下降，于是集体寻求贸易保护，随即美国与欧洲又爆发钢铁冲突，史称“特顿战争”。

由于在贸易冲突期间，美国已经面临债务高企问题，当时外国持有的美元债务超过470亿美元，已远超美国价值178亿美元黄金储备，市场担忧美元贬值，伦敦金价飙升至40美元/盎司，远超官方汇率锚定的35美元。

而且，当时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美元的霸权地位表示不满，不断质疑“美元的嚣张特权”，并率先运回此前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这被认为直接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随后，1971 年8月15日，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元与黄金挂钩体系濒临崩溃，贸易逆差扩大至 200 亿美元，“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为转嫁危机，宣布实行黄金双轨制”，并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加征10%附加税，这一系列举措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货币体系转向浮动汇率制，牙买加体系开启。

接着，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滞涨，美元与石油挂钩开始，美国GDP增长率从1973年的5.6%骤降至1975年的-0.5%，而日本则趁机通过产业升级实现逆势增长，1970-1980年，日本汽车出口量从109万辆增至597万辆，占美国市场份额从5%升至21%，半导体行业产值更是占据全球半壁江山。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利用美元贬值机遇，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自身却不断聚焦电子、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领域。

日本的高速发展，成功的在欧美市场双向实现出口替代，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1985年日本外汇储备达845亿美元，占全球美元外储的25%，日本东京房价总值超越全美土地总值，泡沫经济达到历史峰值，“日本可以说不”成为时代的标志！

这种“贸易型的美元循环”削弱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为美日直接贸易战埋下了伏笔。

美日贸易摩擦实际上由来已久，但因为美国地缘政治的需要，所以美日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合作大于竞争，日本也完整的享受到了美国的产业和资本转移福利！

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陷入 “滞胀”，里根政府初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支出扩大和储蓄减少，另一方面高利率严格控制货币总量，这使得美国对日本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外净资产余额不断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美日贸易失衡。

1984 年美日贸易逆差突破 1000 亿美元，占美国总逆差 40%。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和日本的主要竞争压力，形成了 “铁锈地带”，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使得美国国内对日本贸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希望日本经济从制造和外贸主导，转向内需及消费型经济结构！

于是，美日贸易摩擦从1960年代的纺织品、1970 年代的钢铁，再到 1980 年代的汽车和半导体，彼此的商品附加值越来越高，最终引发了诸如“柯达 - 富士案”的直接贸易冲突。

为解决美国面临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调整国际汇率失衡，并推动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1985 年，美日德法英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兑美元汇率从 250:1 升至 120:1，日本出口额从 1985 年的 41.96 万亿日元暴跌至 1986 年的 35.29 万亿日元，1986 年日本实际 GDP 同比增速从 1985 年的 6.2% 下降至 3.2%，而美国则通过《广场协议》，收割了日本3.5万亿美元财富。

为应对冲击，日本企业加速 “海外屯田”，1985-1995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 1.2 亿美元增至 75.9 亿美元。

同时，日本的产业转移还与“东大改革开放及制造强国战略”形成共振，1990-2000年，恰逢苏联解体，国际供应链格局重塑，日本通过“大雁体系”，成功向华实现产业转移，此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0.6万亿元增至3.9万亿元，年均增长13.1%。

日资在其中的作用巨大，例如，1990年丰田在天津建立汽车零部件基地，1994年松下在苏州设立半导体工厂，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培养了东大第一代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而这些企业的产品，70%又返销日本，或直接出口欧美，形成“日本技术+东大生产+全球销售”的闭环。

1990 年，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 20.2%，东大仅为 3.5%；到 2000 年，日本降至 15.7%，中国升至 7.0%。这种变化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加速，东大制造业增加值在 2010 年成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汪文灏Roy

来源：文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