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0年8月的一个下午，高考揭榜日。老家矿区的广播站反复播报着考上大学的名单，我许大明的名字被念了三遍。煤矿的喇叭里传出我的名字时，正在井下作业的父亲据说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算多算少

＂叮＂——一条短信通知，三十万元入账。备注：周叔叔，周阿姨。

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刺眼，我盯着那一行数字，仿佛看到了煤油灯下的苦读时光。

窗外是九十年代初省城的霓虹，斑驳陆离。明天我许大明就要结婚了，而这笔钱，来自我大学同学吴建国的父母。

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夏天的情景。

那是1990年8月的一个下午，高考揭榜日。老家矿区的广播站反复播报着考上大学的名单，我许大明的名字被念了三遍。煤矿的喇叭里传出我的名字时，正在井下作业的父亲据说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我们家住在矿区的筒子楼里，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门帘是母亲用废旧衣服缝的，门口放着父亲每天洗煤矸石的木盆。

喜讯传来那晚，父亲难得买了二两散装白酒。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满手的老茧端着粗瓷碗，醉醺醺地说：＂大明，咱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你爷爷那辈子没见过文化人，你爹就是个挖煤的，现在咱许家终于有人能坐办公室了！＂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笑着数落他：＂喝什么酒，钱要省着给大明上大学用。＂父亲摆摆手：＂咱不能穷了志气，今天这酒，值！＂

那时的高兴劲儿，就像过年放了一挂二踢脚，噼里啪啦地在心里炸开了花。

可天不遂人愿，入学前一个月，父亲随一个抢修小组下井处理水患，发生了塌方。当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走了，胸口还压着一块煤矸石。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得那么厉害，她抱着父亲的工作服，整夜整夜地坐在炕头。

矿上给了五千块钱的抚恤金，算是当时不小的数目。母亲含泪将准备的五百元学费塞给我：＂去省城，好好念书。你爸这辈子就盼着你有出息。＂

那张发黄的五百元大团结，是母亲从枕头底下的铁皮盒里拿出来的，边角都磨圆了。

开学那天，我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补了又补的衬衫和一本高中奖状。站在金碧辉煌的省城火车站，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五百元，在矿区可以撑很久，但在这座城市里，我不知道能熬多久。

报到那天，我揣着五百元站在校门口，茫然不知如何度过四年。宿舍费、书本费、生活费……每一项都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心头。

＂许大明！老乡！＂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吴建国，我高中同窗，一个圆脸膛、说话爽快的小伙子。在矿区中学，我们是同桌，经常一起去学校旁边的小溪摸鱼，一起在山坡上放羊。

＂你家不是在省城吗？＂我问。

＂对啊，我爸在东风机械厂当车间主任，家就在厂子附近。＂吴建国拍着我的肩膀，＂听说你爸...节哀啊，老许。＂

我低着头没说话，心里一阵酸楚。

吴建国像是看穿了我的窘境，拉着我的胳膊说：＂许大明，你就住我家吧，反正学校离我家不远，坐11路公交车就到了。省钱！＂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这份好意。

＂别犯轴，咱俩谁跟谁啊！＂吴建国不由分说拖着我去了他家。

吴家住在东风机械厂的家属院里，一栋五层的红砖楼，三居室的楼房，在当时算是不错的条件了。客厅里摆着一台14寸的牡丹牌彩电，茶几上有一个仿古电话机，墙上挂着吴建国的全家福。

＂爸，妈，这是我同学许大明，就是我常提起的那个学习特别好的。＂吴建国介绍道。

吴叔叔四十多岁，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衫，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支英雄牌钢笔。吴阿姨个子不高，梳着短发，脸上总带着微笑，穿着一件碎花布衣服，系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和面。

＂来来来，快进来坐。＂吴阿姨热情地招呼我，＂建国常在信里提起你，说你特别能学。＂

吴叔叔递给我一支＂大前门＂香烟，我连忙摆手：＂叔叔，我不会抽烟。＂

＂好小伙子，不抽烟好。＂吴叔叔点点头，收起烟盒，＂建国说你家在矿区，是吧？哪个矿？＂

＂太阳沟煤矿。＂我答道。

吴叔叔眼睛一亮：＂太阳沟！我老家就在附近的石板沟！我年轻时在太阳沟当过两年机修，后来才调到省城的。你爸是许志强吧？＂

我惊讶地点点头：＂叔叔认识我爸？＂

＂认识，当然认识！＂吴叔叔激动地拍着大腿，＂你爸是太阳沟出了名的技术好，人也实在。那会儿我刚去矿上，对井下不熟悉，有次差点出事，是你爸把我拉出来的。＂

听到这些话，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孩子，节哀。＂吴叔叔拍拍我的肩膀，声音低沉，＂你爸是好样的，是咱矿区的英雄。＂

吴阿姨端来一碗刚煮好的鸡蛋面，热气腾腾：＂来，先吃点垫垫肚子。＂

面条上卧着一个溏心蛋，浇了香葱和猪油，香气四溢。这是我来省城后吃的第一顿饭，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

就这样，吴家挪出了书房给我住。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起初我一个劲地推辞，吴叔叔只说：＂孩子，安心住下，都是一个矿区出来的，你爸救过我的命，这点小事算什么。＂

在吴家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温暖的时光之一。

大一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吴阿姨用纺织厂发的废料给我做了一床棉被，还有一双厚厚的棉鞋。她总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悄悄放在我床头。我常常晚上回来，发现枕头底下多了十块、二十块的零花钱。

一次，我值了通宵的自习回来，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保温瓶和一个饭盒。打开一看，是热腾腾的稀饭和几个咸菜。吴阿姨留了张字条：＂夜里冷，多穿点。饿了喝点粥，别累着。＂

那一刻，我差点落泪。自从父亲走后，再没人这样关心过我。

吴叔叔知道我家庭困难，给我介绍了厂里的周末兼职，在工厂的资料室整理图纸，每月能有四十元补贴。那时的四十元，可以买二十斤大米，或者五六本教科书。

＂大明啊，你手头紧就跟叔叔说，别憋在心里。＂吴叔叔经常这样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一家人。这三个字像一块温热的石头，烫在我心头。

三年里，我和建国同进同出。他性格开朗，爱交朋友，常常把同学带回家打牌、聊天。而我则性格内向，大部分时间都在自习室或图书馆。建国笑称我是＂学霸＂，而他自己则是＂及格万岁＂。

每逢周末，吴家的餐桌上总会多一些菜。吴阿姨会做红烧排骨、清蒸鲫鱼、酸辣土豆丝，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汤。那时候肉不多，吴阿姨总是夹到我碗里：＂大明，多吃点，长身体。＂

吴阿姨是纺织厂的工人，每天要站八小时，但她从不抱怨。下班回来，她还要洗衣做饭，照顾一家人。我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厨房里传来缝纫机的声音，那是吴阿姨在给我和建国做衣服。

每次假期回家，母亲总会让我带些山货给吴家。腊肉、干菜、野蘑菇，都是矿区特产。＂妈，这些东西太珍贵了，留着咱们吃吧。＂我劝说。

母亲却说：＂人家待你如亲子，咱不能忘本。你爸以前总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大学四年，我没花家里一分钱，全靠兼职和吴家的接济度过。毕业前夕，我拿到了省设计院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来。

＂孩子，你爸要是在，该多高兴啊。＂母亲哽咽着说，＂留在省城好，好好干。＂

毕业后，建国去了南方的广州，那里刚刚开发，机会多。我留在省城设计院，工作稳定，每月有九十多块工资。九十年代初的省城，正在飞速发展，到处是工地和新建的楼房。

工作第二年，我认识了厂长女儿王丽芳。她在省图书馆工作，爱看书，性格温柔。一次馆际交流活动中，我去图书馆帮忙整理图纸资料，她主动过来搭话，说很欣赏我的字。

丽芳是个知书达理的姑娘，不像其他干部子弟那样骄纵。她喜欢穿淡蓝色的连衣裙，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时习惯轻轻推一下镜框。每次约会，我都会带她去吃街角的牛肉面，那是省城最普通的小吃，但她从不嫌弃。

恋爱两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丽芳的父亲是机械厂的厂长，家境优越，但他们从不摆架子。丽芳的母亲知道我家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婚礼从简。

＂大明是个好孩子，踏实肯干，有前途。＂丽芳父亲在家宴上对亲戚们说，＂比那些整天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强多了。＂

婚期将近，我忙着置办婚事，几乎忘了吴家二老的存在。这期间，我租了一套新房，攒钱买了基本家具，还特意去商场看了电视机和冰箱，打算等发了年终奖再买。

虽然建国不在省城，但吴叔叔吴阿姨常打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有时我应酬多了，就推脱说加班，心里总有些愧疚。

结婚前一个星期，我回了趟老家，将婚礼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已经从矿区搬到了县城，住在一个小平房里，靠给人缝缝补补为生。她听说我要结婚，高兴得合不拢嘴，拿出了压箱底的两百块钱给我。

＂妈，你留着用吧，我工作了，不缺钱。＂我推辞道。

＂拿着，这是妈的心意。＂母亲硬塞给我，＂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我这个当妈的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看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和花白的头发，我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妈，等我安顿好了，接您去省城住。＂我握着母亲粗糙的手说。

＂不用，不用。＂母亲摆摆手，＂我在这住惯了，认识的人多。你们年轻人过你们的，别管我。＂

回省城的路上，我想着这些年的变化，心里百感交集。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衬衫，揣着五百块钱，忐忑不安。现在我有了工作，有了未婚妻，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家了。这一切，都离不开吴家的帮助。

结婚前夜，我正在新房里收拾东西，手机突然响了。是建国从广州打来的。

＂老许，过得咋样？明天就结婚了吧？＂电话那头，建国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挺好的，就是可惜你来不了。＂我有些遗憾地说。

＂工作走不开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机会多，竞争也激烈。＂建国笑着说，＂对了，查查你的账户。＂

＂什么？＂我有些疑惑。

＂别问了，查查你的建设银行卡，我爸妈给你的结婚礼物。＂建国神秘地说。

挂了电话，我打开了刚收到的短信。看到那个数字时，我惊呆了——三十万元！这在九十年代初，是一笔巨款，足够在省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我的手在颤抖，眼眶一下子湿润了。这些年，吴叔叔吴阿姨待我如亲生儿子，我心里一直记着，却从未想过他们会给我这么大的一笔钱。

第二天清晨，婚礼前我冒雨赶到吴家。小区里的法国梧桐叶子被雨水打湿，往下滴着水珠。吴家楼下的自行车棚里，吴叔叔那辆二八大杠还在老位置上，车筐里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敲开门，吴叔叔穿着那件我熟悉的褪色蓝工装，正在厨房里煮稀饭。吴阿姨围着围裙，在案板上择菜，看到我进来，惊讶地说：＂大明，大喜的日子怎么来了？＂

＂叔叔阿姨，这钱太多了，我不能要。＂我直截了当地说，声音有些哽咽。

吴叔叔点燃一支＂红塔山＂，缓缓吐出一口烟圈：＂大明，坐下说。＂

我坐在那张熟悉的沙发上，心情复杂。沙发扶手上还垫着那块我用过四年的毛巾。

＂这些年，看着你从矿区娃娃长成设计院的栋梁，我们打心眼里高兴。＂吴叔叔吸了一口烟，＂记得你刚来省城那会儿，瘦瘦小小的，话也不多，每天抱着书本泡图书馆。现在出息了，找了个好对象，我和你阿姨比自己儿子结婚还高兴。＂

＂可是叔叔，三十万太多了...＂我还想说什么。

＂不多，一点都不多。＂吴叔叔打断我，＂这钱是我和你阿姨这些年的积蓄，还有厂里的一些奖金和分红。本来想给建国在广州买房子，可那孩子在那边已经安顿好了，有单位分的宿舍，也不差钱。＂

＂你比亲儿子还亲，这钱给你我们才安心。＂吴阿姨从厨房端出一碗刚熬好的鸡汤，那是我最爱喝的味道，＂你爸当年救了你叔叔，这些年你叔叔总念叨着要报恩，就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儿子。算多算少，就这样吧。＂

吴叔叔用粗糙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大明啊，你是个好孩子，这些年从来没让我们操过心。今天你结婚，我们不能什么都不表示。这钱你拿着，买套像样的房子，好好过日子。＂

我看着这对朴实的夫妇，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的白发比我记忆中多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神依旧慈爱温和。

＂叔叔阿姨，我...＂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去吧，新娘该等急了。＂吴阿姨笑着擦掉我脸上的泪水，＂晚上带丽芳回来吃饭，我特意做了红烧肉，都是你爱吃的。＂

我抱了抱吴叔叔，又抱了抱吴阿姨，转身快步走出门去，生怕他们看到我止不住的泪水。

婚礼那天阳光明媚，仿佛老天都在祝福我们。丽芳穿着简单的白色婚纱，美丽动人。婚宴上，吴叔叔代表我这边的亲友讲话，他说：＂大明是个苦孩子，从小吃苦耐劳，现在有了自己的家，我和他阿姨比自己儿子结婚还高兴。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婚后，我用那笔钱在省城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离单位和吴家都不远。每个月工资发下来，我都会拿出五百元寄给母亲，再拿五百元给吴家。吴叔叔吴阿姨从不花，总是默默存起来，说是要留给我们的孩子。

＂这钱是我们的养老钱，不用了。＂吴叔叔总是这么说，把钱又塞回我口袋。

一年后，我和丽芳有了儿子，取名许向阳，寓意像太阳一样温暖明亮。刚出生的小家伙皱巴巴的，哭声洪亮，像极了吴叔叔的中气十足。

吴阿姨每天下班后都会来我家帮忙，教丽芳怎么照顾孩子，怎么煮奶粉，怎么洗尿布。她说：＂我带建国的经验都用上了，这孩子壮实，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如今，每逢周末，我都会带着向阳去看望吴叔叔吴阿姨。小家伙一见到他们就兴奋地喊：＂爷爷奶奶！＂吴阿姨总会偷偷塞给他糖果和小零食，像当年塞给我钱一样悄无声息。

有时候，向阳会问我：＂爸爸，为什么吴爷爷吴奶奶不姓许啊？＂

我摸着儿子的头，温柔地说：＂因为爱不分姓氏，亲情不需要血缘。＂

母亲去年也搬到了省城，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经常和吴阿姨一起去早市买菜，一起带孙子。两位老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姐妹，常常一起说笑，一起回忆过去。

前几天，建国从广州回来探亲，带着一身的南方口音和时尚打扮。我们坐在吴家的餐桌前，喝着啤酒，聊着各自的生活。

＂老许，当年要不是你住我家，我高数肯定挂科。＂建国笑着说，＂现在想想，咱们这交情，比亲兄弟还亲啊。＂

我举起杯子：＂建国，谢谢你，谢谢叔叔阿姨。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吴叔叔摆摆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算多算少，都是缘分。＂

人世间，真情最难得。那笔钱的数目早已记不清，但那份情，却永远铭刻在心。

算多算少，就是一家人。

来源：风偷走了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