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者在面对《辽史》时，总会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其他王朝正史的疏离与不解。相较于详实丰满的《宋史》或是细节丰富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辽史》显得异常简略，本纪寥寥数笔带过一年，少有长篇的诏令奏疏，信息量仿佛经过了高度压缩。这种“简陋”的风格，使得我

长期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者在面对《辽史》时，总会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其他王朝正史的疏离与不解。相较于详实丰满的《宋史》或是细节丰富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辽史》显得异常简略，本纪寥寥数笔带过一年，少有长篇的诏令奏疏，信息量仿佛经过了高度压缩。这种“简陋”的风格，使得我们对辽朝这个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两百余年的重要王朝的了解显得相对有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辽史》与其他正史如此显著的差异？这一疑问困扰学界已久，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直到近年，随着俄罗斯学者对一份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契丹文手稿进行深入研究并公布初步成果，这一历史谜团的解答终于曙光初现。这份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OM）的契丹大字手稿，编号为Nova N 176，极有可能是《辽实录》的契丹文写本残卷。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契丹文书写文献的空白，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揭示了辽朝独特的历史记录方式，并对我们理解《辽史》的形成过程及其史料价值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Nova N 176手稿的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份手稿于1954年左右，从吉尔吉斯斯坦被移交给苏联学术机构，最终入藏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IOM。然而，由于契丹文字早已失传，这份手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准确识别，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女真文书写。直至2010年，俄罗斯学者维亚切斯拉夫·彼德罗维奇·扎伊采夫（Вячеслав Петрович Зайцев）通过对文字体系的细致辨析，才最终证实其所用文字是10-12世纪契丹人使用的契丹大字。

手稿共计127页，包含九叠缝在一起的纸册、散页和对开本，以及一个印有契丹文的布套，总字数约1.5万字。手稿使用墨水手写，每页分六列，每列约有17至26个字符，多数内容由同一抄写员完成。其外部装帧采用伊斯兰风格的棕色皮革封面，这可能与其在西辽统治区域的发现地有关，暗示了中亚文化对其保存方式的影响。尽管具体发现地点仍待进一步考证，但来自曾属西辽疆域的吉尔吉斯斯坦，无疑增加了其与契丹文化遗产的关联性。

扎伊采夫对Nova N 176手稿内容的初步分析，带来了更令人振奋的发现。他认为这份手稿并非单一著作，而是由可能由不同抄写员在不同时期抄写的八份文本汇集而成。其中，篇幅最大、约占手稿总页数五分之四（约100页）的第二册和第三册，被鉴定为一部契丹历史文献的残片。

最为关键的线索出现在这份历史文献的序文部分。序文中三次出现了相同的标题，经过初步释读和推测，大致可译为“大中央胡里只（*hulʤi）契丹国可汗录”。而序文的落款年代，赫然写着“重熙十四年二月”。

“重熙”是辽兴宗的年号，重熙十四年即公元1045年。这一年份与《辽史》中的记载高度契合。《辽史·列传第三十三·萧韩家奴》载：“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辽史·列传第三十四·耶律谷欲》亦载：“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这些史料清晰地表明，辽兴宗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诏命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人编修一部记载自辽朝遥辇氏可汗至重熙年间历史的史书，共二十卷，并于重熙十四年（1045年）二月完成进呈。这部史书通常被称为《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或“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是辽朝第三次官修《实录》。

将Nova N 176手稿中出现的“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可汗录”这一标题，以及序文的落款年代“重熙十四年二月”与《辽史》记载的第三次官修实录的名称和成书时间相对应，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几乎毋庸置疑。这有力地表明，Nova N 176手稿的核心部分，正是这部在学界普遍认为早已亡佚的辽朝官修《实录》的契丹文写本残卷。扎伊采夫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手稿的第二册可能仅保留了这部实录的序言和关于早期历史的第一章，而第三册则包含了一些帝王的传记性记录，可能是后续章节的节选或其他契丹历史文献的补充。无论如何，这是我们首次发现辽朝官修史书的契丹文原始形态，其价值不可估量。

Nova N 176这份被鉴定为《辽实录》写本残卷的手稿的发现，为解释《辽史》为何如此“简陋”提供了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新视角。结合《辽史》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例如对宋朝、高丽使节或将领名字的奇怪音译——如将潘美记作“范密”，这在中古汉语发音中可能接近，但汉字完全不同。这种音译现象并非基于对汉文名帖的直接抄录，而更像是从契丹语的发音转写而来。

这种奇特的音译，与契丹大字《实录》残卷的存在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辽朝很可能采取了一种契丹字与汉文并存的“双轨”记史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官方的历史记录并非完全依赖汉文，而是同时使用契丹文和汉文进行编纂。并且，从辽朝统治的核心是契丹人、契丹语是宫廷和政府主要语言这一事实推断，契丹文 可能在这一双轨体系中占据着更重要的“主轴”地位。大量的原始史料、内部决策记录，很可能首先以契丹文书写。

《辽史》作为元代由汉人史官在金代所编《辽史》及宋、辽、金等史料基础上编纂而成，其编纂者使用的汉文史料，很大一部分可能正是从辽朝的契丹文记录翻译或转述而来。在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信息量的衰减和细节的遗失。辽朝的汉人史官，即使能够接触到部分契丹文史料，对于以契丹语运作的政治中枢和决策过程本身可能相对隔膜。他们所能记录的汉文史料，可能是经过筛选、提炼甚至简化后的版本。这种从契丹文到底汉文，再一层一层地传抄和汇编的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了最终呈现的《辽史》在信息量和详实程度上无法与直接以汉文记录所有细节的其他王朝正史相比。那种“听音记事”的音译错误，正是契丹语发音转化为汉字音译时不可避免的产物。Nova N 176手稿作为辽朝官修《实录》的契丹文原始写本残卷，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推测中的契丹文记录体系的直接证据。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辽朝史书编纂特殊性最强有力的证明。

Nova N 176手稿作为目前已知唯一的完整契丹文手稿文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仅是契丹文字研究的宝贵语料，为契丹大字的进一步破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下文和词汇信息，更是研究辽朝历史、民族文化、制度、语言的第一手原始史料。一旦这份实录残卷能够得到更全面的破译，它将为我们呈现来自辽朝官方和契丹人视角的历史叙事。这些内容可以极大地补充、印证、修正甚至颠覆我们基于《辽史》等汉文文献形成的对辽朝历史的认知。

当然，完全破译这份长达万余字的手稿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球契丹学家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投入。目前俄罗斯方面仅公布了极少页面的信息，手稿的全文公开和共享是推进研究的关键一步。

参考：苗润博︱《辽史》与史源学

家民：新见《唐实录》日本写本残页考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