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日本翻刻的中文典籍以及日人对汉文化进行研究或对汉籍注释而刊印成的日人汉文著作统称为和刻本。本文首次公布了西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和刻本汉籍,并对日本刊印的和刻本汉籍及其回流中土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概述,论述了和刻本汉籍独特的文献价值,肯定了和刻本在中日传统文化双向交
摘要：由日本翻刻的中文典籍以及日人对汉文化进行研究或对汉籍注释而刊印成的日人汉文著作统称为和刻本。本文首次公布了西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和刻本汉籍,并对日本刊印的和刻本汉籍及其回流中土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概述,论述了和刻本汉籍独特的文献价值,肯定了和刻本在中日传统文化双向交流中的作用。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往来,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书籍早在唐代就流播日本,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国家的文明进程。日本是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一员,通行汉文,所以经书、文学、医书就成为商品,被输入日本,深受欢迎。但由于地域阻隔,他们感觉到单靠中国输入,不能满足本国需要,于是翻版或加上训点印刷,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和刻本汉籍。还有一些日人对汉文化进行研究或对汉籍注释而刊印成日人汉文著作,这些颇有价值的和刻本汉籍和日人汉文著作,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又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其中不乏中国先贤的竭力搜求)回流故土。据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及其姊妹篇《中国馆藏日人汉籍书目》记载,全国68个图书馆收藏的1911年以前刊印的和刻本汉籍3056种,此外还有大量的日人汉籍著作。
西北大学图书馆收藏1911年以前和刻本汉籍共45种,其中经部8种,史部11种,子部17种,集部9种。
●经部:
(1)石经考/(清)万斯同撰·— 日本享和二年(1802)东都官版书籍发行所刻本
(2)诗经/(宋)朱熹集注·—日本刻本
(3)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日)田边先生读本·—日本安政三年(1856)东都书肆安政堂锦耕堂合刻本
(4)增考孝经郑氏解补证/(日)东条弘撰·—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刻本。
(5)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日本翻刻明万历二十一年本
(6)经传释词十卷/(清)王引之撰;(日)东条结结校点·—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刻本
(7)鳌头增注大玉篇/(日)藤田善平编辑·—日本明治二十七年(1894)刻本
(8)韵府古篆汇选/(清)陈策纂辑·—日本刻本
●史部:
(1)史记觥崔凹十卷/(日)冈白驹撰·—日本浪华合书房刻本。铃盖“吉川氏图书记”印章
(2)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宋)王令编;(日)冈崎元轨训点·—日本文政八年(1825)京都玉枝轩刻本
(3)战国策正解十卷/(日)横田惟孝著·—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三都书林群玉堂温故堂青山堂刻本,后雕园藏版。书中铃盖有“不谷斋藏书”“此书籍卖买共益贷本社藏书印”等印章
(4)吴越春秋六卷/(汉)赵晔撰·—日本宽延二年(1749)皇都书铺向阳堂聚文堂刻本
(5)和汉年契/(日)高安昶编·—日本天保二年(1832)浪速书肆宣英堂刻本
(6)日本外史补十四卷/(日)冈田桥撰·—日本嘉永三年(1850)刻本
(7)法兰西志六卷/(法)犹里氏原撰;(日)高桥二郎译;(日)冈千忉删定·—日本明治十一年(1878)刻本
(8)最近支那史二卷/(日)河野通之,石村贞一编·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长门邹山文库铅印本
(9)大唐六典三十卷/(唐)玄宗李隆基撰,李林甫等注·—日本享保九年(1724)刻本
(10)唐土名胜图绘六卷/(日)冈田玉山编·—日本文化二年(1805)刻本
(11)唐土名胜图绘五卷/(日)木世肃撰·—日本刻本
●子部:
(1)荀子二十卷/(唐)杨惊们注·—日本延享二年(1745)平安书林翻刻明世德堂本
(2)荀子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杨惊们注;(日)久保爱增注·—日本文政八年(1825)平安书肆水玉堂刻本
(3)盐铁论十二卷/(汉)桓宽撰;(明)张之象注·日本宝永五年(1708)京师书坊林义端刻本
(4)刘向说苑纂注二十卷/(汉)刘向撰;(明)程荣校;(日)关嘉纂注·—日本宽政六年(1794)兴艺馆刻本
(5)宋学源流质疑三卷/(宋)朱熹注;(日)并木正韶质疑·—日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吉川印刷工场铅印本
(6)管子纂诂二十四卷考伪一卷/(周)管仲撰;(日)安井衡纂诂·—日本庆应元年(1865)江户书林玉山堂刻本
(7)韩非子解诂二十一卷卷首卷末各一卷/(日)津田凤卿撰·—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刻本
(8)伤寒论辑义七卷/(日)多纪元简撰·—日本文政五年(1822)京都出云寺文次郎刻本
(9)医断不分卷/(日)鹤冲撰·—日本文化六年(1809)浪华书林刻本
(10)重修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清)吴其浚原撰;(日)伊藤圭介校阅;(日)小野职悫重修;(日)冈松瓮谷句读·—日本明治十九年(1886)奎文堂铅印本
(11)破邪集八卷/徐昌治编·—日本安政二年(1855)翻刻本
(12)世说音释十卷/(日)恩田仲仁撰·—日本享和二年(1802)序刻本
(13)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续十卷/(唐释)慧琳撰·—日本元文二年(1737)刻本
(14)经律异相五十卷/(梁)宝唱等撰·—日本翻刻明万历径山藏本
(15)莲门课诵/(日释)龙空山老衲辑·—日本真享三年(1686)刻本
(16)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说/(明释)园悟撰·—日本刻本
(17)博物新编/(英)合信著·—日本明治年间刻本
●集部:
(1)韩文起十卷附年谱一卷/(唐)韩愈撰;(日)神野世猷文徽原校;(日)秦鼎补标·—日本文政二年(1819)刻本
(2)陆宣公全集二十四卷/(唐)陆贽撰;(日)石川安贞注·—日本宽政二年(1790)刻本
(3)方正学文粹六卷/(明)方孝孺撰;(日)日村濑辅编·—日本文政元年(1818)刻本
(4)文选白文十二卷/(梁)萧统编;(明)王象乾删定·—日本刻本。书中铃盖有“应江珍赏”椭圆形印、“泽存书库藏书”方印、“包氏賾踤砚堂藏书画印”
(5)文选正文十二卷(梁)萧统编;(日)近藤元粹音释·—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嵩山堂刻本
(6)乐府明辨五卷/(明)徐师曾撰·—日本宽延二年(1749)皇都寿德堂刻本
(7)宋元明诗选四卷/(清)朱梓,冷昌言编辑;(日)近藤元粹评订·—日本明治四十一年(1908)大阪青木嵩山堂铅印本
(8)苍海遗稿/(日)副鸟种臣撰;(日)佐佐木哲太郎编·—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铅印本
(9)徒然草讲义/(日释)兼好原撰;(日)伊藤平章讲述·—日本明治四十四年(1911)铅印本
其中《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籍书目》二书均未收的有:《石经考》《诗经》《鳌头增注大玉篇》《十七史蒙求》《法兰西志》、五卷本《唐土名胜图绘》、《医断》《经律异相》《莲门课诵》《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说》《博物新编》《苍海遗稿》《徒然草讲义》。另外本馆还收藏有日本明治(1912)年以后刻印的和刻本汉籍28种:
(1)青丘诗钞/(日)秋山雅之介编·—日本大正年间活字本
(2)昭和泉谱/(日)平尾聚泉著·—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铅印本
(3)冈田翁追悼泉谱/(日)佐野英山等编辑·—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影印本
(4)梦庵藏陶/(日)太田考太郎编·—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盛冈太日孝太郎影印本
(5)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二卷/(日)滨田耕作编著·日本昭和二年(1927)东京刀江书院影印本
(6)变态作家史/(日)井东宪撰·—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铅印本
(7)两周金文辞考释/郭沫若撰集·—日本昭和十年(1935)文求堂书店铅印本
(8)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刘禹锡撰·—日本大政二年(1913)影印宋刻本
(9)易学大全七卷/(日)柄泽照觉撰·—日本大正二年(1913)东京神诚馆铅印本
(10)大正新修大藏经/(日)高楠顺次郎编辑·—日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三年(1924—1928)一切经刊行会铅印本
(11)《南亩诗钞》二卷/(日)作田泰国撰·—日本昭和十七年(1942)东京兴文学馆铅印本(12)鸭涯草堂诗集/(日)近重真澄撰·—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铅印本
(13)星严集注二十二卷/(日)梁川孟纬撰·—日本昭和二年(1927)刻本
(14)槐南集二十八卷/(日)森泰二郎撰·—日本明治四十五年(1912)铅印本
(15)清朝书画谱/(日)内藤虎次郎编·—日本大正五年(1916)传文堂影印本
(16)万叶集美夫君志二卷卷首一卷/(日)木村正辞撰·—日本昭和四年(1929)铅印本
(17)八邻通聘考/(日)权藤成卿纂修补订·—日本昭和六年(1931)影印本
(18)芭蕉庵桃青传/(日)内田鲁庵撰·—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铅印本
(19)拓川集日记篇/(日)重松清行编辑·—日本昭和六年(1931)东京拓川会铅印本
(20)宕阴先生年谱/孙时敏辑·—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迁本卯藏本
(21)古代铭刻汇考四种/郭沫若著·—日本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求堂书店铅印本
(22)黾甲兽骨文字/林泰辅撰·—日本大正六年(1917)榷古斋石印本
(23)殷契萃编/郭沫若类次·—日本昭和十二年(1937)文求堂书店铅印本
(24)正平版论语集解十卷附集解考/(魏)何晏集解;(日)今井贯一编·—日本昭和八年(1933)影印本
(25)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附考异十卷索引一卷/(唐释)慧立,彦综怀撰·—日本昭和七年(1932)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本
(26)室内三物秘辨/(日)万仞道坦撰·—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铅印本
(27)藏经音义随函录/(后晋)可洪撰·—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影印高丽海印寺刻本(28)宪台通纪附续集/(元)赵承禧等撰·—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京大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影印本。
以上西北大学图书馆所藏和刻本汉籍,无论从文献角度亦或版本校勘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域外文化传播的代表,也足以证明两国文化交往之深,尤其是《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籍书目》两书仅收录有我馆收藏的13部书,其余均未收,可见其价值更是不可低估。另外,盖有多枚藏书印的《战国策正解》及《文先白文》等汉籍,为了解书籍的收藏及聚散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进一步研究藏书家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将此公布,为的是引起国际汉学研究者的注意,以对汉文化圈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
和刻本的出现,是以中国古籍传入日本为前提的。日本刻书,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一点可以相信的是,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中,唐朝的书籍已经由来华的日本遣唐使、留学生或学问僧带回日本,使日本人很早就知道了这种中国人发明的书籍形式。据现在所知最早、最可信之日本第一部印本书是宽治本的《成唯识论》,末有宽治二年(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模工僧观增刊记称“兴福伽蓝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当时由于日本僧人霌夼然从中国携回印本大藏经,后来又有其它和尚携回宋本佛典,使日本人对中国的佛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日本僧人对中国佛典的需求增大,入华求书之一途已不解近渴,再加上他们同中国一样认为刻经印施是大功德,可以消灾延寿,普度众生,超度亡魂,往生极乐,于是开版印书成为要务。所以,在12世纪后,刻经事业接踵而起。日本南北朝时期,大批优异的元代刻工东渡日本,他们大都散居于五山各寺,使禅林雕版的技术和数量有了飞跃的发展。佛寺雕版内容极为丰富,除了被称为“内典”的佛典、章疏、僧史、僧传外,也刊刻了部分囊括经史子集的“外典”。一些禅僧的语录及诗文集等著述在开版之前,往往由门徒或友人携入中土,请名士撰序题跋以提高其身价。江户时代日本的和平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从主要对佛教的研究向儒学等方面发展,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使日本文化的水准更上一层楼。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这一时期的和刻本,无论数量和质量均非前代所能比拟。据统计,江户时期250年间,坊贾刊印的汉籍约4000种左右,平均每两个月刊印汉籍3种,其规模令人赞叹。
日本刻书多用樱版,纸质优良,且校刊不苟,所以颇得好评。曾有朝鲜人说:“凡倭刊文字,皆字画整齐,非我国之比。”中国自己的书籍或散佚,或存本讹误,便可从日本求回所缺的善本,所以就有汉籍从日本倒流回中国的情况。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其后在宋代、元明以及清代形成过三次高潮,先后将其佛学、儒学、西学的成就传播到中国。8世纪中叶,圣德太子所撰的《法华经义疏》与《胜鬟曼经义疏》,石上宅嗣的《三藏赞颂》,淡海三船的《大乘起信论注》,最澄的《显戒论》等,先后由遣唐使及入唐僧携入中土。其中圣德太子所撰的《胜鬟曼经义疏》尤受青睐,天台僧明空专门为之注释而成《胜鬟曼经义私钞》一卷,在日本颇受重视,日西大寺僧睿尊曾赞荣“大唐高僧之制造,日域面目之秘书”,此书在中国已亡佚,由入唐僧圆仁将之抄归,经历代传抄刊印一直留存至今。到了宋代回流到中土的汉籍,不仅数量上超过前代,内容也不仅限于佛教,如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入宋的霌夼然向太宗献本国的《职员令》及《王年代纪》,杨亿在史馆修史时,直接参照了这些文献;又如咸平五年(1002年)从事海上运输的商贾周世昌留滞日本7年而归,携回日本人与之唱和的诗集。元末明朝时期,日本本土文化臻于成熟和昌盛。这一时期日本典籍源源西渐,正是其具体表现,其对中国文化虽然尚难说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作为两国典籍的交流,毕竟是值得重视的可贵的一页。
清代是日本典籍西传中国的全盛时期,许多佚书回流中土,被重新刊刻印行。如《七经孟子考补遗》《古文孝经孔氏传》被收入《四库全书》;《群书治要》在9世纪传入日本,其在国内却早已失佚,日本曾在元和二年(1615年)和天明元年(1781年)两次刊印。我馆收藏的《知不足斋丛书》便收入了此部和刻本,著者序曰:“其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日本汉籍,也往往被辑入各类丛书刊行。我馆现收藏的王锡祺编刊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共收录日本人的汉文地理著作29种。
其后直至日本明治年间开放国门以后,兴起日藏汉籍及其汉学成果西归的潮流,并逐渐形成今日我国丰富的和刻本汉籍的收藏格局。
和刻本汉籍使我国佚失典籍得以保存传世。中国域内的典籍,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原因,聚散存亡无常,尤其是历代的焚书、禁书及兵火,往往使累朝聚藏的典籍毁于一旦,导致许多珍贵的典籍域内再无存本。在东传日本的中国古籍中,有一部分在中土已经失传,而在日本,有相当数量的书籍被当作底本进行翻刻重印。以清乾隆年间为例,当时以皇室为中心编纂《四库全书》,遍搜天下藏书,表面上看是一件大事,完成了一部巨著,实际上,中国的文献典籍,特别是明代的典籍却遭到了重大的摧残。在当时的日本,由于庶民文化的发达,对中国的通俗文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因此,汉籍的需求便大量增加,和刻本汉籍开始商业化,这在本土被禁毁的汉籍通过日人的刊印,得以保存传世。如我馆收藏的明人徐师曾撰写,日本宽延二年(1749年)皇都寿德堂刻本《乐府明辨》;明人方孝儒撰写,日人日村濑辅编,日本文政元年(1818年)刻本《方正学文粹》,皆弥足珍贵。中国佚失的部分文献典籍,得以传之后世保存至今,除依赖于日人翻刻外,也与有识之士东瀛访书密不可分。中国人东瀛访书,宋已有之,元明之际也曾赴日访书,清代至民国,东瀛访书蔚成风气,其成绩卓著者有: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董康、傅增湘、罗振玉、孙楷弟等。我馆现收藏的《日本访书志》为杨守敬所撰。杨守敬于光绪六年(1880年)赴日,在日期间,广搜博求古本珍籍,每得一书,必考其源流,叙其版本,回国后再加甄别精选。共收240余种,厘为17卷,名为《日本访书志》,其中有不少是国内失传的日本翻刻本及日人著述的汉籍。除此之外,中国自清光绪以来翻刻刊印了数量可观的日人汉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和刻本汉籍在版本校勘上的意义亦不容忽视。自清代以来,学者已留意于和刻本汉籍在校勘方面的价值,清人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曾以“正平版”《论语集解》校读古本《论语》;日本在传抄或刊刻汉文典籍时,往往依据的是中国失传的古本,可以纠正流行本的一些鱼鲁之误。由于和刻本大都以中土善本为底本,并以数种版本进行精校,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古籍校勘工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我馆收藏的《战国策正解》,著者横田惟孝在自序中说:“夫古书之传与今,孰能无误,然士子所朝夕诵习,随误随正,是以不至大误。今斯书尤多舛误者,是谁之过欤?吾愍其如此,既仇校数本,善者从之,可者据之,又其他片言之辞,苟可以为徵者,采摭以参互订正,然后取诸说之长,附以管窥,不独解文义,间有是正存焉。”同时,日本人还往往在卷首、篇末附上序言或跋语,为版本鉴定及校勘提供了重要依据。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人汉籍的大量序跋及校注,利用这些序跋也可考察典籍流布情况。
中国古籍按机构可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按时间可分为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按地域可分为蜀刻、浙刻和闽刻等等,这些不同的机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刻本书为中国的版刻史增添了奇光异彩,形成了中国古籍一大版刻系统。而在日本由官方、私家和坊肆刊印的和刻本,则构成了中国古籍在域外的一个版刻系统。这个版刻系统虽以中国古籍为底本,但在刊刻时,或加入日人注释,或施以日文训点,可以说这两个版刻系统既是相对独立的,同时又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和刻本是从中国版刻这个母系统中脱胎而成的一个子系统,由于这个子系统的存在,使异本叠出,为古书版本学增添了重要内容。同时中国人通过阅读日本的汉文典籍,在学术上可以取长补短,在知识方面可以增长见闻,在思想上可以有所启发。汉籍东传日本,促进了日本的文明进步,日本佚书及其和刻本汉籍亦成为中国本土典籍的有力补充,所以中日传统文化双向交流的源远流长的关系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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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曼丽(1955-),女,西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籍分编整理工作；戴晓芹(1966-),女,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本篇原刊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02):45-47+58.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