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李有根在角落里低着头，心却在滴血。那时我才十六，已经在队里干活四年了，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日头落山才收工。手上的老茧厚得能扎进去一根针，腰也直不起来了。

＂咱村儿谁要是能在城里站住脚，我吃了这棵槐树！＂大队长的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火辣辣的。

那是七七年冬天，队里开批斗会，村支书指着我爹的鼻子骂他＂思想落后＂。就因为爹说了句＂分田到户也许能多打粮食＂。

我李有根在角落里低着头，心却在滴血。那时我才十六，已经在队里干活四年了，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日头落山才收工。手上的老茧厚得能扎进去一根针，腰也直不起来了。

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连肚子都填不饱。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喝稀粥就咸菜，饿得我晚上做梦都是馒头。

是啊，年轻人谁不想去城里？

春来夏往，一晃到了八二年。生产队分了地到户，每家每户都分到一片薄田，就连我家也分了两亩地。可田再薄也得耕啊。那时我二十有六，村里的媒婆早就把我的名字从＂适龄青年＂名单上划了又划，说我这辈子就该老死在地头。

得知我要走那天，爹摔了饭碗。＂你个不孝子，屋里就你一根独苗，要是你走了，地谁种？＂

娘跟着抹眼泪，一把拽住我的衣角：＂有根啊，城里是啥样你知道吗？听说要粮票才能买大米，布票才能买布，没关系啥也办不成啊！＂

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爹，娘，我不是不孝顺，我是不甘心。您们看刘家三儿子去年去了省城，这不是寄回来一台收音机吗？全村谁家有啊！＂

邻居张老四在墙根晒太阳，听见动静探头看：＂李家小子，听老四一句劝，打消这念头吧。那刘三可不一样，人家有个当工人的姨父，有靠山。你孤身一人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能有啥前程？＂

我攥着拳头，憋着一股气。＂不试怎么知道？就是睡马路，我也要去闯一闯！＂

爹气得拄着锄头走了。娘哭了一天，第二天早起给我做了个煎饼卷着咸菜心，包进一块红布里。＂带上吧，到了城里，饿了就吃一口。＂

李婶是在我要走那天来的。她是村里出了名的苦命人，丈夫早年被打成＂历史问题分子＂，后来一病不起。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李明志，靠缝补零活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从没见她低声下气求过谁。

我正收拾行囊，外面响起轻微的脚步声。李婶悄没声儿地推开门，两只手紧紧捏着个发黄的信封，指节都泛白了。

＂有根啊，你到了城里，帮婶子把这信捎给我儿子。＂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您儿子在城里？＂我愣住了，手里的粗布衣服掉在炕沿上。谁不知道李婶儿子李明志十年前去当兵，后来据说被安排到了工厂。再后来，连个信也不见回。村里人背后议论，说李明志是嫌家里出身不好，怕连累自己的＂前程＂，才断了联系。

＂是啊，他在北大荒那儿转了一圈才去的城里。＂李婶眼神有些飘忽，好像透过窗户看向远方。＂这些年......＂她声音低了下去，眼圈微红，犹豫了一下又说，＂你有个照应也好。＂

她的手微微发抖，我接过信封，摸着里面硬邦邦的，不像只有纸。疑惑地看了她一眼，李婶叹了口气：＂婶子不能送你别的，二十块钱，你到了城里先应急。＂

＂使不得，使不得！＂我慌忙推辞，这可是一个月的工分钱啊。我家尚且吃了上顿没下顿，李婶家更是艰难。

＂拿着吧，当是婶子的一点心意。＂李婶执意要我收下，她粗糙的手按在我的手背上，掌心的老茧硬硬的。＂你爹娘那性子，肯定舍不得给你多带钱。这是婶子做了半月的鞋垫子攒下的，你拿着。＂

她又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地址。那字迹像喝醉了酒，歪扭得让人心疼。李婶没念过几天书，这几个字不知道写了多少遍才成。

＂他在齐鲁机械厂上班，听说当了个什么......小组长？＂李婶说这话时，眼里却没有应有的骄傲，反倒像是提心吊胆。

＂李婶，您放心，我一到城里就去找他。＂我郑重地把信和纸条揣进贴身的内兜。

＂有根啊，你要是见了他......＂李婶欲言又止，手指在围裙上绞来绞去，终究没把话说完。只是看着我，眼神又怯又盼。

天不亮，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播着《东方红》，宣布今天去公社开会的名单。我背着褪了色的军绿帆布包，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怀里揣着李婶给的信和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北方的冬天远比我想的要冷。下了火车，刺骨的风裹着细碎的雪粒子吹得脸生疼。耳朵冻得像两块红砖头，搓都搓不热。

在站前广场上，一个穿着肥大棉大衣的老头摆着三张小桌子吆喝：＂看地图，查地名，一毛钱一次！＂我挤过人群，掏出李婶给的纸条，递给老头。＂大爷，这个齐鲁机械厂怎么走啊？＂

＂东边，坐17路公共汽车，到头站下。＂老头看都没看我，就伸手，＂一毛钱。＂

一毛钱！我心疼得要命，身上就揣着李婶给的二十块钱，饭都还没着落呢。可转念一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一毛钱省不得。我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角纸币，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抓着扶手，一路颠簸。车窗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我用手背擦出一小块儿，向外张望。城市的高楼比我想象中还要高，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街道两旁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

找了半天，才找到齐鲁机械厂。高大的烟囱冒着白烟，厂房门口停着好几辆解放牌卡车。门卫室里，一个穿着厚棉袄的老头正捧着搪瓷缸子喝茶。见我进来，眼神里透着不信任：＂找谁啊？＂

＂找李明志同志，他是车间小组长。＂我搓着冻僵的手说，眼巴巴地看着他那冒着热气的茶缸。

＂李明志？＂老头上下打量我，眼神不善，＂什么关系？＂

＂老乡，一个村的。我叫李有根，他娘让我给他捎个信。＂

老头哼了一声，像是在说＂又一个靠关系找工作的＂，让我在传达室等着，径自进去打电话。我站在门口，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工人，穿着统一的棉工装，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神情。

没一会儿，一个穿着蓝色棉工装的年轻人走来，个子不高但很精干，腰板笔直，走路带风。我一眼就认出是李明志，虽然他已经不是那个村里腼腆的小伙子了。他的下巴微微扬起，眉宇间多了几分威严，像是变了个人。

＂你找我？＂他站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语气生硬，眼神里没有半点乡亲的亲热。

＂李大哥，我是有根啊，李有根，咱一个村的。＂我上前一步，想拉家常，他却不着痕迹地后退了一点。我有些尴尬，只好掏出那封信，＂你娘让我给你带封信。＂

李明志接过信，脸色依旧冷淡：＂就这事？＂

＂我......＂我吞吞吐吐，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想在城里找份工作，想问问你能不能......＂

＂城里的日子不好过。＂他打断我，翻开信封，看见里面的钱和纸条时，眼神微动，却很快恢复正常，＂工作可遇不可求，你回去吧。＂

说完，他转身就走，摆明了是不想帮忙。我愣在那儿，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厂房拐角。

天色渐晚，我站在厂门口，不知道该去哪儿。李婶给的地址没错，人也找到了，可人家根本不认我这个老乡啊。心如死灰，我攥紧了兜里仅剩的几块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着落。

寒风呼啸，我找了个避风的墙角蜷缩着，啃着娘给我带的煎饼，想着明天该怎么办。是去别处碰碰运气，还是灰溜溜地回村？想起村支书和大队长鄙夷的眼神，我宁可冻死在城里，也不愿意这么回去。

夜色越来越深，寒气像针一样扎着我的骨头。我缩成一团，手脚冰凉，眼皮越来越沉。＂喂！＂一个声音叫住我。回头一看，是李明志。

他裹着厚厚的棉工装，手里拎着个暖水瓶，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嫌弃还是无奈。＂跟我来。＂他没有多余的话，径直往前走。

我跟着他穿过几条小路，来到一栋灰色的六层楼前。这是厂里的集体宿舍，每层住着十几户人家。他带我爬到四楼，推开了最靠里的一扇门。

屋里挤着六张床，上下铺，中间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过道。几个男人围在一张小桌子边打牌，烟味、汗味和脚臭味混在一起，熏得我直打喷嚏。

＂这是我村里来的，借住一晚。＂李明志简短地介绍，指给我一个角落的空床位，＂暂时睡这儿，明天再说。＂

＂哟，老李也有亲戚啊？＂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笑着打趣，＂平时一副孤家寡人的样子，还以为你是石头蹦出来的呢。＂

李明志不接话，只是拿出暖水瓶倒了杯热水给我。我千恩万谢，捧着水杯，感觉热气一直暖到了心窝。

＂吃了吗？＂他问，声音还是硬邦邦的。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吃了点干粮。＂

李明志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一小包咸菜和半个馒头。＂将就着吃吧，明天再说。＂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李明志坐在床边，忽然问:＂我娘...她还好吗？＂声音低了八度，听着竟有些哽咽。

＂挺好的，＂我点头，＂就是念叨你。每次村里谁家收到孩子的信，她都会多看两眼。＂

他沉默了，手指在膝盖上敲打着节奏。＂村里人...怎么说我？＂

＂说你...有出息。＂我不解地看着他，＂常说要是村里年轻人都像你这样有本事，咱村早就富了。＂

李明志长出一口气，肩膀明显放松下来：＂都这么说？没人说我是反.革.命的儿子？＂

我这才明白，为何李婶从不提起自己丈夫，为何李明志这些年从不回村。原来他一直活在阴影里，怕被人指指点点。

＂七七年平反了啊，＂我小声说，＂村里谁还提那事？再说，那是你爹的事，跟你有啥关系？＂

李明志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都不敢回去...怕连累我娘。那时候档案里都是黑材料，要不是她拼命保着我，我能有今天？＂

原来，李明志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历史问题分子＂，连带他自己也背上了＂黑五类子女＂的包袱。是李婶冒险撕毁了一些对儿子不利的材料，又四处托人走关系，才让李明志有机会参军。

她对村里人只字不提儿子的工作，就怕村里人知道了，又扣什么＂钻营＂的帽子。十年来，她宁愿被人戳脊梁骨说儿子不孝，也没让任何人知道李明志在城里过得如何。

＂我娘写信说，现在不一样了，＂李明志声音哽咽，＂说你要来城里，让我照应照应。＂他突然转过身，直视我的眼睛，＂有根，对不起，我刚才对你太冷淡了。＂

我摆摆手：＂我懂，在城里不容易。＂

＂我这些年没敢回村看我娘，就怕给她添麻烦。＂李明志说着，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李婶的合影，那时他还穿着军装，李婶站在他身边，脸上满是自豪。＂这是我唯一的照片，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看看。＂

第二天，李明志托人给我在厂里找了个临时工。扫地、搬运、擦机器、端水倒茶，什么活儿都干。每月二十八块五，虽然不多，却是我的第一桶金。

厂里的工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招手即来，挥手即去＂的杂工。有人嫌我土，学不会城里人的规矩，叫我＂土包子＂。我不在乎，咬着牙把所有活儿都干了，还主动去车间跟师傅们学技术。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觉手脚都是麻的，可我从没叫过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省吃俭用，蹭李明志的宿舍，月底还能剩下二十多块钱。别人休息日出去看电影、逛商店，我就在宿舍洗衣服、补袜子，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六个月后，我存够了第一笔钱。

别人都攒钱买自行车、收音机，我却买了一台缝纫机，邮寄给了李婶。＂蝴蝶＂牌的，是当时最好的那种，花了我整整一百六十块钱。包裹里还夹了张纸条：＂李婶，这是您儿子孝敬您的。儿子在城里好着呢，您放心。＂

李明志知道后，眼眶红了。＂有根，你......＂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咱俩一个村的，这点事算啥？＂我拍拍他的肩膀，＂再说了，你不是帮我找了工作吗？这份人情，我得还啊。＂

那年冬天，生产队长托人捎信来，说我爹病了，让我回去一趟。我连夜坐火车回村，推开家门时，差点没认出自己家。屋里亮堂了，窗户上糊了新纸，炕上铺着新褥子。

爹靠在炕头，脸色蜡黄，却精神头不错。见我进门，故意板着脸：＂怎么，城里呆不下去了？＂

我咧嘴一笑：＂爹，我这不是听说您病了，回来看看嘛。＂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钱，＂这是我攒的，您拿着买点补品。＂

爹的眼眶湿了，接过钱，却又推回来一半：＂留着吧，城里花钱的地方多。＂

娘从厨房里探出头，脸上挂满了泪珠：＂可想死我了，快进来吃饭，都做好了。＂桌上摆着红烧肉、清蒸鱼，还有我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饼。

吃过饭，我去看望李婶。她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堂屋摆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周围整整齐齐堆着布料和半成品。

＂有根来啦！＂李婶见到我，眼里满是欢喜，＂来，进屋喝杯热茶。＂她倒了杯刚烧开的水，里面飘着几片茶叶，香气扑鼻。

＂婶子，这缝纫机用得还顺手吧？＂我笑着问。

＂顺手着呢！这几个月给村里人缝了不少衣裳，能赚不少工分呢。＂李婶脸上有了光彩，＂以前那些看不起我的，现在都求着我给做衣裳呢。＂

她拉着我的手，声音低了下来：＂明志...他还好吗？＂

＂好着呢，当上工段长了，管着十几个人呢！＂我故意夸大了一点，看着李婶欣慰的笑容，心里踏实极了。

临走时，李婶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包袱：＂这是我给明志缝的棉袄，你带回去给他。＂掀开一看，是件簇新的黑棉袄，针脚细密，一看就是花了心思的。＂还有这个。＂她又递给我一封信，＂你别告诉他是我写的，就说是...村支书让我捎的。＂

我明白她的用意，点点头收下了。

回城的路上，我偷偷打开了信，里面是李婶费力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儿啊，娘想你，但你别担心，娘好着呢。村里现在变了样，没人再提你爹的事了。你安心在城里工作，有空就回来看看娘...＂

看完信，我忍不住掉下泪来。多么朴素的母爱啊，明明日夜思念，却还怕给儿子添麻烦。

三年后，我在厂里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分了单身宿舍，虽然只有八平米，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李明志升了车间副主任，成了厂里的骨干，结了婚，有了孩子。

每逢过年，我都会回村探亲，顺道给李婶带去儿子的消息和钱物。久而久之，村里人都以为我是李明志的同学或战友，每次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了不起啊，咱村出了个大干部！＂

李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靠着那台缝纫机，她成了村里的裁缝，还教了几个年轻媳妇做衣裳。家里添了新家具，墙上贴了花花绿绿的年画，连院子都修整了一番。

十年一晃而过，我回到了村里。时间留在了每一个角落，村口的老槐树更粗壮了，枝繁叶茂。那个当年拍着胸脯说＂谁要是能在城里站住脚，我吃了这棵槐树＂的大队长早已调走，据说进了县里当领导。

村里已经变了模样，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彩布条，庭院里晾着各色衣裳。最让人惊讶的是，村里竟有十几户人家买了缝纫机，做起了小加工。领头的，正是李婶。

＂有根回来啦！＂李婶见到我，眼里满是欢喜，＂你看我这手艺，比城里人都不差！＂

她领我进屋，墙上除了缝纫机还多了台缝纫机，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李明志和一个城里姑娘的合影，旁边还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和李明志小时候一模一样。

照片旁边，还有一封泛黄的信，装在相框里，正是当年她托我带给儿子的那封。＂这封信救了你，也救了他，＂李婶笑着说，＂要不是你带去，他哪会知道平反的事？现在都是科长了，下月就要回来看我。＂

＂真的？＂我惊喜地问，＂李大哥要回来了？＂

＂是啊，＂李婶脸上满是骄傲，＂他说厂里放长假，要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住一个月呢！＂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封信，是李明志前几天寄来的，信中说他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准备回村探亲。＂这十年，全靠你做我们娘俩的传声筒啊，有根。＂

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这都是应该的。＂

＂对了，＂李婶笑着说，＂听说你对象找好了？城里姑娘？＂

我挠挠头：＂是厂办公室的小杨，明年准备结婚，到时候一定请您来城里喝喜酒。＂

李婶的眼睛亮了：＂好好好，我一定去。就算是拄着拐杖也要去！＂

临走前，我站在村口的槐树下，望着远处的田野和袅袅炊烟。青山依旧，春水长流，而我们的生活，却像这山水一样，在不经意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根，你看，村口新盖的房子，好看吧？＂李婶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是一排崭新的砖房，门口还种着花。

＂那是......＂我不解地问。

＂那是明志买的，说是要在村里也有个安身之所。＂李婶笑着说，＂往后啊，咱们就是邻居了。＂

夕阳西下，村口的槐树依旧挺立。我站在树下，心想：这棵树，大队长是不用吃了。倒是我，在这城里乡下之间，吃尽了人间百味。却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辈子，靠的不是地，不是天，而是那些在你身后默默相托的手。

李婶的缝纫机还在吱吱呀呀地唱着，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唱出了乡亲们心底最朴素的期盼——不是大富大贵，只是能过上不再挨饿受冻的日子；不是锦衣玉食，只是让孩子们能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夜深了，村里的大喇叭响起了最后一遍广播，宣布明天开始秋收。我走在乡间小路上，脚下是我熟悉的泥土，空气里是稻田的清香。在城里摸爬滚打十年，我好像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李婶当年塞给我的那封信里的分量。

它不只是二十块钱和一个地址，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与期望，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最朴素的爱与传承。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