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本来是《白毛女》里一个反派人物——穆仁智，地主恶霸黄世仁的狗腿子，地主欺压贫农的帮凶所说的话，却被不知不觉或心怀叵测地引用为正面语言。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样的言论让我颇为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是《白毛女》里一个反派人物——穆仁智，地主恶霸黄世仁的狗腿子，地主欺压贫农的帮凶所说的话，却被不知不觉或心怀叵测地引用为正面语言。
在歌剧里整句话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都是钱闹的。可以理解善恶与金钱正相关，这是富人的狗腿子为主子辩护词，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的。
那么，站在穷人的角度来看呢？
一、财富因何而来？财富如何取得？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外财即主要职业之外的收入，就是说按部就班、遵章守法大部分人都不会成为富人。
那么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丛林法则之下，与穷对立的富人如何由穷到富呢？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利用资本来获取剩余价值进而成为富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并为之注释：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 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我们可以看到，攫取和占有财富成为富人或者说上层人的渠道只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征税权和分配权；
一种是通过掌握经济权力——资本。
而创造财富的渠道只有一种：劳动。
周扒皮为什么不自己劳动？
但普通人只能依靠劳动为谋生手段，而富人也只能依靠普通人的劳动成为富人，只不过需要通过上述两种权力。如果富人只依靠自己的劳动，那也只能是个穷人。
上述两种权力的贪婪注定会不择手段——经济权力的贪婪被马克思非常深刻而形象地描画出来；政治权力的贪婪被朝代更迭所证实。
而围绕政治权力之争，“奸计”在这些人的作为面前简直是小儿科：
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合谋篡改遗诏，将胡亥扶上皇位。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下，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和姐妹，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
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皇曾孙刘询幸免。
隋炀帝杨广为得太子之位，陷害长兄杨勇，继位后逼迫杨勇自尽，囚禁弟弟杨秀和杨谅，并诛杀他们的儿子。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并杀死了他们的儿子们。李世民继位后，太子李承乾因与魏王李泰争斗，发动叛乱失败后被贬为庶民。唐玄宗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赐死。
而为什么偏偏无视这些大恶，反而千方百计地指责穷人、赞美富人呢？
这就是奴性文化，为权贵上层者唱赞歌的走狗视角，以此讨得权贵者的欢心以获施舍。
二、不得已而为之——穷人的“奸计”
其一，为什么说大多数穷人的奸计被指斥为奸计，很容易看得出来？
因为如果穷人的奸计能够窃国，自然早已成为诸侯，而不至于因窃钩被诛；
其二，穷人之所以生出奸计，大多是被富人所逼。
如果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那么创造社会财富的穷人的劳动足以支撑穷人活下去，甚至很好地活下去。而就是因为在私有制下，通过上述两种权力的压榨，最终穷人不得不“奸计”横生，甚至拼死一搏。
例如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破坏工具、消极怠工、成立工会维权游行罢工等“奸计”便不自觉地使出来。
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
然而无论如何的使用“奸计”，都不足以使大多数穷人变成富人，而只能是与富人进行抗争，从自己所创造的全部财富中，分得一杯羹活下来。
而富人通过掌握两种权力，当然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千方百计地设计各种制度和规则，将普通人牢牢地限定，以使他们丧失致富机会——否则富人越来富多，那么自己便会沦为普通人，便不成其为“上层”。
我们来看明末的富人们是如何玩的：
1、抗税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为填补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的财政缺口，派遣矿监税使赴各地征税。这一政策在江南遭遇激烈抵抗：苏州织工葛贤率众暴动，打死税监孙隆的爪牙，史载“机户皆闭门罢织，万人持挺焚税署”（《明神宗实录》）。东林党人叶向高公开宣称：“商税乃夺民之利，非圣朝所宜为”，其背后是江南士绅对丝绸、棉布、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垄断——松江府纺织业“日输万金”，但万历四十八年全国商税仅得12万两，不足军费的5%。
典型案例可见于东林党领袖李三才。他任漕运总督期间，私吞运河关税，“家资巨万，僮仆数百”（《明史·李三才传》），却上疏反对征收商税，称“朝廷不当与民争利”。这种双重标准导致明朝在辽东战事吃紧时，竟需向农民加征“辽饷”520万两，而占经济总量70%的江南地区仅承担不到30%的税负。朝廷被迫继续压榨北方农民，直到"民田一亩纳饷十两"，逼得流民揭竿而起。
2、逃税
江南士绅通过“诡寄”（将田产挂靠免税官员名下）、“花分”（分散田产以降低纳税等级）等手段逃税。嘉兴府万历年间土地登记数据显示，全县60%耕地属于“官田”，实际控制者却是徐阶、申时行等致仕官员。徐阶家族在松江占地24万亩，年收租米48万石，却仅纳粮2万石（范守己《曲洧新闻》）。这种系统性逃税导致崇祯元年全国田赋实征不足定额的40%，而陕西农民每亩需纳粮3斗，相当于收成的50%以上。
更致命的是，江南地主将囤积的粮食用于高利贷。崇祯三年陕西大旱，米价飙升至每石10两白银，而江南粮商趁机囤积居奇。嘉兴朱国祚家族“窖藏米粮十万石，待价而沽”（《枣林杂俎》），这种地域性资源垄断使朝廷无法跨区域调粮赈灾，最终酿成李自成带领灾民造反起义。
国家有难，富人们拼命抵制反对向他们征税，并千方百计地逃税，将税负转嫁给穷人，危险之际囤积居奇，最终民不聊生，穷人们不得不揭竿而起。
国被灭的罪责被推给被这些富人逼得无路可退的穷人身上，却被讥讽为流寇盗贼。
穷人的奸计是一眼就可识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多是阳谋，而富人们的奸计却被掩盖得严严实实，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动力以粉饰和美化，有个词很准确：谓之为“阴谋”。
三、“富长良心”——良心大抵是被狗吃了
私有制下，为什么富人要不遗余力地宣扬道德良心之类的呢？
当然是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及维护能够实现和延续既得利益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既寿永昌”（宋哲宗传受国宝郊庙朝会歌辞）。
要穷人们讲他们口中的“道德良心”，才能起到愚弄百姓和美化剥削统治作用，进而服服帖帖地生生世世作穷人。
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他们专注于精神文明建设，而真正的意图是使这些穷人们忘记经济文明建设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忘记剥削，忘记压迫，忘记和谐社会本应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用吃亏是福，用今生吃苦受罪以赎前世的罪享受后世的福等来麻痹穷人们。
——如果富人“吃亏”散尽家财和权力，这样的良心富人们哪里去了呢？
还不是一样成为穷光蛋？
富人们为了防止穷人们变富，便讲富的恶果：“饱暖思淫欲”；而淫欲是可耻的，自然穷才是最好的状态，安贫乐道才是穷人的根本。
而富人们却乐此——淫欲不疲。
穷人因为富人的“抑富”手段而娶不起妻生不起孩，富人们却可以三妻四妾用钱交换“性自由”，私生子合法化。
民国时期的妻妾
但为防止穷人们“穷则思变”，提前告诫穷人们别以身试法：“饥寒起盗心”；——盗可是犯罪，可是要被绳之以法的。
自己却做着窃国大盗。
何鸿燊说：“上流社会多半是下流之人，下流社会多半是清高之人。要用下流的手段进入上流，再用上流的手段做下流的事。这年头，谁都觉得自己缺钱，包括不缺钱的；谁都觉得自己不缺缺德，包括缺德的。”
把钱给上层富人，希望它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
穷人的坏只是为了谋生；
而富人的坏，却是为了阻止穷人变富，同时吃掉同样的富人，依靠两种权力满足所有的贪欲。
如果穷人的坏超过富人，当然会摇身一变成为富人。哪还有这些富人什么事！
来源：铁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