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届政府时期，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指在白宫签署的一系列中东和平协议）签署，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外交史上的里程碑。

加沙后的亚伯拉罕协议：形势已经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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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届政府时期，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指在白宫签署的一系列中东和平协议）签署，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外交史上的里程碑。

此后不久，该协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巴林和摩洛哥之间的和平建交。以色列还曾倡议与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因苏丹国内动荡，未能最终落实。

该协议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与若干所谓“温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 process）（指国家间建立正式外交、经贸及安全合作关系的过程），以缓解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作为交换，这些国家将获得先进技术和新的贸易机遇，其动力来自共同将伊朗视为战略威胁。该计划起源于2019年6月在巴林举办的“和平致繁荣”（Peace to Prosperity）研讨会，由特朗普女婿、时任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组织。

协议灵感来自“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研究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及国际关系影响的学科）的理念，即通过提供金融和经济激励来绕开似乎难以化解的冲突，从而缓解地缘政治对抗。

从美国角度看，亚伯拉罕协议兼具两大意义：一方面巩固美国作为该地区安全担保方的角色，另一方面绕开以巴冲突的直接博弈。美国通过以“保护者”和“担保方”自居，亦意在牵制中国在该地区，尤其是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延续并支持了该协议，并将扩展正常化的焦点放在沙特阿拉伯。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Hamas）发动的袭击及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使进程陷入停滞。以色列的军事回应导致上万名平民伤亡，大规模基础设施被毁，引发区域及全球谴责。

尽管战火冲击下，亚伯拉罕协议仍大体存续，其未来取决于地区乃至全球更广泛的动态。

亚伯拉罕协议的韧性

随着加沙冲突升级，源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以接触主要限于国与国层面的官方往来及有限的企业间合作，社会层面的交流大幅减少或甚至逆转。阿拉伯公众对此类正常化持反对态度的浪潮高涨。

然而，原协议在战略利益驱动下基本维持不变。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皆根据自身利益，谨慎应对了加沙战争带来的影响。

以阿联酋为例，10月7日的袭击事件暂缓了此前迅猛的阿联酋—以色列商贸合作。协议签署后，双方迅速建交，互免签证，开通直航，推动商贸往来及以色列赴阿旅游；2022年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展现出在科技至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目标将年度双边贸易额由2022年的25亿美元提升至2027年的100亿美元。

2023年9月，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发起了所谓“I2U2”伙伴关系（I2U2 partnership）（聚焦先进技术和粮食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

尽管阿联酋公开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却未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政府支持的实体继续与以色列同行保持接触，但诸如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英国石油公司（BP）及以色列新中东能源公司（NewMed）联合开发以色列最大的近海天然气田等标志性项目已被搁置。

旅游和航线也受冲击，以色列至迪拜的航班客流一度锐减，随后才逐步回升。相比之下，此次冲突催生了一条穿越沙特和约旦的新陆路通道，使以色列企业可绕开红海，避开也门“安萨尔安拉”组织（Ansar Allah）的袭击风险。

就巴林而言，2022年——该国是美国第五舰队（United States Fifth Fleet）所在地——与以色列签署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成员国中首份正式安全协议。

然而，巴林—以色列贸易额仅为阿联酋—以色列的零头，2021–2022年期间双边贸易总额不足2000万美元。加沙冲突爆发后，以色列驻巴林大使离境，但麦纳麦（Manama）并未表明要退出亚伯拉罕协议的意图，反而强调双方在情报培训和无人机销售等安全防务合作中的重要性。

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则与其对西撒哈拉（Western Sahara）主权问题紧密相关。

2020年底，美国政府承认摩洛哥对该地区的主权声索，为拉巴特（Rabat）与以色列建交铺平道路。两国于2021年签署《国防谅解备忘录》，随之达成多项先进无人机、防空系统及情报卫星等军售交易。

除安全利益外，双方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联系——摩洛哥当局承认其犹太文化遗产，以色列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口来自摩洛哥。尽管加沙战争导致以色列游客赴摩洛哥人数下降，但其他合作项目得以保留。

例如在汽车领域，以色列开始从摩洛哥进口汽车，取代原自土耳其的产品；此外，摩洛哥多所高校，包括旗舰校园穆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Mohammed VI Polytechnic University），均继续与以色列院校保持合作协议。

除已签署国之外，沙特阿拉伯也曾在加沙冲突前积极推动与以色列和解。2002年，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Abdullah）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以撤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为前提，换取与以色列的全面建交。

2016年，现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加开绿灯，开放沙特领空供以色列航班通行，并以其“2030愿景”（Vision 2030）（沙特的多元化经济发展规划）吸引外资，其中以色列在人工智能（AI）（指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生物技术及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前沿能力极具吸引力。

尽管双方在2023年10月前就双边谈判取得进展，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的反应使进程中断，迫使萨特王储在正常化与以色列承诺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之间提出对等交换的要求。

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在加沙冲突中对已正常化关系的检验程度不一。尽管阿拉伯民众高度同情巴勒斯坦事业，将其视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但签署国均未正式退出协议，显示长期战略利益仍压倒短期政治逆风。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正常化的政治成本骤增。

不断变化的中东环境

在加沙冲突最激烈阶段，一些阿拉伯国家参与对以色列的伊朗攻击进行反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遂呼吁建立以安全为核心的“亚伯拉罕联盟”（Abraham Alliance），以支持原有协议。

然而，随着地区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将伊朗视为共同主要敌手的防御性愿景已遭削弱。协议的长期可行性或许取决于其能否兼顾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地区大国的安全关切。

2023年，中国斡旋下的沙特—伊朗关系破冰协议及后续缓和，使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伊朗恢复正常化，降低了基于对伊朗“安全保护伞”（security umbrella）（指依靠美国或其他强国对区域安全的保证）需要的紧迫性。

讽刺的是，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重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实力，以及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的动摇，暴露了伊朗的脆弱性，促使其对阿拉伯邻国采取更合作姿态。

面对挑战，伊朗提出了“穆斯林西亚对话协会”（Muslim West Asian Dialogue Association，Mwada）（区域安全与繁荣合作倡议的替代方案）（一个号称促使所有穆斯林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共同合作的框架），该计划排除以色列，凸显与“亚伯拉罕模式”的分歧。

唯一的调和之道或在美—伊谈判。自2025年1月重掌政权以来，特朗普（Donald Trump）强调宁可与伊朗达成协议，也不愿“轰炸伊朗”（“bombing the hell out of [Iran]”）。

因此，在所谓“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策略中对德黑兰实施的制裁，可被视为迫其重返谈判桌的手段。一旦达成外交成果，对协议背后的主要动因—地区安全合作——将构成冲击，重燃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扩展协议前提的必要性。

若谈判失败，阿拉伯国家或更倾向于与伊朗经济一体化并加强自身军备，尤其在美国不愿给予坚实安全保障之时。无论哪种情形，2020年协议带动的地缘政治势头目前似已消退。

土耳其同样是区域安全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作为北约成员且与以色列有数十年交往的安卡拉，于2024年5月因加沙局势恶化中断了与以色列的贸易关系。

国内方面，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自诩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捍卫者，提升了其软实力并推进区域利益。他同时与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在“阿拉伯起义”（2010–2011年间的中东民主抗议浪潮）后历经十年不信任后展开和解。

土耳其提出了自己的区域“地缘经济”框架，通过伊拉克“发展之路”项目（Development Road project）连接亚洲与欧洲，拟建一条从预期的福港（Faw Port）至土耳其边境的贸易走廊。

该项目被安卡拉视为可与“印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一条拟议的多国贸易基础设施计划）相抗衡的诱人替代方案。随着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行动中动摇，安卡拉在塑造中东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未来中握有更大筹码。

多极化世界中的中东

除不断变化的区域格局外，中东也身处全球多极化进程中，该进程因美中对抗及相互竞争、部分重叠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集团而加速。

这些集团包括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西方阵营，以及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涵盖伊朗、埃及和阿联酋的金砖+（BRICS+）集团；以及涵盖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及若干非洲和拉美产油国的欧佩克+（OPEC+）集团。这些发展降低了加入以美国主导框架（如亚伯拉罕协议）的动力。

金砖+国家正探讨对抗以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替代方案，尤其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批评美国频繁将美元工具化。尽管金砖+储备货币的前景尚不明朗，该倡议呼应了中国自2018年起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人民币原油期货合约的实践。

对于沙特和阿联酋等主要产油国，这可能意味着将外汇储备秘密多元化，投资于中国及其“一带一路”项目，或通过与金砖+对接的贸易和投资实现储备再循环。

数字货币——无论是国家支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CBDC）（由国家发行的数字形式法定货币）还是私营“稳定币”（stablecoins）（锚定法定货币或资产的加密代币）——的发展亦助推了去美元化。阿联酋制定了颇具前瞻性的监管框架，并启动了mBridge和AED coin等试点项目。

全球能源转型与脱碳同样是此多极化浪潮的重要维度，或对中东产生深远的地缘经济影响。

中国在“绿色经济”关键产业链上已占据主导地位，国营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续出行领域不断扩张在中东的足迹，乐于共同投资并共建脱碳重大项目，并将相关技术转移给中东伙伴。相比之下，美国气候政策反复无常，特朗普政府更是与拜登政府的脱碳承诺背道而驰。

中国也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手，华为（Huawei）、腾讯（Tencent）、字节跳动（ByteDance）和阿里巴巴（Ali Baba）等科技巨头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从半导体到云计算、先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中国正能为中东提供西方之外的技术替代方案。

该地区国家正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及技术赶超，成为部署这些技术的沃土。中国鼓励其科技企业与地区政府及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因地制宜并推动技术转移，尤其在海湾国家，以配合“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倡议。

另一方面，以色列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因加沙战争中以色列遭中国批评，以及美国对以色列政府及其与硅谷深度融合的本土科技生态施加压力而有所降温。

因此，从传统产业到新兴金融、环保和数字技术及其贸易生产网络，诸如亚伯拉罕协议背后的地缘经济框架的吸引力正在减退。从政策角度看，特朗普所谓的孤立主义倾向及其对影响范围划分的偏好，更加速了向多极化的世界转变。

在此背景下，沙特和阿联酋等区域强国采取多重结盟策略，以对冲单极“全盛期”逐步退潮之风险，同时维系与西方、尤以美国的深厚联系。

对阿联酋而言，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倾斜并非零和游戏，其对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依旧忠诚，并通过ADQ和MGX等旗舰投资载体，将在美投资增至1万亿美元，重点布局先进技术。沙特方面，对拜登政府在安全承诺上犹豫不决的不满，促使其寻求与中俄等国深化合作。

沙特自2016年起与俄罗斯共同主导欧佩克+协调机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近期又获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对话伙伴资格。

尽管在2023年8月的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上获邀加入金砖+，沙特既未明确接受，亦未拒绝；但其继续利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良好关系，主办多轮美国支持的俄乌和谈，彰显其灵活的事务性外交。

结语：加沙指标

唐纳德·特朗普已重新提出将亚伯拉罕协议扩展至沙特的构想。然而，协议的逻辑与收益，或许不再取决于已不再那么关键的地缘政治红利，而应更多体现在其经济层面。协议所承诺的共同繁荣尚需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验证，尤其面对重建加沙及援助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和也门等危机国家所需的巨大努力。

加沙地区的重建与治理方式，或将成为检验协议共同繁荣愿景的关键指标。若能促成包括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际利益相关方在内的协调重建项目，并借鉴2025年3月初阿盟（Arab League）提出的埃及方案，则或可为全面区域和平与重建框架奠基。

将加沙重振与区域经济倡议挂钩——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重建、“印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共享能源项目及近海天然气勘探与出口——可强化共同利益，增进各方互信。尤其在科技、贸易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经济伙伴关系，可能为商界及民间层面的正常化创造土壤。

然而，正如近年所见，倘若缺乏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可信承诺（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回避的核心争议），自下而上的正常化或终将陷入“西西弗斯式任务”（Sisyphean task）（指永无止境、艰难却难以完成的重复性工作）。

译自：卡内基中东中心

原作：亚历山大·卡特布（Alexandre Kateb）

时期：2025年4月25日

声明：文中观点不代表译员及“伊政会”立场

来源：国际上那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