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元朝时极为兴盛，蒙古人不排斥商人，因而商业得以快速发展；明朝建立后，除早期朱棣对外宣示文治武功之外（贸易不是主要的），整体明朝的政策都沿袭祖训，不鼓励商业，对外贸易更加不被允许。不过在晚明，掀起了一场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对外贸易，这场贸易的兴起得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元朝时极为兴盛，蒙古人不排斥商人，因而商业得以快速发展；明朝建立后，除早期朱棣对外宣示文治武功之外（贸易不是主要的），整体明朝的政策都沿袭祖训，不鼓励商业，对外贸易更加不被允许。不过在晚明，掀起了一场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对外贸易，这场贸易的兴起得益于地方官员的有为以及商人的主动冒险，当然上层的默许也是必不可少。
早在16世纪30年代，每年大约有4万至6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到了40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身着中国丝服、品尝着中国茶，按照葡萄牙图示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果阿的葡萄牙医院中病人通常用中国盘子进餐，16世纪巴西的葡萄牙居民已经普遍使用明瓷。
葡萄牙人对中国产品的热情以及对获取中国产品的欲望也强烈地感染了欧洲的其他人。1562年葡萄牙大主教惊讶地发现罗马教皇的餐桌上使用金银器皿，如同全西欧的宗教、政治领袖们一样，他也为自己订购了中国瓷器。
到16世纪80年代，仅仅里斯本的一条街上就至少有六家专门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诗人保罗.斯卡隆用诗这样称赞道：“带我去葡萄牙人那儿，在那儿能看见新花样，从中国来的稀奇货。在那儿能看见灰色的琥珀，亮漆漆过的漂亮玩意儿，还有精美的瓷器，都来自这个庄严的国度，来自这个伊甸园。”
在17世纪早期，法国、英国的皇室均拥有成套的由葡萄牙在澳门的代理商直接购买的瓷器。如今，在里斯本的旧圣多斯宫称为“瓷器室”的墙和天花板上装饰着的200件大多属于明代后期的中国青花瓷砖，使人们还怀念着这一中国-葡萄牙贸易的全盛时期。
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同中国商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不但比那些从欧洲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马尼拉市场参与交易的中国商品其实非常多：在一份更长的加工品货物单中继续列出了在马尼拉交易的中国货存货:“面粉；以橘、桃、李、豆蔻、姜和其他水果制成的蜜饯；咸猪肉和其他咸肉；优良品种的活家禽和许多阉鸡；大量品种俱全的水果和柑橘；优质栗子、胡桃和一种新鲜的和风干的美味水果(chicueyes)；大量多品种的优质线、针和小饰品；小合和笔架；床、桌、椅和涂金色的长凳，上面都画有许多人物和花样。他们带来国内的水牛；状如天鹅的鹅；马、骡和驴；甚至有笼养的鸟，其中有的能讲话，有的能唱歌，他们把它们调教得能玩许多把戏。各色优质的陶器；加佳(kaga)布和黑色、色长袍；种类俱全的床；各色成串的玉髓珠子和其他珠子，以及各色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货单的最后列了一个杂货类，“有多少纸张也写不尽这些珍奇物品。”货物单用纸也来自中国。
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的政府当局说道：“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八年后，有一个报道说，利马的居民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况，在这里的丝绸衣服通称为“中国波布拉娜”，成为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重要的是……这些是丝绸之船。船上装的最有价值的货物是各个制作阶段的、各种不同的编织法和各式各样的丝绸。有轻软的薄纱和广州绉绸……丝绒、波纹绸……华丽的锦缎、粗丝织品，以及用金丝和银丝织入奇艺图案的重锦缎。船上装着丝织着装，有数千双长袜、裙子、绒胸衣、披风、长袍和晨衣。装在大帆船船舱里的是丝床罩和丝帏、手绢、餐巾和桌布，以及从索诺拉到智利的各个教堂和修道院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华丽的礼服。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手工产品。”
贸易给晚明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合在一起，人口超过2000万，而且与南直隶、江西及其它中国发达地区有紧密的商业联系，这几个省在明朝后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福建省南部沿海地区一位骄傲的本地人写道：“我穆庙时（穆宗，1567-1572年在位），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639年，另一位福建沿海本地人，概述了他支持中国继续参与海上贸易的理由：第一，丝和丝织品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出售的价格经常是国内价格的两倍，第二，瓷器和其它中国产品在海外也备受赞誉，第三，大量的失业工匠在菲律宾找到了工作。由于贸易被禁止，一位学识渊博的广东人在1647年写道：“从此以后，商人再次遭受困苦，商品不再流通，（在广东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停顿……因此，很清楚，澳门人（葡萄牙人）来贸易，广东就繁荣，他们不来，广东就受损失。”
随着西方白银产量锐减，西班牙政府严查关税以及商品贸易中的腐败，船难事故等等因素导致中国商人同欧洲人贸易风险剧增，晚明对外贸易额逐步减少，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对晚明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它加速了晚明的灭亡。以苏州为例，在中国17世纪40年代，没有哪个地方像一度兴盛过的苏州那样，生命力和多样性的衰落是如此显著。一位苏州人在1642年写道：“街道上有无数的瘦弱可怜的乞丐。而且，因为是新年，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春天即将过去，但寒意浓浓。二月满月之后，阴雨又连绵十几日。大量的人死于饥饿。每天我都亲眼见到有数十具饿殍在王公的地产上埋葬。当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90个铜钱时，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数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断垣残壁。肥沃的农田和豪宅都标价出售，但是无人问津。往昔，（苏州）城曾一度繁荣，其居民奢靡成风。自然盛世之后紧随衰败，但是我从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会遇到这些不幸。”
紧邻苏州旁边的湖州，1640年至1642年间，30%的人口死于“饥荒”和疾病。（主要是中国纺织业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急剧增长，为了满足增加的国内和国际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一个曾是食物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发现它的大量稻谷供应依赖于跨地区贸易。）“今天，养蚕业是湖州人生计的根本。哪里想得到情况会是这样，在（1641年）……生丝实际上已一文不值，但桑叶却很紧缺，价钱高昂。随后（在1642年），生丝的价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叶却出奇的低廉，第二拨蚕又全部损失了。地里未收的第一拨桑叶和第二拨新叶仅仅只得通常收入的一半……湖州人遭受如此不幸，人间的事是多么不公啊。”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松江府附近的棉花生产区。1642-1644年期间，在松江府，棉和棉织品的银价直线下跌，同时谷物的银价上升却超过200%。
满族人取得天下后，从17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清朝当局强行迁移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几千个城镇和村庄，企图扫除海上贸易-这个新政权的敌人得以建立其繁荣的商业帝国的基础。虽然扫除政策取得了成功，但却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因为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海上贸易再次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大量白银。像明朝后期一样，大多数进入中国的白银又渗入中国内地，从而有助于刺激和维持那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当清王朝禁止海上贸易的旨令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一旦推行，“外国银币（从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富的源泉已经被堵塞的明显证据。”最终，大清王朝在西方人的洋枪洋炮中才彻底打开对外贸易的大门。
来源：老方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