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学需要立足中国发展和改革实践，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从国情和政策有效性出发，破除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等议题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

◆ 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推动技术方法论极致化的同时，对于经济发展本质问题的忽视愈发严重，其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困境也愈发凸显

◆ 中国经济学需要立足中国发展和改革实践，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从国情和政策有效性出发，破除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等议题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

◆ 需要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文 | 王玉柱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西方经济学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困境也愈发凸显，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沉淀后，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自主性与依附性、学理性与应用性之间长期背离的矛盾，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涌现出一股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思潮。

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更好地回应发展常识和发展需求，实现有根有据和合情合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增强理论自信。

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困境

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有效性的质疑由来已久。每次大规模经济危机出现后，世界范围内都会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力和有效性进行反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推动技术方法论极致化的同时，对于经济发展本质问题的忽视愈发严重，其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困境也愈发凸显。

这些经济学理论更擅长解释严格假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现象及变量关系。尽管经济学家尝试将更加多元复杂的关系纳入分析视野，但西方分析范式对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具有本能的排斥倾向，容易忽略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和统一大市场等关键变量。同时，倾向于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线性关系，这种简化处理不仅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反而加剧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时的窘境。

一是长期意识形态化地回避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命题。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时代。一般认为，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的面目出现，后在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经济学家的加持下，形成了最初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古典经济学适应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主义发展的需要，并在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的推动下，将分工效率、比较优势和市场机制等理念推广至全世界，为资本主义国家谋取了利益。西方主要国家相继走完工业化进程后，自由主义导向的市场规则获得了更多认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日渐式微。

随着苏联异军突起，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并被西方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引来了学术争论。20世纪30年代，围绕凯恩斯《货币论》和苏联国家计划模式展开的“兰格论战”最具典型。西方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为凯恩斯主义赢得社会认同基础，但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系统研究并未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视野，而是以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分支形态呈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将凯恩斯主义拉下神坛，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重新复兴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再度被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理念，政府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公信力遭到破坏。

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日渐脱离真实世界经济学的本质。

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国家政治力量的驱动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渐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主流经济学。然而，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成长和壮大过程中，未能有效继承和发展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等其他流派更加深邃的经济思想，而是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过综合改良后，西方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建立以来的一般均衡、边际分析和其他数量技术方面的方法论应用到极致，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企业产权和人力资本等另辟蹊径的研究推到了主流经济学前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后续发展受到其最初概念的框定，长期在既定的话语体系中走向技术化而日渐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的本质。

三是对市场经济的复杂性缺乏解释力。

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以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等先哲的创造和发现为起点，以笛卡尔建立“机械论”研究范式为标志。“科学主义”方法论具有还原论和逻辑演绎特征，通过将大事物分解成小模块来分析和解释整体的运动规律，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然而，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天然局限性。受自然科学领域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影响，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大多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过度简化的线性研究范式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愈发乏力。

市场经济具有复杂的系统属性，市场个体组成系统后，系统内部各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综合效应不同于系统内个体之间的简单叠加，这种综合效应不是既有数学工具能够阐释清楚的。迄今为止，经典数学在分析多元非线性关系方面始终存在较大技术困难。以公理化为主要方向的数学工具，由于与事实和经验存在一定的脱节，在解释现实世界时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科学主义的数学赋值是一种借用简化的数学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的“模拟推测”，必然存在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问题。

人们走在英国伦敦的街道上（2025年4月8日摄） 新华社/美联

西方经济学分析评价中国

存在先天不足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长期独立于中国，缺乏对中国经济基本事实、客观规律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关注，其分析框架覆盖不了中国经济的诸多独有特征。因此，西方经济学对于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先天不足，其理论适用的公信力危机正日益凸显。

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迄今尚未实现中国化和本土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诞生和成长以资本主义为前提，其土壤具有其特殊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也具有一定偶然性。将特殊性规律作为普适性标准进行适用推广，必然产生诸多水土不服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于中国有“居庙堂之高却不食人间烟火”之感，迄今尚未经历中国化和本土化改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有“拿来主义”特征，尽管也尝试立足中国发展现实进行相应理论修正，但并未覆盖经济发展各要素，本土化依然任重道远。

二是西方世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解释存在扭曲。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理解体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济学之发展本质问题，加之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固有的傲慢，导致其难以客观准确分析中国经济建设所具有的阶段性、延续性和系统性特征，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其背后的推动经济和产业政策有效实施的政府角色。尽管西方经济学也曾尝试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等维度对相关发展问题进行理论阐述，但这些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部调整，始终未能跳出其先天的局限性。

三是西方经济学对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认知缺位。

西方经济学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提供技术性支持，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内在逻辑、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究其原因，是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存在重要系统变量认知局限——对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社会文化等关键变量的有意忽略，有违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导致其长期陷入自己设定的“理论茧房”故步自封，陷入解释力困境。

西方主流经济学多以中小规模经济体为分析样本，分析开放与分工效率等命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内部产业竞争力形成的独特机制是其理论盲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路径，逐步形成跨区域协同的产业生态，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扩张同步发展，由此形成的高效节约模式和技术迭代速度显然超越了传统分工效率学说的预期。文化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变量。诸多迹象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特征提供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解释。比如，儒家思想对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弘扬有效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始资本积累问题，中华文化强调大一统和社会稳定的理念能够保障中长期分步走政策规划的有效实施等等。

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开辟当代经济学理论新气象

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搬运工，需立足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现实，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实践为依托，推动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是立足中国发展和改革实践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经济学需要立足中国发展和改革实践，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从国情和政策有效性出发，破除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等议题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不断推进经济学的进步。

二是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好对西方经济学既有理论的辩证取舍，从理论适用性和政策有效性出发，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是从经济学术语革命出发循序渐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术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系统集成。术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学术表达，体现着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话语权。每一门科学理论的形成都建立在术语的基础之上，正如“万有引力”之于牛顿力学，“质能方程”之于相对论等。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使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受到误导。需要从术语革命出发，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实现“点-线-面-体”的体系化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对中国经济经验进行客观总结与阐释。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刊于《瞭望》2025年第18期

来源：新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