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族历史文献在汉语和契丹语两种语境中生成，从内容上看，有官方编订的国史、实录、日历等政治典籍，也有民间学者的文集、笔记，其题材涵盖经史子集，其内容涵盖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极为丰富。辽宋对峙期间，宋辽情报战的结果是生成了大量有关契丹与辽的
契丹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唐末兴起，五代时期建立政权，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耶律德光时定国号为辽。辽政权建立以后，通过“澶渊之盟”与北宋达成和解。北宋的“岁币”推动了辽政权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同时，对于辽朝吸收中国传统统治方式，重视汉法、推动民族融合、实行文教政策等产生了影响[1]52-55。辽朝成为中国北方强盛的民族政权，直到1125年其在女真政权的进攻中灭亡(西辽除外)。辽朝政权存续近200年之久，其间，随着契丹族兴起和辽政权的发展延续，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有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大量史籍生成。从内容上看，有官方编订的国史、实录、日历等政治典籍，也有民间学者的文集、笔记和大量的墓志，其内容涵盖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非常丰富。
北宋政权与辽对峙期间，出于了解对方和相互交往的需要，宋朝官方和民间开始撰写有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史籍。一些从宋朝的角度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由于与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有关，也客观上生成了记载契丹族和辽政权等内容的历史文献。即使辽朝灭亡，南宋政权在总结北宋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仍在继续编撰有关契丹族和辽朝的典籍。当时与南宋对峙的金朝，出于统治境内的契丹族和借鉴辽朝统治的需要，编撰了一些有关契丹族和辽朝的历史文献。这些宋、金时期生成的契丹族和辽朝的历史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也有专门的史籍，从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另一种面貌，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
契丹族文献的生成，反映了契丹族的崛起和辽政权的发展进程，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契丹、女真等各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互动。这些文献丰富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契丹族历史文献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族在与汉、女真等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语境中，从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到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有关契丹和辽朝历史文献的生成问题，晚清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如缪荃孙《辽艺文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正》、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这3部典籍从目录学的角度，对辽代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由于只涉及书目，对于这些文献的成书过程和影响未能进行考察和分析①。此后，学界主要从辽代史官、修史机构、图书出版等方面，研究契丹族和辽朝的历史文献②。从历史文献生成角度考察契丹族历史文献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历史文献的生成语境及其反映的契丹族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学者涉及，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尝试从这一方面考察契丹族和辽朝历史文献的生成过程，并考察辽、宋、金时期各民族互动的语境和契丹族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问题，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 辽时期契丹和辽历史文献的生成
辽朝政权建立和存续期间，生成了系列的契丹族和辽朝历史文献。其中，契丹文字创立以后，相关契丹族文献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文献大量生成，只是由于辽朝的灭亡和契丹文字的逐步泯灭，这些契丹文历史文献几乎全部散佚，只有少数墓志通过考古工作得以发现。与此相反，随着辽政权统治中国北方地区，一些汉族士人进入辽朝政权，成为辽朝史官，他们与契丹史官一起，在辽朝史书官修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促成了辽朝官修文献的生成。辽朝各族民间士人的著述，由于大部分是用汉文书写，所以其中一部分避免了散佚的命运。这些典籍反映了契丹族及其政权生存和发展的情况，是我们认识契丹族和辽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据笔者研究，辽朝生成的相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文献，内容丰富，题材涵盖经史子集。另外，前朝很多汉文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在辽朝统治地区被保留下来，甚至被译成契丹文，重新出版，丰富了辽代的文化生活。
(一)契丹统治下汉文典籍的保存
在辽政权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辽朝的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典籍。这些典籍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辽朝学习汉法、改良统治的根据。据史料记载，辽代官方保留的汉文典籍有前朝的礼书、法律书籍和儒家经典。《辽史》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2]1593，此后“太宗克晋，稍用汉礼”[2]928。这说明在辽朝初年，其官方就典藏前朝的礼书，并作为辽朝早期制定国家典礼制度的参考。同时期的东丹王耶律倍(兀欲)，“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2]1335。尽管他能否在市场上买到“万卷”的图书，目前存疑，不过，在他投奔后唐时，“载书数千卷，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3]901。耶律倍所带的图书中，有一本是《契丹地图》③，应该是在当时契丹统治范围内生成，他在市场上购得。上述书籍是当时的汉族政权“所无”，一方面说明辽朝范围内确实生成了一些典籍，也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前朝汉文典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北方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由于长期分裂、战争，文化遭到破坏，书籍非常稀有。
辽统和十二年(994年)七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2]157。这条史料说明，辽圣宗时期，辽朝使用汉地的法律书籍。辽开泰元年(1012年)八月，辽朝赐功臣铁骊那沙的物品中出现了汉文典籍。《辽史》记载:“铁骊那沙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2]187这里，由于铁骊那沙的功劳应该得到赏赐，他主动提出想要“儒书”，得到了《易》《诗》《书》《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显示了辽朝官方和民间对于典籍的珍视。辽咸雍十年(1074年)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2]314。这种官方颁行汉文史书的做法，说明辽朝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视。
辽朝官方收藏汉文经典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多样。实际上，辽政权非常重视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汉文书籍，据李西亚等学者研究，辽朝通过战争掠夺、市场购买、外交索要、贸易交换、贸易走私等方式，获得北宋的书籍，以至于北宋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加以禁止[4]65-68。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宋朝颁布禁令指出:“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5]7068
除了设法获得汉文典籍外，辽朝为了更好地阅读和使用这些典籍，还将汉文典籍翻译成契丹文。契丹宗室耶律倍、贵族萧韩家奴、耶律庶成都有翻译汉文书籍的记载。《辽史·宗室传》记载: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2]1335。这部书是道家典籍，被译成契丹文。《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载:“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贞观政要》《五代史》。”[2]1598耶律庶成的材料也记载:“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2]1485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于记载治国方法的汉籍，以及与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医书、宗教典籍，都会有选择地翻译成契丹文，以便使用。
辽朝政权比较珍视汉文典籍，注重翻译和使用汉文礼书、司法和历史书籍，各种汉文典籍在官方和民间都多有保存，对于辽朝政治发展和民间传统儒家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辽朝官修日历、实录、国史的生成
辽朝统治稳定以后，开始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修撰史书，促进了辽代官修契丹族和辽朝史籍的生成。有关辽朝修史机构、史官、官修史书等问题，已有研究成果前已述及，这里仅就辽代官方生成史书过程进行考察和梳理。
1. 实录
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大臣室昉“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加政事令，赐帛六百匹”[2]1402。该史料说明，这一年室昉已经完成部分实录的修撰，不过具体是哪些皇帝的实录不详。此后，辽兴宗重熙年间，对大臣萧韩家奴诏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2]1597萧韩家奴受诏修撰本朝实录，并与耶律庶成一起将辽朝遥辇可汗到兴宗重熙期间事迹书写成20卷的书籍以进。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十一月，“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2]329。这说明辽太祖以下的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缺15年)7个皇帝时代的实录已经完成④。最后，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十一月，“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2]358。这里的修“太祖诸帝”实录，应是修撰此前未完成的辽太祖实录、辽道宗未完的15年实录，以及天祚帝本朝的实录。从以上可以看出，辽朝已经基本生成历代9位皇帝的实录，是这一时期官修史籍最完备的一种。
2. 日历、国史
有关辽代官修日历的记载不多，辽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2]172。这条史料是辽圣宗该年给负责修撰日历的官员的圣旨，说明这时辽朝中央已经有了日历官并开始修日历。鉴于前面介绍的实录修撰情况，估计实录、日历这两种形式的官修史籍在圣宗时期已经同时开始工作。不过，圣宗要求“毋书细事”，颇令人不解。8年以后的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辽圣宗的一道圣旨可以作为该疑问的解释，此年五月“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2]185。这里要求将当时朝廷讨论的国家大事“送所司”，应是送到相关机关执行，而“附日历”，不是附上日期，而是附上日历官书写的部分。既然日历的内容需要回到各部门，为了保密起见，前面的“毋书细事”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辽朝的日历至少在辽圣宗时期正常修撰，生成实录以外的另一类官修史书，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日历的记载非常粗略，其史料价值与实录无法相比。
有关辽朝国史修撰的史料记载更少，辽人刘辉在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上书:
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2]1604。
这里刘辉提出对于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四夷传”的不满，提议将北宋初年的史实列入辽朝国史的“附录”部分，反映了辽朝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从上述内容来看，辽道宗时期已经生成了国史的部分内容。
3. 御制诗赋和部族志
辽史记载:“(清宁)六年(1060年)春，如鸳鸯泺。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2]292这说明此年辽朝开始修撰“御制诗赋”。另外，耶律良“迁知制诰兼知部署司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2]1539。这里的两条记载中涉及的耶律白和耶律良，清代学者钱大昕怀疑是同一人[6]1136。这至少说明辽道宗的御制文集已经生成，其他辽朝皇帝时代是否也存在御制诗赋的修撰，目前尚没有材料证实。
辽道宗咸雍年间，契丹大臣耶律庶箴提议修撰契丹部族志，《辽史》记载:
(咸雍十年)迁都林牙，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釐，不听[2]1486。
耶律庶箴提出用契丹语修撰契丹部族志的建议，尽管理由比较充分，还是被辽道宗拒绝。这则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契丹大字创立的时候，就已经“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这就是契丹最早的部族志，尽管简单，但已经成书。那么，辽朝是否重编部族志之类的文献?后世学者根据元朝编撰的《辽史·营卫志》提到的“旧志”，认为辽朝重编部族志就是辽朝耶律俨撰写的《皇朝实录·部族志》[7]302-312，该契丹部族志应该与耶律庶箴的这次提议无关，尽管元朝修《辽史》的时候，该书已经不存，没有被《辽史·营卫志》参考[8]90-97，不过该书在辽朝已经生成是可以肯定的。
4. 礼书、法典和历法
礼书是国家典礼的根据。辽朝政权稳固以后，需要突破以前部族的限制，制定国家礼制，汉族政权的礼书就是重要参考。此外，法律是国家政权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不可或缺的。从史料来看，辽代官修史籍中，还包括礼书和法律部分。辽统和四年(986年)，“枢密院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2]118。这里的翻译“律文”，应是翻译汉文的法律书，说明了辽朝早期借鉴汉文法典处理司法问题的情况。此后，契丹贵族耶律庶成就参与了辽朝法律的修撰，《辽史》记载:
与枢密副使耶律德修定法令。上诏庶成曰: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定，庶成参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2]1485。
上述记载明确了辽朝法律的修撰与生成，重熙五年(1036年)，“新订条志成，诏颁行诸道”，说明辽朝新的法典生成。
辽朝的礼书，上述耶律庶成的材料中就有“撰实录及礼书”，在萧韩家奴的传记中记载更加详细:
(重熙)十五年，复诏之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2]1598。
这里的3卷礼书，由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合撰而成，后世称《辽朝杂礼》。《辽史》中多次提到这部礼书，元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辽朝杂礼》者”[2]1024，说明元朝时这部书还存世，成为《辽史·礼制》的资料来源。
辽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年)五月，“司天王白、李正等进历”[2]85，说明辽朝已经有历书。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六月，“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2]157，这种新历就是中原王朝早已使用的大明历[2]593。这一年辽朝给高丽“颁正朔改历，验矣”[2]594，这是辽朝历法类典籍生成的明确记载。
(三)辽朝私家撰述的典籍
辽朝在“澶渊之盟”以后，与北宋、西夏等周边政权保持了和平的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大量辽代契丹贵族、官员和汉族官员、士人的私人著述开始出现，内容包括医学、技艺、制度、法律、文集、笔记等。这些私人著述成为辽代历史文献生成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1. 文集
辽代私家撰写的典籍中，文集的数量较多，当时生成的主要文集有:耶律隆先“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2]1336;萧韩家奴(字纠坚)《六义集》12卷[2]1598;耶律庶成(字喜隐)“有诗文行于世”[2]1486;杨佶《登瀛集》[2]1489;萧柳(字图们)，“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2]1449;萧孝穆(小字胡独堇)，“所著文曰《宝老集》”[2]1466;耶律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剌)，“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号《西亭集》”[2]1478;耶律孟简“作放怀诗⑤二十首，自序”[2]1604;李澣，晋末人，陷契丹，死在辽朝，“后人得其文集者，号曰《丁年集》”[9]1052。
上述文集有12部，加上前面提到耶律良的《庆会集》，共13部，尽管这些文集基本上都已经散佚，但它们在辽朝已经生成是没有问题的。
2. 人物传记、笔记及其他
辽代生成的典籍还有辽人撰写的人物传记、笔记、经学、术数类书籍。辽人传记主要为契丹功臣和当时名人所写，耶律孟简曾编“耶律葛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2]1605。辽朝曾“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者，吼与其一”[2]1389。辽人笔记有王鼎撰《焚椒录》1卷。王鼎为辽兴宗观书殿学士，亲身经历辽兴宗懿德皇后事件，后又采访相关人员，了解事件始末。该事件中王鼎受到牵连，流放可敦城。他在流放期间，于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写成该书[10]505。赵志忠撰《阴山杂录》16卷，作者“本华人，自幼陷敌，为人明敏，在敌中举进士，至显官。归国能述敌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今观此书可概见矣”[11]1238。《匈奴须知》1卷，“归明人田玮编次，录契丹地理、官制”[11]1239。
此外，辽代契丹统治者崇尚佛教，一些与佛教有关的典籍相继生成。现存辽代僧人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10卷，在唐朝《一切经音义》的基础上，对于辽代佛经中出现的重要词汇进行解释[12]。该书便于阅读，是一部阅读佛经的工具书。辽朝僧人行均撰《龙龛手镜》3卷，“(宋)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刻板，其末题云:重熙三年序”[13]586。这部辽朝佛教典籍传到宋朝以后，保存至今⑥。除了佛教书籍，辽代还生成道家书籍、医书和术数类书籍，辽代道士刘操“有诗集行于世，其咏修炼，则有《还金篇》行于世”[9]1061。辽代医书除了耶律庶成翻译的以外，辽代吐谷浑人直鲁古“撰《脉诀鍼炎书》行于世”[2]1626。方技类如耶律纯《星命总括》3卷。耶律纯为辽朝翰林学士，奉使高丽期间，因得彼国国师传授星躔之学而著此书。四库全书馆臣认为，“该书议论精到，剖析义理往往造微，可为术家参考，惟所称宫有偏正，则立说甚新，而验之殊多乖迕”[14]927。辽朝冀州人王白“明天文，善卜筮”，“撰《百中歌》行于世”[2]1626。
总之，随着契丹族的兴起和辽朝政权的发展，大量官修史籍和民间私人著述类史籍出现。辽代的史籍是在汉语和契丹语语境中生成，两种文字的史籍都有出现，也有不少汉文史籍被翻译成契丹文在辽朝流通。
(四)辽朝生成历史文献流传不广和大量散佚的原因
契丹族和辽朝历史文献流传下来的较少，这跟历史上辽朝实行的书禁政策导致大量文献散佚有关。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一些探讨[15]87-92+86，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如下:
首先，辽朝与北宋对峙，出于防范的需要，双方都刻意避免情报外传，双方情报战导致书禁成为信息保密的重要手段。辽朝书禁的记载，见于出使过辽朝的北宋大臣沈括的《梦溪笔谈》:“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16]160关于书禁的影响，四库全书馆臣认为:
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于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14]413。
其次，辽朝的书籍是在契丹文和汉文两种语境下生成，契丹字在辽太祖时期创制，此后辽代官方和民间书写，都使用两种文字。契丹文献和私家文献的书写者，主要是契丹贵族官僚及汉族官僚、士人，因此，辽朝生成的历史文献中，汉文文献和契丹文文献同时存在。就契丹文文献来看，前述契丹诸部民族志，属于契丹文书写的文献，且辽朝官方的日历、实录部分，应该也有大量契丹文书写的内容。前述辽圣宗对于撰修日历有“毋书细事”的指示，应该是出于防范的需要，侧面反映了当时日历可能是用汉文和契丹文两种文字写成，接触到的人较多，不利于保密。另外，辽朝出现的御制诗赋和契丹贵族的私家文集，也有契丹文书写的可能。
辽朝统治的特点是南北官府，契丹、汉人事务分开管理，因此汉人熟悉契丹文的少见，兼通两种文字的多是契丹贵族、官僚，如萧韩家奴就“通辽、汉文字”[2]1594，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2]1485，萧乐音奴“通辽、汉文字”[2]1542。这种情况说明，即使辽朝的汉族士人、官僚，能通契丹语者极少，辽朝以外的宋朝，虽然出现了契丹语译语的书籍一部(《辨鴂录》一卷)，这部书可能是当时学习契丹文的宋人使用的，应该是用于使臣交流。用契丹文字书写书籍，对于宋人而言，不仅难度大，对于汉文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另外，金朝政权统治辽朝故地，契丹语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不过，金末在蒙古打击下仓促迁都，典籍遭到严重破坏，这就使辽朝灭亡以后的南宋、金、元等朝代，契丹文逐渐失传，相关契丹文献相应地大量散佚。
最后，辽朝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汉族士人从事以汉文为主要语言的儒学写作与教育，契丹士人、官僚、贵族通晓儒学、擅长诗文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文学创作活跃，应该生成了一定数量的笔记、文集等典籍。不过，辽朝对官吏、百姓的日常行为控制较严格，“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违者坐之”[2]117。书籍的印刷出版受到限制，辽道宗时期“禁民私刊印文字”[2]300，禁令限制了民间书籍的流传，前述一些生成的文集大多散佚殆尽。
二、 宋朝有关契丹和辽历史文献的生成
北宋与辽朝和战互动频繁，很希望了解契丹族和辽朝政权的虚实，在双方都实行书禁的情况下，北宋要求出使辽朝的官员在返回以后写“行程记”，刺探辽朝情报，于是有关辽朝的历史文献在北宋生成。同时，宋人记述宋辽和战与外交交涉的书籍也不断生成，这些文献由于用汉文书写，流传较广，流传情况明显好于辽朝生成的历史文献。
(一)宋朝使臣等书写的行程记
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臣留下了大量的“行程记”，只是散佚较多，有些无法看到具体内容，其中还有相互传抄、内容重复和一书多名的情况。不过，作为北宋生成的契丹族和辽朝政权的典籍，从竞争对手的眼光，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朝政权的另一种面相，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下从《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文献中，将这些“行程记”类典籍列举如下:
其一，《宋史·艺文志》(卷202—208)记载的有12部:
富弼《契丹议盟别录》、富弼《奉使语录》2卷、富弼《奉使别录》1卷、胡峤《陷辽记》3卷、王曙《戴斗奉使录》1卷、佚名《虏庭杂记》14卷、刘敞《使北语录》1卷、开运《陷虏事迹》1卷、金富轼《奉使语录》1卷、张舜民《使边录》1卷、陆贽《遣使录》1卷、寇瑊《奉使录》1卷[17]。
其二，郑樵《通志》卷66《艺文略第四》收录的9部:
《林内翰北朝国信语录》2卷、佚名《接伴北使回答土物录》1卷、富弼《富韩公入国语录》1卷、《余襄公奉使录》1卷、陈襄《奉使录》1卷、佚名《贺正人使例》1卷、佚名《南北国信记》1卷、佚名《通好后南北人使姓名录》1卷、沈括《使辽图抄》1卷[18]。
其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下)、《后志》卷1等收录4部:
王曙《戴斗奉使录》2卷(曙景德三年为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为吊慰使所录也)、张舜民《浮休居士使辽录》2卷(元祐甲戌春被命为回谢大辽吊祭使，郑介为副，录其往返地里及话言也)、寇瑊《生辰国信语录》1卷(瑊与康德于天圣六年使契丹，贺其主生辰，往返语录并景德二年至天圣八年使副姓名及杂仪附于后)、路振《乘轺录》1卷(振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此书以献)[13]。
其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收录7部:
洪皓《松漠记闻》2卷(皓奉使留敌中，录所闻杂事)、路振《乘轺录》1卷(祥符中使契丹，归进此录)、富弼《奉使别录》1卷(庆历使契丹，归为语录以进，机宜事节则具于此录)、余靖《庆历正旦国信语录》1卷(庆历三年使辽所记)、窦卞《熙宁正旦国信录》1卷(熙宁八年使辽所记)、沈季长《接伴送语录》1卷(熙宁九年接伴送辽使耶律运所记)、李罕(澣)《使辽见闻录》2卷[11]。
以上典籍除去著者富弼、王曙重复的5部，大约有27部。目前流传下来的有收入《辽海丛书》的陈襄《使辽语录》，路振《乘轺录》原书失传，北宋晁载之《续谈助》卷3收入，但仅为摘录，内容不全。南宋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77也收有此书，虽非完帙，但可与《续谈助》互补。
从上述典籍的特征来看，它们都是出使人员或到过辽朝的人通过观察和记忆书写的“行程记”，刺探情报的意图明显，真正经过实地考察研究的内容不多，大多属于宋人对于契丹民族和辽朝政权的初步认知。随着宋、辽成为历史，这些情报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大量散佚也是在意料之中。
(二)北宋官员、士人有关契丹和辽的著述
北宋与辽政权对峙时期，双方互动频繁，从“澶渊之盟”以前的大规模战争到以后的交聘和经济文化交流，宋人都需要了解契丹族和辽政权的所有信息，作为制定双方交流政策的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宋朝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使臣刺探情报以外，宋朝官员、士人也大量书写有关契丹族和辽朝的著作。现将宋朝生成的这类史籍列举如下:
其一，《宋史·艺文志》记载23部:
佚名《燕北会要录》1卷、佚名《契丹礼物录》1卷、佚名《契丹须知》1卷、佚名《阴山杂录》15卷、佚名《契丹实录》1卷、《宋景文公笔记》5卷(契丹官仪附)、史愿《北辽遗事》2卷、佚名《殊俗异闻集》1卷、佚名《契丹机宜通要》4卷、佚名《契丹事迹》1卷、佚名《燕北杂录》1卷、佚名《辽登科记》1卷、倪思《北征录》7卷、张建章《渤海国记》3卷、王曾《契丹志》1卷、佚名《契丹国王记》、佚名《契丹疆宇图》2卷、佚名《契丹地理图》1卷、赵志忠《大辽事迹》10卷、李繁《北荒君长录》3卷、陆希声《北户杂录》3卷、谷况《燕南记》3卷、佚名《平燕录》1卷[17]。
其二，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6部:
佚名《辽庭须知》1卷、佚名《重修辽庭须知》1卷、佚名《邻国政事》1卷、佚名《匈奴须知》1卷、佚名《契丹须知》1卷、田玮《北鄙须知》1卷[18]。
其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5部:
田纬《匈奴须知》1卷(录契丹地理、官制)、汪藻《金人背盟录》1卷(记金人背契丹，迄于宣和乙巳犯京城，多采北辽遗事)、佚名《北辽遗事》2卷(盖辽人也，记女真灭辽事)、范质《石晋陷蕃记》1卷(质石晋末在翰林，为出帝草降北表，知其事为详)、赵志忠《北廷杂记》10卷(记北廷杂事，始于阿保谨(机)，迄耶律宗真)[13]。
其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9部:
赵志忠《阴山杂录》16卷(敌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武珪《燕北杂录》5卷(嘉祐六年宫苑使知雄州赵进于朝，珪自契丹逃归)、佚名《契丹录》1卷(即《阴山杂录》之首卷也)、田纬《匈奴须知》1卷(录契丹地理官制)、佚名《辨鴂录》1卷(契丹译语也，凡八篇)、史愿《金人亡辽录》2卷(或称《辽国遗事》)、佚名《契丹讲和记》1卷(载契丹初讲和本末，末有庆历增币后北国誓书)、佚名《契丹疆宇图》1卷(录契丹诸夷地及中国所失地)、佚名《辽四京记》1卷[11]。
上述43部史籍之中，书名基本相似、内容完全或部分重复者应该有一定的数量，反映了这类史籍生成过程中信息来源的有限和书写目的、书写体例的多样性。这些史籍与前面的“行程记”相似，同样具有宋人对于契丹族和辽政权“初步认知”的特点。究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前面“行程记”典籍中得到的信息总结而成;二是通过两国交聘，与契丹使臣接触得到的相关信息总结而成;三是通过辽朝投降过来的人员得到的信息或其本人书写而成。此外，随着宋辽战争、通商等互动，宋人通过对辽人观察和交往获得的相关知识，也是这些典籍生成的重要来源。
(三)宋朝流传至今的契丹和辽的书籍
尽管宋人有关契丹族和辽朝的著述较多，但这些书籍的性质属于情报汇集，是宋人对于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初步认知，可信度不高。随着宋、辽政权的消亡，这类史籍流传至今的并不多，但这类书籍为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加完整的史籍的生成，提供了参考和信息来源。在此基础上，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生成，成为元朝官修的《元史》的重要参考。目前流传下来的宋人撰写的有关契丹和辽朝史籍如下:
叶隆礼《契丹国志》，是成书较早的系统记载辽朝史事的一部史籍。该书成书过程中，参考了当时的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等正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以及宋人书写的相关契丹和辽的史籍。卷首有《进书表》《初兴本末》《世系图》《十九主年谱》《地理图》，其正文包括皇帝纪12卷，人物传记7卷，辽与后晋、宋往来文书，辽与北宋馈献礼物，以及地理方域、政治制度、宋人使辽行程录、诸蕃杂记、杂录岁时风俗等。该书有元刻本，后流传至今[19]1。
叶隆礼《辽志》，该书27卷，抄录《契丹国志》卷首《初兴本末》，第23卷《族姓原始》《国土风俗》《并合部落》《兵马制度》《建官制度》《宫室制度》《衣服制度》《渔猎时候》《试士科制》和第27卷《岁时杂记》等篇，并增加了一些内容，对《契丹国志》原文也有所改编，不失为一部研究辽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
史愿《金人亡辽录》2卷⑦，《直斋书录解题》称“燕山史愿撰，或称《辽国遗事》”[11]1239。李心传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进一步解释:“愿，燕山人，有学问。上召见而命之愿，尝著《金人亡辽录》行于世。”[20]928史愿为南宋衢州通判，从他燕山人的籍贯可以推测，他应是投降南宋的辽朝人，熟悉辽朝灭亡的史实。金人元好问谈到这部书时感叹:“《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21]730这里元好问将这部书作为金朝敌国的典籍，不论是辽朝，还是南宋，都是金朝的敌国，从侧面证明了史愿由辽入宋的情况。至于这部书生成于辽还是南宋，笔者认为生成于南宋的可能性较大。叶隆礼《三朝北盟会编》卷12、卷18、卷21都引用该书，说明其确实在南宋广为流传。
王易《重编燕北录》，该书记载了契丹皇帝继位时的柴册及庙号制度、皇后生育等贵族礼仪风俗，以及汉兵番兵编制、信牌制度、惩戒军法等军事制度。该书被《说郛》丛书收录，流传至今。
陈师道《后山谈丛》，该书卷首详细描绘了契丹侵犯澶州后，君王大臣商议如何应对的过程。该书被收入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马暾刻本《后山先生集》，流传至今。
武珪《燕北杂录》。武珪，字思卿，辽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逃归宋，献《燕北杂录》于雄州(今河北雄县)，由宋宫苑使、知雄州赵滋进于宋廷。该书亦名《燕北杂记》，记载辽宫廷琐事、风俗、制度、语言等，该书被《说郛》丛书收录，流传至今。
洪皓《松漠纪闻》。宋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使金被拘，后完成此书，记载了女真、契丹、渤海、回鹘、盲骨子等民族事迹，流传至今。
程大昌《北边备对》，今存1卷。作者因宋孝宗问及“北虏地理”，一时愧无以答对，后来搜阅诸书，稽核考辨，条列而成此书。书中记载中国北疆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史实。该书被收入《古今说海》丛书，流传至今。
上述有关契丹和辽朝的史籍，除了武珪《燕北杂录》外，其余均为宋朝成书，能够流传至今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它们大多生成在南宋时期，其情报汇集的特征已经不存在，书中记载的契丹和辽朝制度、人物和其他史实，符合后人的阅读兴趣，由此被收录于丛书出版或单独出版，流传下来。其次，南宋作者可以参考北宋成书的同类典籍加以取舍，书中内容经过时间的过滤，可信性较强，具有保存的价值。最后，唯一一部生成于辽的《燕北杂录》，是由生活在辽朝的武珪书写，内容丰富，可信性强，因此被后人收录，保留下来。
三、 金、高丽有关契丹族和辽朝历史文献的生成
金朝1125年灭辽，统治中国北方。由于金朝统治辽朝故地，境内有一定数量的契丹人，契丹文字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耶律楚材家族就掌握契丹文。因此，有关契丹和辽朝的史籍在金朝得到继承并继续生成，数量应该比较可观，金末在蒙古政权的打击之下，金朝政权南迁开封，大量有关契丹和辽的典籍散佚。金人元好问记载:
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21]729。
这反映了金朝契丹和辽朝典籍大量散佚的情况，以至于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金代生成的契丹与辽的史籍主要是陈大任《辽礼仪志》。陈大任为金章宗时人，金泰和六年(1206年)七月，金朝“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22]277。《辽礼仪志》应是陈大任修《辽史》的部分成果。元末修《辽史》时，元朝的“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2]928，说明该书于元末还存在。
另外，在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与辽朝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由此生成了有关契丹和辽朝的文献。主要有两部:《大辽古今录》和《大辽事迹》。《辽史》记载:“高丽所志《大辽古今录》称，统和十二年始颁正朔改历，验矣。”[2]594另外，《辽史·兵志下》记载:“得高丽《大辽事迹》，载东境戍兵以备高丽。”[2]490《辽史·历象志下》也有:“高丽所进《大辽事迹》，载诸王策文，颇见月朔。”[2]760这两部史籍应是高丽人书写，可惜已经散佚。
四、 结 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文化和统治方式。契丹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到占领北方汉地，建立辽朝，在与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发展和完善。大量官方和民间史籍的生成，是辽政权发展完善的表现。
北宋政权与辽并立，在辽宋对峙期间，宋辽情报战的结果是生成了大量有关契丹和辽的历史文献。首先，出于情报需要，宋朝派使臣与辽朝密切互动，这些出使辽朝的使臣回来以后，撰写了大量“行程录”，叙述他们所见到的契丹民族和辽朝政权的制度、习俗及个人感想，生成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其次，出于对辽政权和契丹民族全面了解的需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契丹民族发展情况和辽政权的制度，根据所见所闻进行书写，生成了另一些记载契丹民族和辽政权的历史文献。南宋以后，在以往生成文献的基础上，《契丹国志》等综合性文献生成，为后世认识契丹族和辽政权提供了参考。
另，统治辽朝故地的金朝，同样重视契丹族和辽政权史籍的书写。金章宗统治时期，官修《辽史》生成，对于流传下来的辽朝时期文献和金朝生成的契丹族与辽朝文献进行全面的吸收和总结，只是金末在蒙古的打击下仓促南迁，造成了包括金修《辽史》在内的大量有关契丹族与辽政权的文献散佚。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在宋、金等政权生成的历史文献，以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朝政权的另一种面相，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和辽朝史籍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史籍的生成，既留下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历史记忆，也体现了汉、契丹、女真等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辽朝历史文献体系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建构中华文明，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注 释：
① 3部典籍收入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本文使用的是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版。需要说明的是，五代、宋朝时期形成的正史、编年史是契丹民族和辽朝史料的重要来源，如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本文主要考察这一时期生成的专门史籍，正史和编年史史籍暂不涉及。
② 参见任爱君《关于契丹辽史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于《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8年4期。相关论文还有:朱子方《辽朝史官考》，载于《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朱子方《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载于《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吴怀祺《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载于《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震云《论辽代史学》，载于《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赵彦昌《辽代修史研究》，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霍艳芳《略论辽代官方史书的编撰》，载于《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9期;黄震《辽代史官制度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靳玲《辽代政治与史学》，载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苗润博《元末修史与辽朝典制的另类重构——〈辽史·仪卫志〉探源》，载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2019年6月;李西亚、杨卫东《民族文化认同视阈下辽代图书出版发展刍议》，载于《中国出版》2019年第16期;吴凤霞《辽代记注官初探》，载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程嘉静《辽代史官孟初事迹考辨》，载于《赤峰学院学报》2023年第8期。
③ 黄任恒认为，该书是“长兴三年契丹东丹王突欲进”。参见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开明书店，1936年，第5页。
④ 这里的七帝实录中，没有辽太祖，让人感到意外，前面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已经将“遥辇可汗到兴宗重熙期间事迹”写成20卷以进，其中应该包括辽太祖，为什么50年以后，使臣上交的实录没有辽太祖?这次上交的7个皇帝的实录，与上述20卷实录又是什么关系?苗润博认为，萧韩家奴等撰写的“遥辇可汗到兴宗重熙期间事迹”，是有意对于契丹前史的篡改，目的是将契丹国史构建成耶律阿保机的家族史。参见苗润博《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载于《历史研究》2020年3期。本文同意此观点，推测该书可能单独成书，或与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修成的7位皇帝实录无关。
⑤ 这本诗集，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称《放怀诗》。
⑥ 辽朝契丹统治者崇尚佛教，佛教典籍生成数量较多，清朝学者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列出15种。本文由于篇幅问题，不再涉及这类典籍，以后另撰文考察。
⑦ 史愿《金人亡辽录》已佚，但由于《契丹国志》大量引用该书，我们目前可以从引用的内容了解该书的情况，因此，将它放在流传下来的史籍中考察。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木强. “澶渊之盟”对辽朝的影响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
[2] 脱脱， 等. 辽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 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 李西亚， 杨卫东. 民族文化认同视阈下辽代图书出版发展刍议 [J]. 中国出版， 2019 (16).
[5]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 [M]. 方诗铭， 等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7] 傅乐焕. 辽史复文举例 [M]// 辽史丛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8] 苗润博. 再论《辽史·营卫志》部族门的文本来源与编纂过程 [J]. 史学史研究， 2020 (2).
[9] 厉鹗. 辽史拾遗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28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10] 王鼎. 焚椒录序 [M]// 续修四库全书: 第42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1]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 第1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87.
[12] 释希麟. 续一切经音义 [M]// 续修四库全书: 第19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3]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M]//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 第1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87.
[14] 永瑢， 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5] 曹显征. 辽代的书禁政策 [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4).
[16] 沈括， 原著. 胡道静， 校注. 新校梦溪笔谈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7]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8] 郑樵. 通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9] 叶隆礼. 契丹国志 [M]. 贾敬颜， 等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0]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1] 苏天爵. 元文类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2] 脱脱， 等. 金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期刊简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创刊，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管、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19年起，连续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扩展期刊。曾荣获“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称号，常设栏目“中国北部边疆史地研究”多次被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授予“特色栏目奖”。本刊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哲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文学、历史学、文化艺术等栏目，兼及刊发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本刊为双月刊，双月25日出版，大16开本，128页码，以纸质和网络两种形式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被国内外多家文摘期刊及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现为中国知网、万方、超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引用格式：申万里.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历史文献的生成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 (4):15-24.
家民：新见俄罗斯藏《辽实录》契丹文写本残页考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