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世界哮喘日”如约而至，呼唤全球对哮喘防控的关注与行动。在我国，尽管哮喘规范化管理不断推进，但重度哮喘患者仍深陷急性发作频发、肺功能进行性下降、频繁住院等困境，成为公共卫生与个体健康的双重挑战1。
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世界哮喘日”如约而至，呼唤全球对哮喘防控的关注与行动。在我国，尽管哮喘规范化管理不断推进，但重度哮喘患者仍深陷急性发作频发、肺功能进行性下降、频繁住院等困境，成为公共卫生与个体健康的双重挑战1。
近年来，以生物制剂为代表的创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疗框架，通过精准干预疾病核心机制，推动重度哮喘从”症状缓解“迈向“临床治愈”的质变。值此第27个世界哮喘日到来之际，本文立足中国现状，剖析重度哮喘的疾病负担与诊疗痛点，并聚焦生物制剂重塑治疗格局的临床价值，为优化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现状剖析：中国重度哮喘治疗的两重困境
根据《重度哮喘诊断与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重度哮喘定义为在排除患者依从性及药物吸入技术因素外，规律联合吸入高剂量糖皮质激素和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治疗3个月或以上，并在充分管理影响哮喘控制各种因素后，不能达到哮喘控制的患者，或上述治疗降级后失去控制的患者 1 。
由于气道炎症异质性明显、气道重塑严重、遗传因素影响、糖皮质激素反应性降低等病理生理学机制以及众多影响哮喘控制因素的存在，重度哮喘治疗尤为困难 1 。 具体到我国，重度哮喘防治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困境——
患者人口基数庞大
在我国，重度哮喘患病率高，疾病负担重。根据2019年流调结果显示，我国成人哮喘患病率在4.2%，约有4570万人，其中重度哮喘患者的比例为3.4%-8.3%，最多可达近400 万 2 。
整体哮喘控制不佳，重度哮喘不容乐观
1）根据ADELPHI研究调查数据显示3，关于过去4周内的哮喘控制评估，医生认为仅8.7%（60/697）控制不佳，0.6%（4/697）未控制。然而，根据GINA指南标准，只有4.9%控制良好，74.1%部分控制，超过21%的患者未控制，且在重度哮喘患者中，仅有0.6%的患者获得良好控制，尚有28.3%的患者处于未控制的困境之中。研究结果提示，在我国临床实践中，重度哮喘的评估、控制水平与GINA指南标准仍存在偏差；
2）此外，根据C-BIOPRED研究显示，在现有治疗体系下我国重度哮喘患者肺功能下降明显，基线肺功能（FEV1%pred）约为61%-65%2，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vs 约81%）4。
革新力量：生物制剂推动“症状控制”→“临床缓解”跃迁
从“症状控制”到“临床缓解”，哮喘治疗目标不断升级
近年来，随着对哮喘病理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入，哮喘治疗理念持续演变，愈发强调精准化与个性化，治疗目标也随之升级：从初期的聚焦哮喘症状控制，到兼顾症状控制与最小化未来风险，再到现在，哮喘治疗目标已迈向更高的“临床缓解”新征程5-6。
图1 哮喘治疗达到临床缓解的4个标准5,7
我国2024版指南也与时俱进，新增了“临床治愈”这一概念，并明确了其4大维度标准：无症状时长达到1年及以上；无急性发作；肺功能检测结果正常或基本正常；且无需OCS治疗8。
与以往短期、以症状为中心的疾病控制目标相比，“临床治愈”代表着更为进步的治疗目标，它意味着长期控制、没有重大疾病损害及预后改善良好9，且与重度哮喘患者自身的治疗诉求高度契合10-11，为临床实践优化提供了具有循证价值的战略导向。
生物制剂助力更高哮喘治疗目标——“临床缓解”的实现
1）生物制剂的使用时机和方法
目前，我国哮喘治疗主要遵循以吸入糖皮质激素（ICS）使用为主的长期（阶梯式）治疗方案，其中第4~5级属于重度哮喘的治疗方案 8 ，对于在使用第4/5级治疗方案后依然控制不佳的患者，根据GINA 2024推荐 12 ：生物制剂应早于OCS使用，OCS作为哮喘治疗的最后选择——即对于中-高剂量ICS/LABA治疗后控制不佳的患者，便可考虑根据炎症分型选择生物制剂作为附加疗法。
图2 GINA指南对“未控制哮喘”的定义
2）生物制剂助力实现“临床缓解”
迄今为止，已有多项研究深入阐述了生物靶向药物在助力“临床治愈”实现中的关键作用。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不同研究的研究方法、样本特征、评估标准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但可以明确的是，“临床缓解”是接受生物靶向治疗的重度哮喘患者切实可实现的治疗目标13。
拾级而上：突破表型桎梏的重度哮喘新型生物疗法
当前，我国已批准上市用于重度哮喘治疗的生物制剂共有四类，根据作用靶点的不同，该四类生物制剂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T2型重度哮喘患者 14 。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度哮喘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慢性炎症疾病 15 。在临床实践中，由于发病诱因的不同，哮喘患者相关的炎症细胞分布和炎症因子种类亦存在差异，除上述提及的T2型哮喘外，还有近50%的哮喘患者同时存在T2和非T2混合炎症表型16 。
图3 哮喘的炎症机制 17
在此背景下，以趋化因子、警报素因子为代表的气道上皮源性细胞因子（如TSLP、IL-25等）作为过敏性免疫反应的主要启动者，被认为处于哮喘炎症级联反应的最上游，可参与气道炎症的诱导和持续，并激活与2型及非2型哮喘病理相关的免疫细胞和炎症通路，在更广泛的哮喘表型治疗中展现出巨大的可挖掘潜力和应用前景 18-19 ，有望在解决上述挑战中取得突破。
要点总结
根据GINA 2024建议，中高剂量ICS-LABA控制不佳的重度哮喘患者可考虑根据炎症分型启用生物制剂治疗，生物制剂应早于OCS使用。
近50%的哮喘患者同时存在T2和非T2混合炎症表型。以趋化因子、警报素因子为代表的气道上皮源性细胞因子（如TSLP、IL-25等），可广泛激活于2型及非2型哮喘病理相关的免疫细胞和炎症通路，在更广泛的哮喘表型治疗中展现出巨大的可挖掘潜力和应用前景。
审批号：CN-159126 截止至2026-04-30
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卫生专业人士参考，不用于推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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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津圣安精神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