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还能指导外交吗？ ——对外政策中的“文明”概念

摘要：来源：Andrew Ehrhardt, “Civilization as a concept i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1, 2025, pp. 195-212.

“文明”还能指导外交吗？

——对外政策中的“文明”概念

作者：Andrew Ehrhardt，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博士后，伦敦国王学院大战略中心的访问学者。

来源：Andrew Ehrhardt, “Civilization as a concept i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1, 2025, pp. 195-212.

导读

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将中美竞争描述为“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指出中国是“第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者”。这一说法迅速在国际社会上引发激烈反响，也引发人们对“文明”这一概念的思考。

斯金纳的说法是否正确并非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从文明的角度思考是否具有意义？基于此，文章梳理了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的学者与政治家（主要为英国）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应用。作者认为，虽然“文明”一词的内涵被大多数西方评论家和分析人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但只要审慎地理解这一概念，摒弃一些代表等级、进步或优越性的价值判断，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仍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理解国家行为，并能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体现历史与哲学的反思。

20世纪初英国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与实践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国，“文明”一词通常有三种使用方式。

其一，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文明”一词常常指代在物质、文化与政治上具有先进水平的体现（a level of mater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dvancement）。在当时的普遍观念里，人们仍倾向于将所谓的“原始”（primitive）或“野蛮”（savage）之人与“更为文明”之人加以区分。此种观念深刻影响了大英帝国的统治逻辑。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凭借着先进的工业实力、政治制度与文化水平，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普遍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是启蒙、教化与进步的先锋。

其二，指独特的社会与文化单位（social and cultural unit），这在欧洲也是一种普遍观点，例如德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英国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人们普遍习惯将“欧洲文明”（亦常称为“西方文明”）与其他现存的文明形态（如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或印度文明），以及一些已经消亡的古代文明（如玛雅、阿兹特克、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加以区分。

其三，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则提出了“‘一个’人类（或世界）的文明”（one human or world civilization）的说法，认为应该构建一个共同的人类社会，而非如先前那般存在着众多单元。

而在当时，有关文明衰退的观念也逐渐流行起来。伴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迅猛物质进步，一种新的忧虑情绪开始蔓延：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不断推进的同时，也在极速滑向道德与精神的沦丧。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人士都在警告文明面临的危机，指出法西斯主义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挑战，或是对世俗主义的兴起、基督教的衰落表示担忧，又或认为民族国家对文明构成威胁，主张建立世界政府。

战后英国对“文明”的再定义

从20世纪30年代起，“文明”这一概念在英国被许多政治家与官员频繁提及。

例如，1943年1月，丘吉尔劝说土耳其总统加入盟军时，强调战争会破坏文明——“摧毁人类仅存的文化、财富与文明，使我们沦为野兽”。早在1931年12月时，丘吉尔就在其撰写的文章中将科学视作发展“人类的惊人速度”，而西方文明正是科学与物质进步的源泉，并由此呼吁西方社会重视道德与伦理哲学。若进一步分析丘吉尔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对“文明”概念有着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首先，西方文明是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联的独特存在，是人类进步的先锋。当然，西方文明并非唯一的文明，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动——是国际政治中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在丘吉尔看来，文明的核心在于个人自由、法治与文化，与其所认为的“野蛮”（barbaric）与“原始”（atavistic）形成鲜明对比，并强调英国拥有悠久与卓越的文明传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典范。

英国另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哈利法斯克伯爵，也同丘吉尔一样从文明的角度思考问题，关注西方社会的未来。他认为，正义、真理与良知等原则“迄今为止构成了旧世界与新世界文明的基础”。在当时的战时目标委员会（War Aims Committee）中，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只有哈利法斯克和丘吉尔。事实上，历史学家汤因比——可以说是当时最具影响力、在塑造“文明”这一概念的流行认知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他认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种“长期”趋势：统一与融合，分裂与分化。而自中世纪末以来，西方文明的内部则呈现持续的分化趋势。

当然，真正将“文明”这一概念融入战略规划并付诸实践的，其实是那些重要政治家之下的务实官员们，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英国外交部官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1942年至1949年北约成立期间，他是英国大战略制定的核心人物。杰布将“文明”思维体现得最为显著的，是其对英国战后对欧政策的总体设想。在其首份重要文件《“四强”计划》（“four-power” plan）中，杰布坚称英国必须承担处理欧洲大陆事务的核心责任，并将欧洲称作西方文明的“摇篮与母体”，如若英国不愿发挥在欧洲的影响力，“我们这一特有的文明形态将会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这一设想旨在防止欧洲再次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泥潭，但后来变为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扩张的屏障，相关核心理念则成为英国当时战略规划的核心原则，并推动北约早期构想的形成。

那么，这一时期英国官员的言论究竟是处于宣传目的的政治修辞，还是体现了对欧战略的深层考量？曾有研究英国外交史的学者则倾向于前者观点：所谓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实为一种宣传策略，英国根本的战略意图在于将其与美国结成反共统一阵线。换言之，西方文明像一把保护伞——当时英国社会中并存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唯有在这把伞下才能相安无事，又不至触犯美国的敏感神经。至于这种外交政策中的“文明”思维究竟是利是弊、是必要还是多余，最终评判权应交予读者。本节目的仅在于指出英国政策制定者使用“文明”这一概念的几种方式，并揭示在某些重要政策中，“文明”的概念的确对英国的大战略产生实质性影响。

当代“文明”概念的复兴与争议

近年来，多位国家领导人也频繁提及“文明”一词。

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度讲话中，常常围绕文明问题展开阐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3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试图构建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对话平台；而印度总理莫迪则将其政党所主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置于“文明型国家”的叙述中加以包装。国家领导人使用概念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引发有关文明冲突或“文明国家回归”的讨论。而西方评论家大多认为“文明”一词往往具有消极含义。

而“文明”一词在西方评论界中之所以存在着负面含义，部分源于其早期用法。该词源出至拉丁语“civilitas”，但最初在法语中仅用来指代得体的举止或礼仪，其动词“civiliser”（to civilize）与分词“civilisé”（civilizing）则在启蒙时期逐渐流行开来。然而，到18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结束，“文明”一词开始用来描述比“野蛮”或“原始”状态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到了19世纪初，有关“文明”的概念出现分化。随着知识界更加深入地研究各类社会，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文明”不仅是一种进步的状态，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换言之，学者们不再笼统地以“文明”衡量某一群体所处的发展阶段，而将某些在地理、语言、宗教或文化上具有相似的社会视为值得研究的独立实体，例如斯宾格勒、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tch Sorokin）和汤因比等。当然，价值判断并未被完全摒弃——这些学者或多或少都将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群体（即他们眼中的“文明社会”）与尚未达到此等进步程度的群体强行区分开来。

不过，关于“文明”的理解在学界与公众中仍存在诸多差异，一些人依然将其视为一种发展程度的标志——虽然这仍是一种价值判断。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国情咨文时就将科学发现比作打开技术进步的新大门，有望使人类“迈向新的文明高峰”。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时报》仍能看到类似“文明向亚马逊游牧部落伸出援手”的标题。

关于“什么可以被视为文明”，学界也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将“文明”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已无实际意义。在他们看来，现代科技、工业与通讯的发展已将世界各地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唯有“一个世界的文明”或“全球大同主义”（global cosmopolitanism）的说法才最为合理。但并非学者都持上述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现代文明仍然是相互交织、持续互动的。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真正地将“文明”重新带回外交政策的领域。尽管亨廷顿的观点引发广泛争论并受到诸多批评，但仍有不少学者认同“文明”在世界政治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分析单元。

从“文明”角度思考政策制定的意义

本文认为，只要摒弃等级观念，从文明的角度对政策制定进行思考仍具有价值。

首先，“文明”不必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修辞工具，而应作为一种知识性工具，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进一步说，“文明”并非国际社会中的任意行为体，而更适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战略家应当纳入考量的视角，帮助形成更全面的政策思路。

其次，从文明的角度进行思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不同国家深厚的历史根基。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时，若能从更为宏大的“文明”视角出发，便可能洞察到那些不易察觉但能长期存在的历史发展脉络——正是这些脉络。塑造当代政府的特质与理念。

其三，从文明的角度进行思考能够促使政策制定者超越国际关系中的物质层面，认识到不同社会对“存在”的意义、个体在社会中的道德责任，乃至其所处共同体的根本目的等哲学层面上的差异。尽管当代外交决策更倾向于技术性手段，常常忽略此类哲学思考。但哲学上的反思仍是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源自比我们通常认知更为悠久的政治与伦理传统，并构成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最根本前提，为其注入意义、目标与动力。

词汇积累

global cosmopolitanism

全球大同主义

brush one avoids walking through

不愿涉足的领域

historical undercurrents

（历史的）潜在影响

译者：杨梦婷，国政学人编译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靖微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