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南昌市西湖区一位老人因不堪萨克斯演奏噪声困扰，累计报警136次的事件引发热议。赵阿姨的老伴因心脏问题需静养，亲家母常年卧床，而公园内的萨克斯声却让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陷入煎熬。尽管多次协商无果，最终在民警长达数月的调解下，演奏者更换场地，矛盾才得以缓解。
噪声之困：城市生活中的“隐形杀手”
近日，南昌市西湖区一位老人因不堪萨克斯演奏噪声困扰，累计报警136次的事件引发热议。赵阿姨的老伴因心脏问题需静养，亲家母常年卧床，而公园内的萨克斯声却让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陷入煎熬。尽管多次协商无果，最终在民警长达数月的调解下，演奏者更换场地，矛盾才得以缓解。
此类案例并非孤例。杭州市一房东因租客被楼下住户频繁投诉“动静过大”，导致房源沦为“问题房”；广州市某小区住户因楼下“震楼器”振动噪声困扰多年，甚至考虑搬家。数据显示，噪声纠纷占部分地区派出所接警量的5.7%，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
维权困境：法律“纸面标准”难敌现实难题
尽管《噪声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噪声限值和处罚措施，但现实中仍面临三大难题：
基层执法人员在调解噪声纠纷时，需平衡法理与人情：
柔性调解：南昌民警通过“公园议事会”、与噪声制造者“交朋友”等方式，推动双方达成“错峰演奏”协议16；海门生态环境局通过“换位体验”化解工厂与居民的矛盾，调整作业时间以兼顾双方需求3。刚性执法：对屡教不改者，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罚款或拘留，并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景德镇警方还推出“2、3、5”分级督办机制，对重复报警问题分类处理。杭州市率先探索“宁静小区”模式，通过定向音响技术精准控制声音传播范围。例如，广场舞音乐仅限活动区域可闻，避免干扰周边居民。拱墅区祥符街道的“嵌入式宁静转运仓”结合隔音材料和定向音响，有效降低垃圾清运噪声，成为社区治理典范。2022年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已将“宁静小区”纳入法律框架，推动治理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共治”。
噪声治理不仅需要法律刚性约束，更需公众的文明自觉。从“震楼器”报复到“错峰演奏”协商，从反复报警到“宁静小区”共建，治理噪声的过程亦是城市文明进步的缩影。唯有法治与人文并重、技术与制度协同，方能实现“动静相宜”的理想生活图景。
来源：四川三元环境噪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