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末的一个傍晚，父亲领回一个瘦小的女人，黑发束得很紧，斜斜地扎在脑后。

01

那年我八岁，弟弟五岁，母亲因病去世才半年。

春末的一个傍晚，父亲领回一个瘦小的女人，黑发束得很紧，斜斜地扎在脑后。

她眼睛不大，说话时带着奇怪的腔调，村里人背后叫她"朝鲜妞"。

"这是你们新妈妈，叫金玉花。"父亲宣布，眼神有些躲闪，"以后要听她的话。"

我站在屋角，一言不发地盯着这个陌生女人。

她朝我们微微点头，嘴角扯出一个勉强的笑。

弟弟好奇地打量她，而我只想逃离这个房间。

夜里，我听见新来的女人在厨房忙碌，碗碟相碰的声音很轻。

透过门缝，我看见她削着土豆，动作熟练而快速。

父亲坐在桌旁抽烟，烟雾缭绕中，我听见他低声说：

"别管孩子们什么反应，时间久了就好了。"

"我不会抢他们母亲位置。"她的普通话生硬而别扭，"只是，我会照顾好。"

"知道了，知道了。"父亲不善言辞，烟灰落在裤子上，被他胡乱拍掉。

村里人便来"参观"这个朝鲜女人。

刘婶凑到我耳边说："你爹也是，找个外国媳妇，谁知道啥来路。"

张大爷更直接："听说朝鲜人都吃不饱，是不是来找饭碗的？"

我暗自得意，觉得这些话印证了我的排斥。

直到父亲一脚踹开院门，脸色铁青：

"她是我媳妇，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再乱嚼舌根，别怪我翻脸！"

那些人悻悻散去，父亲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既愤怒又疲惫。

金玉花似乎对这一切充耳不闻。她专注地擀面，双手微微颤抖，却没有停下。

父亲是长途货车司机，常年在外，每月回家几天。

金玉花来的第三天，父亲就要出车。

临行前，他对我们兄弟说："她是你们妈，别给我惹事。"

弟弟点点头，而我只是看着窗外。

父亲走后，金玉花立刻成了邻里的谈资。

在上学时，同学问："你后妈会做法术吗？听说朝鲜人都信巫术。"

我无法回答，因为金玉花整日只是沉默地做家务，擀面、洗衣、打扫，像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晚上，她会摸摸弟弟的头，用磕绊的中文给他讲故事。

故事大多是关于山神和河流的，我假装不感兴趣，却悄悄竖起耳朵。

有时她会讲起朝鲜的山川和节日，讲到家乡的雪和泡菜，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

"你们那边吃不饱吧？"我故意问，想看她窘迫。

金玉花放下手中的针线："你这孩子，心里有刺。"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摸了摸我的头，我立刻躲开。她的手僵在半空中，缓缓放下。

父亲回来的那天，金玉花做了一桌饭菜，有朝鲜冷面，也有我爱吃的红烧肉。

父亲风尘仆仆，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东西，递给她：

"找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的朝鲜辣椒面。"

金玉花接过，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谢谢。"简单两个字，却让父亲笑起来，露出少有的温柔表情。

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眼角也有了皱纹。

饭桌上，父亲问起我们的学习，金玉花插话："大的数学好，小的画画不错。"

父亲点点头："玉花，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摊？"

"明天就去，已经和市场说好了。"她轻声回答。

"卖什么？"我忍不住问。

"汤饼，朝鲜族的食物。"她看着我，"你要是不嫌弃，可以来尝尝。"

我低头扒饭，不置可否。

第二天清晨四点，我被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

透过门缝，看见金玉花在灯下和面、调馅。她的动作很快，像是做过千百遍。

我想起母亲也曾这样在厨房忙碌，一阵陌生的情绪涌上心头。

五点半，金玉花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一个木箱和折叠小桌。

我悄悄跟在后面，看她在菜市场边的空地上支起小摊。

她铺上白布，摆好小炉子和锅，然后开始擀面、包馅、煮汤。

第一个顾客是清洁工，买了一碗汤饼。金玉花双手递上，微微鞠躬。

那人尝了一口，眼睛亮起来："味道不错！"

消息很快传开，陆续有人前来。中午时分，小摊前已排起短队。

傍晚她收摊回家，脸上写满疲惫，却仍坚持做晚饭。

我偷偷看到她数钱，都是些零钱，她小心翼翼地分成几堆：

一堆放进贴身口袋，另一堆放进米缸。

"这是做什么？"我突然出声，吓了她一跳。

"这是家用，"她指着米缸里的钱，又指指口袋，"这是准备给你们的学费。"

我没说话，转身离开，心里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涟漪。

02

金玉花的汤饼生意渐渐有了名气，邻居们虽仍称她"朝鲜妞"，却开始夸她手艺好。

她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风雨无阻。

我放学经过她的摊位，看她头戴白帽，围着围裙，双手翻飞，很少有机会抬头。

有次我放学路过，看见几个混混在她摊前挑衅："外国女人，你丈夫不要你了吧？"

金玉花只是低头切面，置若罔闻。

我躲在拐角，既不敢上前，又不愿离开。

最终那些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只见她的手微微发抖，却继续机械地重复着切面的动作。

那天回家后，我破天荒地问她："为什么不还嘴？"

她抬头看我，眼神平静："骂人的都是嘴上功夫，做人的是一辈子功夫。"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只觉得她软弱可欺。

父亲回家那天，听说此事，勃然大怒："下次再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报我名字！"

金玉花摇头："没事，小事。"

父亲不依不饶："我艾德明的媳妇，谁敢欺负！"

我惊讶地看着父亲，他很少这样维护谁，母亲在世时也不曾见他如此。

金玉花低头整理餐具，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在厨房遇见父亲。他罕见地跟我说了心里话："你妈走得早，我一个大老爷们，拉扯你们不容易。玉花是个好女人，吃苦耐劳，你们该懂事点。"

我没吭声，父亲叹口气："她来这里容易吗？家人都在朝鲜，语言不通，受人白眼。她为啥来？不就是活不下去了吗。你妈在天上看着，也不会怪我另找人照顾你们。"

我第一次听到父亲提起金玉花的来历，心里的坚冰出现一道细缝。

冬天来临，金玉花的生意更好了。寒风中，热腾腾的汤饼成了路人的最爱。

她在炉子旁搓着冻红的手，我偶尔路过，会看到她这个动作。

有一天放学，天下起大雪，我走到她摊前，她惊讶地抬头："冷，快回家。"

我没动，她立刻盛了碗汤饼："吃了再走。"

那是我第一次尝她的手艺，鲜美的味道在舌尖绽开。

她小心翼翼地问："好吃吗？"我点点头，她脸上又露出那种内敛的笑。

吃完后我起身要走，她急忙从口袋掏出一个小包袱："戴上，手套，我自己织的。"

粗糙的毛线手套，针脚不算精细，却意外地暖和。

我默默戴上，转身离开，没有道谢。

回头时，看见她站在雪中目送我，瘦小的身影像一棵固执的老树。

那年冬天，弟弟突发高烧。

半夜我被争吵声惊醒，金玉花要送弟弟去医院，而最后一班公交已过。

她毫不犹豫，背起弟弟就往外走。

"镇医院有十里路！"邻居刘婶劝她。

"我走得动。"金玉花系好弟弟的围巾，调整背带，对我说："在家好好待着，我带弟弟去医院。"

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中，心里的冰又裂开一道缝。

第二天清晨，金玉花背着已退烧的弟弟回来，脸色苍白如纸。

她把弟弟放在床上，自己却站立不稳，险些摔倒。

"你也病了？"我问。

她摇头："不是，只是没休息好。"

后来我才知道，她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到医院，在急诊室守了一夜，天亮后又走回来。

医生告诉我，她的脚底都磨出了血泡。

那天她没去摆摊，躺在床上发烧。我煮了白粥端给她，她惊讶地看着我："谢谢。"

我别扭地站在一旁："你睡会儿吧，我看着弟弟。"

她点点头，眼中带着我读不懂的情绪。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她不仅仅是父亲带回来的陌生女人，她是真心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父亲回来得知此事，少见地沉默了。

晚饭后，他坐在金玉花床边，轻声说："辛苦你了。"

简单四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金玉花摇摇头，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没有更多对话，却似乎已经说尽了一切。

我站在门外，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明白了父亲眼中的金玉花，是和母亲完全不同的存在，却同样珍贵。

03

初中那年，我渐渐明白金玉花的不易。

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准备食材，四点半出门，中午不休息，傍晚收摊回家做饭洗衣，深夜还要缝补衣物，常常很晚才睡。她的手粗糙开裂，却依然灵活地包着各种馅饼。

天气好的日子，生意就好；刮风下雨，就少有人光顾。

有时城管来驱赶，她就提着东西跑，跑累了再找地方重新摆摊。

一次放学，我看见她蹲在墙角哭。那是唯一一次看她掉泪。

走近才知道，她的摊子被城管掀翻，一天的食材和辛苦全部浪费。

她看见我，立刻擦干眼泪："没事，明天再来。"

那天我默默帮她收拾残局，一路无言。

进家门时，她忽然拉住我入怀："谢谢你，大川。"

她很少直呼我名字，我点点头，第一次挣脱。

父亲回家后得知此事，第二天陪她去摆摊，亲自和城管交涉，还帮她找了个相对固定的位置。看着父亲粗犷的背影和金玉花瘦小的身躯并肩站在一起，我忽然觉得他们很般配。

那天晚饭，父亲罕见地提议喝酒。他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推给金玉花：

"这些年苦了你，孩子们不懂事，我也没帮上啥忙。"

金玉花低头不语，但接过了酒杯。两人碰杯，默契地一饮而尽。

父亲咳嗽两声，眼中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我悄悄离开餐桌，站在院子里看星星，想起母亲。

不知为何，我觉得母亲会理解父亲的选择，也会喜欢金玉花的坚韧。

第二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父亲难得休假在家，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想了想，说想要一双篮球鞋，全班只有我没有。

父亲点头："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金玉花回家时带了个盒子，打开一看，是我心仪已久的那款球鞋。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得多少钱？"

"不贵，你试试合不合脚。"她笑着说。

我穿上新鞋，完美合脚。弟弟告诉我，金玉花攒了很久的钱，特意提前买下这双鞋，就为了赶在父亲回来前送给我。

"谢谢。"我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对她说这句话。

她只是笑笑，眼里闪着泪光。那一刻，我感到心中的冰层完全融化了。

父亲回来看见新鞋，愣了一下，然后拍拍金玉花的肩："你总是比我想得周到。"

金玉花低头笑，那笑容像春风拂过水面。

那年夏天，我主动去帮金玉花摆摊。邻里看见，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刘婶酸溜溜地说："朝鲜妞倒是会收买人心。"

我头一次为金玉花辩护："她是我妈，请您尊重她。"

刘婶瞪大眼睛，金玉花惊讶地转过头，眼中满是不敢相信的喜悦。

我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切面，却听见她小声用朝鲜语说了句什么，语调柔软得像一首歌。

那天收摊回家，她破例做了一桌朝鲜菜，有泡菜、冷面、石锅拌饭。

她说这是她家乡的味道，想让我们尝尝。

吃饭时，她第一次主动讲起自己的故事：出生在朝鲜北部的小村庄，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因生活艰难，二十岁时独自偷渡过江，辗转来到中国，靠在餐馆洗碗为生。

"后来怎么认识我爸的？"弟弟好奇地问。

她微微一笑："在一次车祸中。我被撞倒，是你父亲送我去医院，后来常来看我。"她看了眼墙上母亲的照片，"他告诉我关于你们母亲的事，关于你们的事。他说他需要有人照顾你们，而我需要一个家。"

我忽然明白，他们的结合或许最初只是互相依靠，但日复一日的相守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感情。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叫她"妈"，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

04

高中时，父亲的货车在一次雨夜运输中出了事故。

噩耗传来时，我正准备期末考试。

金玉花一个人去认领了遗体，回来时脸色苍白，却没有哭泣。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父亲的床边，抚摸他的枕头，用朝鲜语低声说着什么。

父亲去世前对金玉花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们就靠你了，我对不住你们。"

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这句话时，忽然理解了金玉花眼中的悲伤。

那不仅是对亲人的哀悼，更是对突如其来的重担的恐惧。

葬礼很简单，父亲的同事们来了，金玉花穿着朴素的黑衣，安静地接受每一个人的慰问。

有人问她今后怎么办，她只说："继续摆摊，把孩子们养大。"

那段日子，金玉花更加沉默。

夜深人静时，我常听见她在房间里低声啜泣，却从不在我们面前流泪。

她摆摊的时间更长了，有时深夜十一点才回家，手上的老茧更厚了。

我曾劝她不要太辛苦，她只是摇头："你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弟弟还小，我得多赚点。"

有天放学回家，发现邻居刘婶和几个妇女在我家门口嚼舌根：

"听说她要把德明的抚恤金卷走回朝鲜呢！"

"可不是，这些年攒的钱也不少，都是打算带回老家享清福吧！"

"这外国女人啊，心都是偏的，指望她把孩子养大？做梦！"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上前理论。

回到家，看见金玉花疲惫地擀面，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怀疑：她会抛弃我们吗？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疯长。我开始注意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翻她的东西。

有天在她枕头下发现一封朝鲜文信件，虽然看不懂，却让我疑心更重。

"这是什么？"我质问她，"你要回朝鲜吗？"

金玉花愣住了，接过信件，眼中闪过一丝受伤："这是我弟弟的来信，问我过得好不好。"

"你会离开我们吗？"我直接问。

她沉默片刻："我怎么会离开你们？"没有正面回答，却让我心中的不安更甚。

那段时间，家里气氛紧张。我对她的态度冷淡，她则更加沉默。

我偷听到她夜里对着父亲的照片说朝鲜话，声音哽咽。

虽然听不懂内容，但那语气分明是在倾诉委屈和思念。

高考前夕，我一心扑在学习上。

金玉花依然每天摆摊，但我注意到她常常心不在焉，有次甚至把找零算错，被顾客指责。

"你怎么了？"我难得关心她。

她摇摇头："有点累，没事。"我没再追问，但隐约感到她的精神状态不对。

一天，我发现她锁在柜子里的家庭存折少了一本。

那是父亲的抚恤金存折，里面有两万多元，是我们家最大的财产。

我心慌意乱，却不敢直接质问。当晚，我假装无意间提起存折的事。

"钱还在，"她说，"放在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要藏起来？"我追问。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在怀疑我？"

我无言以对，但心中的疑虑未消。

高考那天，她送我到考场门口，塞给我一个护身符：

"朝鲜那边的风俗，保佑你考出好成绩。"

我点点头，第一次主动拥抱了她："谢谢，妈。"

她眼眶湿润，拍拍我的背："去吧，我等你回来。"

考完最后一科，我回到家，却发现屋子空荡荡的。

餐桌上放着热腾腾的饭菜，却不见金玉花的身影。

我找遍整个院子，最后在我床头发现一封信：

"大川：
我走了。照顾好弟弟，好好读书。存折在米缸下面，够你们上大学用的。他走了，我也没理由再留下。这些年，谢谢你们让我有个家。
——妈"

我瘫坐在地上，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弟弟放学回来，看到信，失声痛哭。

翻遍屋子，发现她只带走了几件旧衣服和一张全家福。

我想起她最后的那句话："他走了，我也没理由再留下。"

忽然明白，父亲的离世对她而言，或许是失去了在这个家存在的意义。

05

金玉花离开后，我和弟弟开始真正体会到她的重要性。

没有人凌晨起床做饭，没有人在我们放学回家时准备热腾腾的晚餐，没有人为我们缝补破洞的衣服。

我开始学着做家务，却发现她每天完成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等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弟弟则读高中。

米缸下的存折里确实有足够我们兄弟俩上大学的钱，我常常想起她，

大二那年，我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从父亲的老同事口中得知，金玉花可能回了朝鲜老家。

我找到当年给她办理结婚手续的村干部，得到了她的户籍资料：

朝鲜咸镜北道某小村出生，无亲属信息。

"找她干什么？"村干部问，"她拿了钱跑了，还不明白吗？"

我摇头："不是那样的。"

我开始相信，她离开是有原因的，绝不是刘婶们说的那种人。

寻找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我给朝鲜驻华使馆写信，托在边境做生意的人打听，甚至试图联系曾经和金玉花来往的朝鲜族商贩。

三年过去，毫无进展。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带着弟弟一起生活。

我们的小屋里，挂着父亲和金玉花的合影。

每到中秋节，我都会做一桌她教我的朝鲜菜，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她一起分享。

弟弟大学毕业那年，我收到一封来自丹东的信。

信中说，有人在边境小镇见过一个符合金玉花特征的朝鲜女人，她在一家韩餐馆做厨师。

我立刻请假，带着弟弟前往丹东。

那是2010年的夏天，距离她离开已经七年。

我们找到那家餐馆，却被告知那位厨师已经回了朝鲜，留下一个朝鲜咸镜北道的地址。

于是，我们决定冒险一试。

通过复杂的手续，我们获得了前往朝鲜的短期签证，跟随一个商贸团队入境。

朝鲜的村庄比想象中更加贫瘠。按照地址，我们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村口老人告诉我们，有个从中国回来的女人住在山脚下的小屋。

"她有个中国名字，叫金玉花。"我说。

老人眼睛一亮："啊，玉花！她是个好人，常给村里孩子们做中国点心。"

顺着老人指引的方向，我们看到一间颇具朝鲜色彩的房子。

只见，门前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屋后是一小片菜地。

我的心跳加速，敲了敲门。

门开了，我愣住了：“怎么会...”

眼前的金玉花已经花白了头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身形更加瘦小，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她呆呆地看着我们，眼中先是疑惑，继而是震惊，最后涌出泪水。

"大川？小河？"她颤抖着声音，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妈，"我喊出这个字，泪水夺眶而出，"我们找到你了。"

她捂住嘴，转身要跑回屋内，却被我一把拉住："为什么走？为什么不告而别？"

屋内简陋得令人心疼：一张床，一个小桌，墙上贴着我们兄弟的照片和父亲的遗像。

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我和弟弟小时候的东西：我的第一张奖状、弟弟画的画、一家四口的合影。

"你带着这些东西走了。"我哽咽道。

金玉花坐下，终于道出离开的真相。父亲去世后，她被诊断出肝病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年。她不想拖累我们，也不想让我们看着她受罪死去，便决定独自回乡。

临走前，她把所有积蓄都留给了我们。

"我本想死在故乡，"她说，"没想到这病竟然好转了，大概是我牵挂你们，死不了吧。"

"当年那封朝鲜文信是什么？"我问。

"是我哥哥的信，说我能回去看看母亲最后一面。"她低头，"你父亲生前答应带我回朝鲜看看家人，可惜没能实现。我走，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

我跪在她面前，抱住她枯瘦的身体："对不起，我曾经怀疑你。"

她抚摸我的头发，就像小时候那样："傻孩子，我知道你心里有道坎。我不怪你。"

弟弟在一旁抽泣："妈，跟我们回家吧。"

金玉花看着我们，眼神复杂："我已经习惯这里了。"

"那个摊位还在，"我说，"村里人常说想念你的汤饼。"

她笑了，眼睛亮起来："真的吗？"

我点头："我们找到你，就是要接你回家。家里缺了你，就不完整。"

她沉默良久，最后轻轻点头："我收拾一下行李。"

回程的火车上，金玉花靠着窗户，看着朝鲜的山水渐渐远去。

我知道她在告别故乡，或许是最后一次。

"你父亲是个好人，"她突然说，"他给了我家的感觉。"

"你也是，妈。"我握住她的手，"你给了我们母亲的爱。"

她的眼泪无声滑落，那是我第二次看她哭。

06

回到家乡，金玉花重新支起了她的小摊。

虽然年纪大了，动作慢了，但汤饼的味道依旧。村里人奔走相告："朝鲜妞回来了！"

这次，这个称呼不再带有轻蔑，而是亲切的昵称。

刘婶来摊前，有些尴尬地买了碗汤饼："你回来了？"

金玉花点头微笑："回来了，这里是我家。"

我在一旁听见，心头一热。是啊，这里是她的家，虽然她来自异乡，但四十五年的付出和坚守，早已让她生根于此。

第一个月，金玉花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队。

有人是出于好奇，有人是真心想念她的手艺，更多的是想看看这个离开又回来的朝鲜女人。

她从未解释自己的离去与归来，只是专注地和面、擀皮、包馅，动作虽然慢了，却依然娴熟。

"大川，帮我拿一下辣椒面。"她招呼我，仿佛从未分离。

我递过辣椒面时，看见她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和褐斑，心中一阵酸楚。

陈大爷是她的老主顾，嘴上不饶人：

"这汤饼涨价了吧？朝鲜那边享福回来的人，眼界肯定高了。"

金玉花没有生气，笑着回答："没涨，还是老价钱。"

她抬头看着我，眼中有一丝狡黠，"不过大川说该涨了，我这把老骨头，干活慢。"

陈大爷摆摆手："你这活儿值这个价，这么多年，一碗汤饼就没让人失望过。"

这些普通的对话，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金玉花就这样重新融入了村子的生活，仿佛她从未离开过。

只有我知道，她的床头柜里放着一瓶药，那是朝鲜偏方，据说对肝病有奇效。

每天早晨，她都会默默吞下一大勺，苦得直皱眉，却从不抱怨。

弟弟结婚那年，金玉花执意要亲自操办婚宴。

尽管我们劝她保重身体，她却坚持："这是我们家第一个结婚的孩子，怎能不亲自下厨？"

婚礼前夜，我发现她在厨房忙到深夜。

推开门，只见她坐在小板凳上，揉着发酸的腰，面前是已经准备好的各种菜肴。

"妈，您该休息了。"我说。

她抬头笑了："不累，就是想看看明天的菜够不够。"

我在她身边坐下："为什么这么拼命？"

她沉默片刻，轻声说："我欠你们太多了。那些年，我不该离开。"

"您生病了，怕拖累我们。"我握住她的手，"我们明白。"

她摇头："不只是这样。你父亲走后，我就像没了主心骨。在这里，我始终是个外人，只有他让我有归属感。他一走，我就害怕了，怕自己撑不下去，怕你们长大后不需要我，怕自己变成无处可去的浮萍。"她抬头看我，眼中闪着泪光，"我以为回到故乡就能找到依靠，没想到那里也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抱住她瘦削的肩膀："这里才是您的家，永远是。"

婚礼那天，金玉花穿上朝鲜族传统服装，站在婚礼现场，笑得像个孩子。

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致辞：

"我有两个好儿子，现在又多了个好女儿。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妈妈。"

她的声音不大，却让满堂宾客安静下来。那一刻，没有人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她不再是那个"朝鲜妞"，而是一位母亲，一位长辈，一个有尊严的女人。

我搀扶着她坐下，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父亲若在天有灵，一定很欣慰。"

"他一定很感谢你，"我说，"是你完成了他的嘱托，把我们抚养成人。"

她摇摇头："这是我该做的。"

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她四十五年如一日的坚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弟弟轮流照顾她。她的身体时好时坏，医生说肝脏已经硬化，但只要按时吃药，定期检查，还能维持很长时间。

金玉花听后只是点头，没有太多表情，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她依然坚持每天出摊，只是时间缩短了，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

摊位我们帮她改良过，增加了遮阳棚和小凳子，让她不至于太累。有时我下班后会去帮她收摊，看她和顾客们聊天，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睛亮亮的，满是生气。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金玉花高兴得几夜睡不着，天天往医院跑。

孩子取名叫"德川"，既有父亲的"德"，也有我的"川"。

金玉花抱着小德川，眼泪扑簌簌地掉："好孩子，像你爷爷。"

07

晚年的金玉花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精神矍铄。

她会用朝鲜语教我的孩子们唱歌，会给他们讲朝鲜的民间故事。

每到春节，她总会做一桌朝鲜美食，和我们一起庆祝。

德川特别黏她，常常央求她讲述在朝鲜的童年往事。

"奶奶小时候家里很穷吗？"德川天真地问。

金玉花点头："很穷，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那为什么要来中国呢？"

金玉花摸摸他的头："因为想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孩子似懂非懂，但我听得心酸。那个年轻的朝鲜女孩，独自跨过鸭绿江，只为了一线生机，谁能想到她最终会成为我们家的顶梁柱？

有一年春节，她忽然说想回朝鲜看看。我和弟弟陪她回去，那是她离开祖国五十多年后的第二次归乡。村子变了许多，她的亲人大多已经不在，只有几个年轻一辈的侄子侄女来见她。

我们住在一家简陋的招待所，金玉花整日走街串巷，寻找童年的记忆。她带我们看她出生的小屋（已经改建了），看她曾经上学的学校，看她和兄弟姐妹们玩耍的小河。一路上，她的脸上既有喜悦，也有悲伤。

"这里变了很多，"她说，"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最后一天，我们去拜访她母亲的坟墓。墓地在山坡上，杂草丛生。金玉花跪下来，轻轻拂去墓碑上的尘土，嘴里念叨着朝鲜语，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平日里坚强的女人终于卸下坚强的外壳，成了一个思念母亲的女儿。

回程时，她长久地凝视着朝鲜的山川，眼神复杂。"在那里，我是金玉花，是女儿、是姐妹；在中国，我是艾德明的妻子，是你们的妈妈。"她轻声说，"两个身份，两段人生。"

站在朝鲜的土地上，看着故乡的山川，她说：

"我这一生，一半在朝鲜，一半在中国。但我的心早已在你们那边了。"

回程的轮渡上，她看着远去的朝鲜海岸线，轻声说："再见了，故乡。"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的选择。她曾是漂在异乡的孤舟，但最终在我们这个家中找到了港湾。而对我们而言，她不是外来者，不是异乡人，她是我们的母亲，是那个顶着风雪摆摊、用瘦弱肩膀撑起一个家的坚强女人。

回国后，金玉花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说肝硬化已经恶化，需要住院治疗。她却固执地拒绝："我不喜欢医院的味道。"

我们只好在家细心照料她。她的摊位暂时关闭，村里人纷纷前来探望，连当年说她闲话最多的刘婶也带来了自制的糕点。

金玉花躺在床上，微笑着接待每一位来客，从不提自己的病痛。

弟弟的孩子出生那天，金玉花强撑着去医院看望。

她抱着小婴儿，眼中满是慈爱："又一个爱家的小生命。"

她看着我和弟弟，"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你们这两个儿子。"

父亲去世，她确实离开了。但在我们寻找和理解的过程中，她又回来了。她的归来，弥合了我们心中的空洞，也完成了父亲未尽的心愿：一个完整的家。

如今，村口的小摊已经由我的妻子接手，继续做着那道朝鲜汤饼。她跟金玉花学了整整三个月的手艺，直到金玉花满意地点头："你做的比我还好吃。"每当有人问起这手艺从何而来，我都会讲起那个来自朝鲜的女人，讲她如何用四十五年的时光和一个小摊，养大两个不是亲生的孩子。

金玉花走的那天，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

前一晚，她还特意让我帮她梳头，换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蓝色衣裳。

"明天是你父亲的忌日，我要穿得体面点。"

我不知道她是否预感到了什么，只是依言照做。

第二天清晨，当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她的床上，我发现她已经离开了。

她的床头放着父亲的照片，枕下压着那封她珍藏多年的朝鲜文信件，嘱咐我们把她葬在父亲旁边："这样我就不孤单了。"

她走得很安静，就像她生前那样，不喜欢麻烦别人。

葬礼那天，村里人几乎全都来了，连县里的一些老顾客也赶来送她最后一程。

人们都说，她是个好人，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位无私的母亲。

我们按照她的遗愿，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两行字：

"金玉花，艾德明的妻子，大川小河的母亲。"
"她来自朝鲜，归宿在这里。"

墓碑旁，我们种下一棵樱花树，那是朝鲜人喜爱的花。每年春天，当樱花盛开时，我就知道她在天上也一定笑了。

来源：团子游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