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菜市口本来就是一个闹市区，又是清朝固定的刑场，不行刑的日子里，百姓在这里买菜逛街，一旦行刑的时候就临时戒严，不过一戒严反而让更多的人聚集在这里，毕竟为官砍头算是当时的一个热闹。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京城西市菜市口人山人海。

菜市口本来就是一个闹市区，又是清朝固定的刑场，不行刑的日子里，百姓在这里买菜逛街，一旦行刑的时候就临时戒严，不过一戒严反而让更多的人聚集在这里，毕竟为官砍头算是当时的一个热闹。

而这次围观行刑的百姓比以往要多的多，毕竟平时砍的都是江洋大盗，今天砍的全是现任官员，其中一个居然还是当朝的一品大员，能看平时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掉脑袋，围观的百姓兴致反而更高了。

而和百姓兴致勃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死刑犯们，这帮人戴着刑具，蹲在墙角，面如死灰，等着行刑时间的到来，除了柏葰。

柏葰虽然是死刑犯，但没戴刑具也没蹲在墙角，反而坐在板凳上，毕竟大清开国以来，刑部还没有杀过一品大员。

柏葰是道光六年（1826年）的进士，蒙古正蓝旗人，自授官后仕途顺畅，深受两代皇帝的信任，而在下狱前更是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谁知道快要退休了，却落得这么一个待遇。

不过对柏葰而言，一生为官，小心谨慎，说不定皇上有恩典，因而对儿子说：“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不仅柏葰这样想，刑部官员也是如此，估摸着行刑的时候有人送来恩典，将死刑改为充军，特地让柏葰坐着结个善缘，甚至还和柏葰开玩笑说他是“陪法场”。

至于柏葰为何让儿子回去准备长途之物，是因为按照律例，一旦被改判为流刑，必须立即奉旨发遣，故柏葰这才急于让儿子给他收拾行李。

谁知他话音刚落，朝廷还真派人来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咸丰跟前的红人肃顺。

肃顺先和柏葰点头致意，然后拱拱手，在他身旁的是捧着皇帝的圣旨的刑部尚书赵光，只是赵光一脸哭相，柏葰一下子面如死灰，知道结局是什么。

赵光宣读行刑的圣旨后，抹了把眼泪，下令找个手艺好刽子手送柏中堂升天，柏葰呢？则颤颤巍巍对着皇宫谢恩，跪在地上引颈受戮，成为清朝开国以来在菜市口行刑品级最高的官员。

柏葰所犯何事呢？其实受到前一年的戊午科举舞弊案的牵连，而这次科举舞弊案也是清朝目前为止最大的舞弊案。

科举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也是咸丰朝的乡试年。

乡试是省级考试，考中后就是举人，有了举人资格才有资格参加会试成为进士走上仕途。

可惜天下读书人太多，每次乡试考中的举人仅有几百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些士子就想出了各种歪门邪道，妄图舞弊考中，尽管历朝历代都严刑禁止，奈何诱惑实在太大，屡禁不绝。

而这次乡试，天子脚下的顺天乡试，就出了事儿。

原来放榜那天，很多士子争相看榜，在榜单里仔细搜寻自己的名字，中了举人的士子自然喜气洋洋，落榜者自然心如刀割，不死心的仔细在榜单里搜寻自己的名字，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不该出现榜单的名字：平龄。

金榜题名

平龄是镶白旗人，虽说朝廷没有规定满人不能参与科举，但平龄这个人没事就喜欢登台唱戏，是当地知名的“艺术家”，根据朝廷规定，戏子属于“下九流”的行当，是不能参与科举的，平龄不仅违规参与科举，甚至还能中榜，还是顺天乡试第七名举人。

如此靠前，必有猫腻，落榜的读书人顿时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朝廷彻查，就捅到了咸丰这里。

历来牵扯科场的事情都不是小事，咸丰就下令载垣、端华、陈孚恩等人查办此事。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平龄虽然喜欢唱戏，但并非职业戏子，而是一个戏曲的“票友”而已，参与科举不算违规，既然如此，事情就该结束了，但谨慎的陈孚恩打算看看平龄的“朱卷”和“墨卷”，如果没问题，就结案给读书人们一个交代。

可谁知这一看还真看出了问题，原来平龄的“朱卷”和“墨卷”居然不一样。

朱卷

所谓“墨卷”其实就是考生自己的卷子，而“朱卷”就是红笔抄写给考官评阅的卷子，本意是防止考官从笔迹上认出考生的身份，出现舞弊行为，如果“朱卷”和“墨卷”不一样，那就证明出现了舞弊。

而根据陈孚恩的调查，平龄的“墨卷”有七处错误，但朱卷”却没有出现，很显然，抄写过程中有人舞弊，平龄因此下狱。

现在只要审理平龄以及经手人员，即可理顺这次舞弊案了。

谁知道平龄居然死于狱中，而抄写的人则表示，自己抄写是顺手改的，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并非故意作弊，况且根据调查，这个人的确和平龄不熟，也没有财物往来，的确没有作弊的动机，加上平龄已死，案子成了无头案。

眼看没有头绪，载垣提议将负责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副考官等人罚俸禄一年结案算了。

而一直关注这场舞弊案的肃顺则不满意这个结果，打算重新调查，兴起一场大狱。

肃顺是满清贵族里的一个另类，肃顺是铁帽子王郑亲王一系的人，先祖是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身为满人，却对清朝“崇满”思想嗤之以鼻，认为国事艰难，应该抛弃重满抑汉的思想，为此，掌权后的肃顺大力提拔汉臣，比如陈孚恩、黄宗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人。

重用汉臣自然得罪满臣，一帮权贵极力反对肃顺的“数典忘祖”，好在有咸丰的支持，这才让他顶住了压力。

除了重用汉臣，肃顺还对旗人怒其不争，认为他们天天逛街遛鸟，不能为国出力又浪费朝廷钱财，要求朝廷减少朝廷对旗人的优待政策，让旗人自谋出路，但遭到咸丰的拒绝，毕竟八旗是清朝的基本盘，没了八旗，如何维系统治？

咸丰

既然不能动旗人，就整顿官场，打击这帮尸位素餐的保守派，扭转官场的腐败，好不容易抓了一个科场舞弊的，岂能就此放过？毕竟到了咸丰年间，科场舞弊早就成为利益的输送点，甚至大庭广众、不以为讳，肃顺要说严抓，必然一抓一个准，就向咸丰请旨，要求“磨勘”。

所谓“磨勘”，就是复查所有的考卷。

十月二十六日，“磨勘”结束，录取的三百名举人中共有五十名举人的考卷有问题，磨勘结果呈上去后咸丰惊住了。

虽然嘉庆朝开始，官场弊病丛生，但咸丰自认为科举是难得的“一方净土”，可谁知道堂堂天子脚下都能爆发舞弊案，可想而知各地乡试的水分有多大，愤怒的先锋下令彻查，只要牵扯其中的主考官、副考官一律撤职查办。

在咸丰的严令彻查下，案子很快有了眉目，突破口在于舞弊的“条子”。

所谓“条子”，就是考生舞弊的一种方式，将改考生的姓名、字迹特点递给主考官，后面还加上酬金，只要考中，就可以凭借“条子”收取报酬，这种舞弊方式，远比“夹带”、“枪替”高明的多。

夹带小抄

而在清朝中期之后，“条子”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舞弊方式，甚至考官都习以为常，最离谱的是，考官们还争相收取，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名誉，毕竟“条子”收得多，显示自己人脉广，名声大等等，以至于道光之后“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陈孚恩作为官场人，自然知晓其中的道道，就向副考官程庭桂索要“条子”，程庭桂对这件事本来就没当回事，索性就给他，其他考官也陆续交出了一些“条子”，通过名字和考卷对比，陈孚恩很快锁定了一个人：罗鸿绎。

罗鸿绎，广东肇庆人，家中殷实，靠纳捐当了一个七品的刑部主事。

在大官满地走的京城，一个七品的官员显然不够看，而且纳捐出身，仕途注定不会长远，于是他想考个功名方便日后升官。

不过罗鸿绎读书不太行，不然也不会靠纳捐走上仕途，于是他就找到了老乡李鹤龄帮忙，李鹤龄一口答应，但表示疏通关节需要银两，罗鸿绎二话不说，答应给五百两银子。

李鹤龄并非顺天乡试的考官，他找的人是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给浦安送了“条子”。

根据“条子”，浦安轻松找到了罗鸿绎的考卷，果然，罗鸿绎的文章写的一般，远远不够入取资格，但既然拿了“条子”就要办事，就将这份答卷拿给了主考官柏葰。

柏葰仔细看了一遍，表示难以录取，放在另一边，派家丁向浦安解释了一番。

谁知这个家丁不仅没能解释好，反而成了浦安的说客，让他向柏葰说这次乡试，就推荐了这一份试卷，如果推了脸上挂不住，请柏葰留个面子给他，柏葰一听，毕竟是同僚，就卖个面子，同意将罗鸿绎录为名次靠后的举人。

放榜后，罗鸿绎如约拿出了五百两银子，其中浦安拿了三百两，李鹤龄拿了两百两，而后作为举人，照例需要拜访主考官的，罗鸿绎先到浦安家拜访，送了十两白银，后到了柏葰家拜访，送了十六两，这些都是学生拜老师的见面礼，并不是行贿。

案子水落石出，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接连下狱，下面就是量刑的问题。

按律，科举舞弊当死刑，浦安、李鹤龄、罗鸿绎没问题，关键是柏葰。

柏葰录取罗鸿绎纯粹是为了给同僚一个面子，既没有收“条子”也没收取“贿赂”，顶多就是一个失察之罪，一般失察就是革职，严格一点就是发配，如果将柏葰判死刑，未免有些过重。

另外，柏葰现在是一品军机大臣，为官也算清廉，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要不是谋反的大罪，基本不会死刑，且《大清律》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可免死刑，柏葰算是“贤、能、功、贵”一类的人。

所以，要不要斩了柏葰，主审官们其实非常犹豫。

但肃顺认为，乱世当用重点，自己本就借这件事整顿官场，要是杀个一品大员，足够震慑了，因而坚决要求将柏葰斩了，但咸丰还是有些犹豫。

马景涛饰演的肃顺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咸丰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承审官员、军机大臣、刑部官员、各部尚书，向各路大臣问问主意，毕竟大清开国以来，还没斩杀过一品大员呢。

肃顺坚持要斩，咸丰圣意不明，各路大臣都不敢说话，大殿上一时间鸦雀无声。

最后还是肃顺站了出来。

肃顺认为，科举乃国家大事，柏葰是科举出身又是一品官员，怎能不知科举舞弊的后果？仅仅一个家丁的劝说就辜负朝廷的信任，藐视朝廷律令，不斩不足以谢天下。

这番话算是坚定了咸丰的心，虽然心疼老臣，但知法犯法，必定严惩：“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

决心已下，咸丰派肃顺、赵光前赴菜市口监斩，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顺天贡院，即是会试考场，亦是顺天乡试考场

柏葰死了，但事情还没完，毕竟陈孚恩从程庭桂那里拿了很多“条子”，必然也要继续查下去，只是这些条子里，居然有陈孚恩儿子递的“条子”，陈孚恩要求回避此案，但咸丰让他彻查。

陈孚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彻查，顺天这场乡试，大部分都是程庭桂小儿子收的，尽管程庭桂没有录取，但毕竟有了舞弊的情况，不管是否录取，都是舞弊，就这样程庭桂父子又下狱，被判处死刑。

至于送条子的人，未被录取的咸丰从宽免除死罪，发配新疆。

读书的咸丰

考虑到程庭桂父子一同被斩，咸丰有些不忍心，就饶了程庭桂一命，将其发配新疆，其儿子被押赴菜市口斩首，此案就此结束。

“戊午科场案”算是清朝最大的科场舞弊案，前后牵连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处死流放的官员的人数和级别均无先例，比如内阁大学士柏俊、翰林院编修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等等，尤其是柏葰。

事后不少人都说是肃顺挟嫌报复，或许肃顺的确有借他们的人头整顿官场的心思，但按照清朝律例，科举舞弊，一旦审实，即判斩立决，所以肃顺所作所为，的确没问题。

至于为何有人为柏葰喊冤，纯粹是乾隆后期以来的官场弊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而当时对于科场和官场的腐败，大家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甚至以此为荣，而坚持原则的官员则被指责为不近人情。

柏葰是没受贿，但卖个人情，就是对官场腐败的一种随波逐流，是屈从于世俗人情，是对于律法的藐视。

毕竟科举就是选拔官员，科场舞弊让一些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落榜，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通过舞弊上来的官员们在官场又会彼此结成裙带关系，继续腐败，让读书人失去对科考的信心。

长此以往，占据高位的全是一帮尸位素餐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岂能治理国家？国家焉能繁荣？

肃顺的坚持，是对科举公平正义的一次维护，也让接连战败的清廷再一次获得了民心。

《春明梦录》记载：“自大学士柏葰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

柏葰的一条命，一扫科场弊端，值了。

只不过效果仅仅持续了三十年，到了光绪年间，科场舞弊又开始了，还牵连了鲁迅的家族。

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浙江乡试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拿着“一万元洋银”的“条子”给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让他帮忙录取几位考生，事情败露，周福清仕途尽毁，儿子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家族就此衰败。

周福清

可见哪怕经过咸丰朝的大力整治，但舞弊这种走捷径的惯性思维还在，只是到了光绪后期再舞弊已经掀不起朝堂舆论了，毕竟大清自身难保，就连科举都要没了。

参考资料：

张习孔、林岷；《清朝大事本末》，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

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7年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高中华：《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梁严冰，张雪梅：《肃顺与晚清吏治》，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来源：非正常历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