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回来了，像条鱼一样回到了大海。＂我娘坐在门槛上，搓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手绢，眼神飘向远方，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欣慰。

远嫁非洲的执念与回归

＂她回来了，像条鱼一样回到了大海。＂我娘坐在门槛上，搓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手绢，眼神飘向远方，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欣慰。

今年春节刚过，天还冷着，但村口的柳树已经冒出了嫩芽。

我弟媳王芝兰，一九九零年初远嫁非洲商人阿卜杜的事，至今仍是我们李家墩的谈资。

那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的年月，我们这个小县城刚刚有了第一家四层楼高的百货大楼，人们还在用粮票买大米，用布票添置新衣裳。

那时候的芝兰，刚从师范毕业，在乡里的中心小学教语文。

她生得眉清目秀，说话轻声细语，是村里人眼中的＂文化人＂。

每天清晨，她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学校，车筐里放着教案和粉笔，车铃＂叮铃铃＂地响，成了村口一道靓丽的风景。

阿卜杜是随着一批非洲商人来我们县城做皮革生意的，那会儿＂三来一补＂风头正劲，县里的皮革厂接了不少外贸订单。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县文化馆举办的＂中非友好交流会＂上，芝兰被学校派去当翻译——她大学英语过了四级，在我们县城算得上＂洋文＂好手了。

阿卜杜比芝兰大七岁，皮肤黝黑，个子高挑，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带着种奇特的腔调，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特别招人喜欢。

芝兰回家后，总是提起这个非洲来的年轻人，眼睛里闪着光。

我娘看出了端倪，直摇头：＂闺女，你可别想不开。＂

但年轻人的心事，哪是摇头就能摇散的？

两个月后，阿卜杜拎着两大包礼物上了我们家门。

我爹气得不行，拍着我们家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八仙桌，咬着烟袋锅子说：＂去那么远，连话都说不通，受了委屈连哭都没地方！那黑乎乎的，你让我们老李家以后怎么见人？＂

芝兰低着头，不言语，却在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行李，留了封信就走了。

信上只有简单几句：＂爹娘别担心，我跟阿卜杜去了他的国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长大了，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等安顿下来，一定写信回家。＂

娘看了信，哭了一整天，爹摔了几个碗，最后只能叹气：＂这闺女，倔得跟头牛似的。＂

那时候，出国还是稀罕事，村里人谁也没出过省，更别说嫁到非洲那种地方。

芝兰走后，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听说那边人都住在树上。＂＂那边有狮子老虎，走路都不安全。＂＂那黑人小孩生下来跟煤球似的，芝兰能习惯吗？＂

我娘听了这些闲话，心里更不是滋味，整日里盼着芝兰的信。

第一封信是芝兰走后两个月寄来的，信封上贴着奇怪的邮票，字迹却是熟悉的工整小楷。

芝兰说她到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住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那里没有想象中的原始，有高楼大厦，有汽车，就是物价高得吓人。

她说阿卜杜家境不错，家里有一幢二层小楼，父母待她还算和善，就是语言不通，只能用比划和蹩脚的英语交流。

刚去的两年，芝兰的信里总是充满新奇。

她描述当地的集市如何热闹，椰子树如何高大，海水如何蓝得发亮。

她说那里的孩子们皮肤黝黑但眼睛明亮，见了她这个黄皮肤的中国人，总是好奇地围上来摸她的脸。

她说阿卜杜教她学当地语言，她教阿卜杜说中文，两人常常闹出笑话，却也乐在其中。

但渐渐地，字里行间开始透露艰辛。

她说，当地人不习惯中国人的长相，有些人见了她会指指点点，甚至对她大喊大叫；她说，婆家人吃饭用手抓，她怎么也适应不了，只能偷偷用随身带去的筷子；她说，非洲的雨季漫长，湿气让她的关节痛得厉害，当地的医疗条件又差，只能硬挺着。

＂半夜醒来，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听着窗外陌生的虫鸣鸟叫，想起李家墩的那口老井，想起娘包的饺子，常常偷偷抹泪。＂芝兰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

读到这里，我娘眼圈红了，叹了口气说：＂我就知道，这娃受委屈了。＂

爹则抽着烟袋，闷声说：＂当初我就说不行，这下好了吧？＂

第三年，芝兰的信里提到，她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小的中餐馆，起名＂思乡小馆＂。

＂这儿的华人很少，大家来我这里，不单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一口家乡话，一点儿中国的气息。＂她写道，＂我做的回锅肉和鱼香肉丝，让他们直呼想家。当他们吃着我做的饭，眼睛里泛着泪光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思念远方。＂

她的餐馆渐渐成了当地华人的聚集地，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包饺子、做汤圆，芝兰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安慰。

＂我现在会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了，阿卜杜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们在城里又买了一套房子，比原来的大多了。＂芝兰在信中写道，言语间透着些许自豪。

我爹看了信，脸色稍微好了些：＂这丫头，倒是有些本事。＂

但好景不长。

第五年，芝兰的信中提到，阿卜杜的皮革生意亏损严重，那年非洲经济不景气，皮革价格暴跌，两人的积蓄几乎耗尽。

更让芝兰难过的是，婆家开始责备她不能生育。

在那个重视后代的文化里，这几乎是对女人最大的羞辱。

芝兰写道：＂婆婆每天都要念叨几句，说我是不是命硬，说阿卜杜应该再娶一个能生孩子的。阿卜杜虽然嘴上替我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也开始着急了。＂

那段时间，芝兰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她甚至去看了当地的巫医，吃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药，却依然没有动静。

我娘看了信，直掉眼泪：＂这苦命的孩子，图个啥呢？＂

爹也叹气：＂这下好了，人家连孩子都不给她生，这辈子可怎么办？＂

芝兰的信渐渐少了，偶尔寄来的也只有简单的问候，再没有往日的细节描述。

有一阵子，信彻底断了，我娘急得整夜睡不着，差点要去派出所报案。

半年后，终于又收到了芝兰的来信，信中只有寥寥数语：＂我很好，不必挂念。前段时间餐馆忙，无暇写信。一切安好。＂

字迹不再像从前那样工整，透着一股疲惫。

我们都以为，芝兰这辈子就这样了。

村里人说：＂这不是自找的吗？谁让她非要嫁那么远。＂

有人说：＂听说非洲那边打仗呢，芝兰可别出事。＂

还有人说：＂那个黑人估计是看上咱中国姑娘勤快，娶回去当劳力呢。＂

这些闲言碎语，我和娘都不敢让爹听见，怕他又急火攻心。

我家那台＂红灯＂牌收音机从不离手，每天守着国际新闻，生怕听到非洲那边有什么灾难。

就这样熬过了五年，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化。

村里通了柏油路，装了程控电话，有钱人家买了彩电，能收到香港台的节目。

我弟弟也结了婚，生了个胖小子，全家人的注意力渐渐从芝兰身上移开。

只有娘，每逢过节，还会蒸上芝兰爱吃的枣花馒头，默默放在神龛前，说是＂让芝兰隔着远也能闻到家乡的味道＂。

直到十年后的一个雨夜，正是九月中秋前后，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以为是村里谁家有急事，赶紧去开门，结果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女人，提着两个皮箱，浑身湿透。

我一时没认出来，直到她开口：＂大哥，是我，芝兰。＂

那声音虽然沙哑了些，但还是记忆中的温柔。

＂芝兰？＂我惊得说不出话来，赶紧把她拉进屋。

娘正在厨房择菜，听见动静出来一看，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的儿啊，你可算回来了！＂

爹从里屋出来，看见芝兰，愣了好一会儿，才颤抖着声音问：＂回来了？＂

芝兰点点头：＂回来看看。＂她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只是去街上买了包盐回来。

她瘦了，皮肤晒得黝黑，脸上添了几道细纹，眼角却有了从容的笑意。

她放下行李，从包里拿出几样东西：一袋咖啡豆，几串奇特的木珠，还有一块色彩鲜艳的布料。

＂这是送给爹娘的，都是非洲那边的特产。＂芝兰说。

娘接过礼物，眼泪止不住地流：＂你受苦了，娘的儿。＂

爹则拿起那木珠，翻来覆去地看，掩饰眼中的泪光。

那晚，芝兰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娘给她准备的衣服，坐在炕上，吃了一大碗家乡的米饭。

＂十年没吃过这么香的米饭了。＂她说着，眼圈红了。

我们有太多问题想问她：阿卜杜呢？为什么突然回来？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以后还回非洲吗？

可看她疲惫的样子，谁也没忍心追问。

直到第二天，芝兰才慢慢讲起了这十年的经历。

她说，最初的三年还算顺利，虽然生活习惯差异大，但阿卜杜对她很好，两人感情不错。

第四年开始，生意走下坡路，阿卜杜的脾气变得暴躁，开始酗酒。

芝兰的餐馆成了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婆家人并不领情，反而嫌弃她不能生育，常常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最难熬的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外面陌生的声音，想着家乡的一切，却不敢在信里说实话，怕你们担心。＂芝兰说，＂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插在异国的土壤里，拼命想要生根发芽，却总是枯萎。＇＂

第六年，情况稍有好转，芝兰的餐馆生意红火起来，她请了两个帮工，菜单从最初的几道家常菜，扩展到二十多种中国菜。

她甚至教会了一些当地人包饺子，在中国春节时举办了一场＂饺子宴＂，让不少外国人尝到了中国味道。

阿卜杜从皮革转做了木雕生意，专门销往欧洲，收入也慢慢稳定。

但芝兰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让她时常感到孤独。

＂有时候，我在街上走，会有小孩子跟在后面学我走路的样子，模仿我说话的声音。我知道他们不是恶意的，但那种被当作＇异类＇的感觉，真的很难受。＂芝兰说。

第八年，非洲爆发了一场政变，局势动荡，芝兰的餐馆被迫关门。

阿卜杜的生意也受到牵连，因为一批货物被扣在港口，欠下了一屁股债。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为钱发愁，阿卜杜甚至动了回国发展的念头。＂芝兰说，＂但他的家人坚决反对，说中国太穷，去了没前途。＂

动荡平息后，芝兰和阿卜杜重新开始，她除了重开餐馆，还开始做起了中非之间的小生意。

她从中国进口小商品，在非洲销售；又把非洲的手工艺品运回中国，两头赚差价。

慢慢地，她积累了一些资金和人脉，在当地华人圈里有了些名气。

＂去年，我听说中国改革开放搞得热火朝天，沿海城市发展迅猛，我心里就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回来看看，顺便考察一下商机。＂芝兰说。

阿卜杜支持她的想法，还给了她一部分钱，说是让她在中国投资。

＂他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专制，也许是这些年的起起落落，让他明白了我的价值。＂芝兰说，眼里有一丝欣慰。

＂那...你还回去吗？＂娘小心翼翼地问。

芝兰点点头：＂我会回去的，毕竟那边还有我的生意，还有阿卜杜。但我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现在交通方便了，没那么难了。＂

随后的日子里，芝兰用在非洲攒下的钱，在县城租了间铺面，开起了＂非洲特产店＂。

她进口当地的木雕、皮具和咖啡豆，又把我们这儿的小商品运到非洲。

＂我在那边十年，总算摸清了门路，何不做点对两边都有益的事？＂芝兰说，眼里闪着精明的光。

她店铺的招牌上写着＂中非友谊桥＂，底下一行小字：＂架起心与心的桥梁＂。

渐渐地，她的生意有了起色，甚至帮助县里几个小厂子打开了非洲市场。

那些曾经对她指指点点的乡亲，如今都用尊敬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专门来请教如何做外贸生意。

＂芝兰啊，你可真有本事，这做生意的头脑，比男人还强！＂村里的李大爷竖起大拇指说。

芝兰只是笑笑：＂不是我有本事，是时代给了机会。＂

她告诉我们，现在的非洲正在发展，很多中国商品在那边很受欢迎，而非洲的手工艺品和原材料在中国也有市场。

＂只要肯吃苦，肯学习，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芝兰说。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芝兰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星空，眼里有泪光闪烁。

＂想家了？＂我问。

＂嗯，在非洲的时候，我常常看着星星，想着中国的方向在哪里；现在我在这里，又开始想非洲的那片天空。＂芝兰轻声说，＂我好像永远都在思念一个远方。＂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颤，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她这十年的心路历程。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姑娘，而是一个在两种文化中挣扎、成长，最终找到平衡的女人。

我爹再也不提当年的反对，只在饭后偶尔问一句：＂非洲那边，现在好吗？＂

芝兰总是笑着回答：＂那里的天空很蓝，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夜晚的星星亮得惊人，让人觉得伸手就能摘到。＂

临走前一晚，芝兰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

屏幕上的歌舞升平，一片欢乐祥和，与十年前她离开时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

＂看来我走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芝兰有些感慨。

娘握着她的手说：＂你没错过，你只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爹在一旁抽着烟，突然说：＂那个...阿卜杜，他对你好吗？＂

这是爹第一次主动提起阿卜杜的名字。

芝兰笑了：＂他很好，就是有时候固执，像爹一样。＂

大家都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第二天，芝兰登上了返回非洲的飞机，她说会在半年后再回来，带阿卜杜一起，让他看看中国的变化。

＂下次回来，我会多带些非洲的特产，给村里人都尝尝。＂芝兰在临行前说，＂我想让家乡的人知道，非洲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和可怕。＂

站在机场，看着芝兰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安检口，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十年的异国生活没有磨灭她的坚韧，反而让她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那条曾经远游的鱼，终究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大海。

不同的是，现在的她，既能在咸水中自由游弋，也能适应淡水的环境。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为爱盲目远嫁的女孩，而是一个看清世界、了解自己，并找到平衡的成熟女性。

娘说得对，人这一辈子，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那选择带来什么。

芝兰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但她走出了自己的天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或许，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吧。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