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T形木架就是“示”的初字，一开始是用作神灵表意。“示”，也即“礻”，凡“礻”部字如：祖、祝、祈、礼、福、神、祠、祀等，都与宗教有关。“T”形木架安置在房间（祠堂）里，就是“宗”--即宗族。为进一步阐明族群里新分出去的支系--氏族，于是神官就将“T”作略弯曲处理

日本文化的主体是神道教文化。

神道教正是树立天皇为日本人最高神灵的宗教，属于日本第一大宗教。

有关神道教的起源，一直是谜。但已知它不属于原日本土著虾夷人的宗教，而是外来文化。

当我对其仅作了初步观察后，就十分惊讶：神道教里的两个关键元素竟然是中国人已灭失的“示”图腾崇拜与“绳索”崇拜。

“示”图腾，在日本神道教里的正式名字为“氏神”。

主要由T形木架+节状帛麻品，组合而成。

氏神，就是日本的氏族之神。中国的“氏神”，就是现在的“宗祠”。

不了解甲骨文与金文的人都不知道：示与氏，基本就是一个字。

从日本氏神图腾里，我们能直白看见：示、氏、宗，三个早期汉字象形及寓意的关联所在。

T形木架就是“示”的初字，一开始是用作神灵表意。“示”，也即“礻”，凡“礻”部字如：祖、祝、祈、礼、福、神、祠、祀等，都与宗教有关。“T”形木架安置在房间（祠堂）里，就是“宗”--即宗族。为进一步阐明族群里新分出去的支系--氏族，于是神官就将“T”作略弯曲处理。

我们能从日本氏神文化里反向发现：早在商代中国人已有向“T”形神架挂麻帛品的宗教行为。

氏神信仰，就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里的祖先崇拜。最初，人们用石制品或木制品来做成图腾，以寄宿祖先灵魂。中国甲骨文是三千年前的老胶片，给我们拍下了那些文字指代的模糊轮廓。

神道教里的氏神文化与中国已灭失的“示”图腾崇拜，以近似道具来表达共同的祖先崇拜寓意，这极其巧合现象着实令我万分惊讶。

神道教的神社要素里，有非常显著的“绳索”文化。

绳索，在神道教里正式名字为“注连绳”，宗教寓意为：洁净、辟邪。

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本土稻田文化的土生物，但实际上它与中国汉代史书记录的“苇索”--一种用芦苇编织成的索状物，用于悬挂门楣辟邪。在宗教道具制式、用途及寓意上，也疑似高度雷同。尽管今天中国人已灭失了此文化，但我们仍能通过汉代人的文字描述而想到它与神道教“注连绳”的近似性。

（严格来说没灭失，而是大变形态，就是现在春节贴在门楣的五张“索子”。这是古名，保留着纸张出现前的绳索文化名称记忆。但也就近三十年出生的中国人才不知道它的古名“索子”，而是乱叫为“过门笺”“吊钱”等。由于遗忘其宗教寓意，所以更多地方已不贴，而让其永久消失。）

通过甲骨文这“老胶片”，我们能发现中国麻绳的宗教用途要远比文字记录早得多。

甲骨文的“孙”与“羌”两个字，给我们画出了两个人都手执“绳索”类物品，这无疑是含有宗教性旨意。我们更能从中发现：不仅商人自己有，连常年与其战争的羌人也有此文化。这强势说明了商宗教曾在中国大陆地区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度性。

绳索的材质，最初因生产力低下而使用植物茎干。后来出现丝织品，人们在宗教热情驱使下将其选为新神物，以示对神灵的崇敬。于是，商代就有了“类”御币式的宗教文化。（这种以稀有品作为宗教供品或新制法器的文化，至今仍被世界各地人们延续。就像我们祭祀用的香，从松香升级到檀香、沉香一样。）

我们不能就此说日本神官使用的“御币”就是商代此类神物的原物，但确是在宗教形式上基本延续了此文化。

并且，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已灭失了此文化。（宗教寓意灭失，文化形式有了变体。）

我在考察神道教文化时，尽量剥离汉晋文化可能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元素，而重点考察留下的所谓“原生”文化。只有“原生”文化，才能追溯其族群的起源。

即便这样，仍令我极其惊讶的是：神道教标志性的“巴纹”图腾，竟也是中国已消失的“囧”图腾。

日本的“巴纹”图腾主要作为八幡神的徽标，并被众多贵族改变样式而用为家徽。八幡神是日本最重要神灵之一，后世人将其对应为应神天皇。佛教传入后，又被叫八幡大菩萨。

我们须知“巴纹图”常见于先秦时代的中国，但自汉代起就基本消失。按传统历史观点：东汉时中国才与日本有了官方接触。这意味着“巴纹图”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汉代。

日本人自称为“太阳神的子女”。这种宗教文化观念非常古老。

通过甲骨文及金文，我们能一眼看见“巴纹”图腾对应的是汉字“囧”。“囧”在先秦时代是与“日”互通的。明，即“朙”。

也即：巴纹图腾最初指代的就是“太阳”。

日本人始祖在公元前300年--对应中国战国晚期时，就应将其带了过去。其将“太阳神子女”的宗教观念与“巴纹”图都保留下来，但因长期丢失文字而让后世日本人已遗忘其本义。所以，在约600年后进入天皇时代，神官们为补完天皇神话就不得不另作“解释”。他们参考了中国文字形状而将其称为”巴纹”，但与当时中国人一样都不清楚该图腾与汉字“囧”及“日”的关系，以至于新创造“诸多美丽新概念”来“乱”解释。他们这行为，与稍早中国学者许慎在其旷世名著《说文解字》里“新创造诸多美丽新概念”来“乱”解释很多汉字所犯的毛病一模一样，如其将“囧”解释为“窗户”，但甲骨文显示其与窗户并无相似性。许慎并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也就不清楚那些汉字的最初本义。

仅上面的三样考察，就让我十分惊讶其会是中国东晋以前的灭失文化遗迹。参考汉代学者对汉字“示”“氏”“宗”“囧”等的解释，已完全脱离其最初象形本义，这很可能让其文化遗迹要向上远溯到先秦时代。

日本考古显示：其真正始祖，的确是中国先秦时代从大陆渡海抵达的一群人。最早可能在公元前300年抵达，此时距离秦国统一中国还有70年。这群大陆人身份长期不明，因其遗骨被发现在弥生地区，故而被叫“弥生人”。

弥生人

弥生人是日本人的真正始祖。他们构成了现在日本人的主体，留下了日语，以及神道教的前身。弥生人的身高要比其后裔的近代日本人高约5厘米，与同期中国大陆人身高近似。这说明其后裔发生了“矮化”现象。弥生人抵达日本后，就迫使原来的日本土著不断北迁，到近代就只剩下北海道还有遗族，这就是被古代日本人鄙斥的“虾夷人”。弥生人占领日本的一百年后，中国才有“徐福东渡”的故事。

弥生人留下的日语，不同于东北亚地区的韩语、蒙古语及通古斯语，这直接否定了传统认为日本人来自中国东北土著经朝鲜半岛抵达的观点。日语与汉语有很多共同基础词汇，但也不同于汉语，而被定为一种“孤立语言”。

这就让弥生人的来源，成谜。

排除东北亚来源，这意味着弥生人只能来自中国沿海地区。

因此，有人就认为是来自江浙地区的吴越人。但其语系也不符。

我们再排除中国吴越人生活的江浙地区后，就弥生人的起源只剩下一个沿海地区：中国山东。

弥生人只能来自中国山东，但其语言又与汉语不同，这就让我注意到山东原来的另一人群：东夷人。

东夷人

东夷人是原来的山东土著。考古显示他们与商族人有着几乎共同的宗教文化，同样使用甲骨文。这就是当代一些人认为商朝本就是西迁的东夷人建立的王朝原因。他们的推测还有先秦人的史料记录，如孟子在书里就写到：舜是东夷人。舜是上古五帝之一。根据商人后裔的宋人有祭祀舜的记录，人们很容易推出舜是商人先祖。除舜之外，太昊、少昊、皋陶等都被以古书记录为据而推断为东夷人。

实际上，东夷人是对生活在山东半岛、淮河流域的一众东方部族的统称。他们多数都深受商宗教影响，但将其强拉为一个族群是不符合实际。他们更与商族人在外貌上就直接不同：他们是披头散发或束发，但商族人是剃半个光头、头顶留个小辫子--有点类似满清人。

另外，甲骨文里没有夏、黄帝记录。这足以说明华夏族是周人带来的新族群观念。周人有自己的黄帝信仰。它在推广黄帝信仰--这新宗教时与原商宗教文化经常冲突。它对不皈依自己宗教的人，称呼为“蛮夷”。

周贵族在山东半岛建立起齐、鲁两个国家，彼时山东半岛上大大小小部族邦国很多。到春秋时期，有名的包括莱国、向国、莒国、邾国等。齐鲁加入到了它们之间的通婚、贸易、同盟、宗教传播、战争等中。后来这些国家相继灭亡，主要为齐国吞并。为控制新土地上的人们，当时中国境内的征服者通常会将旧贵族集体远迁到自己首都，保留其贵族身份，使其效力，并利用其影响力来遥控原土地上的臣民。这些东夷贵族多数就被远迁到了齐国首都临淄。考古显示齐国一直让他们保留原文化。于是，就留下了上面的贝壳画--现在叫“海岱贝壳画”。

海岱贝壳画记录下了当时齐鲁大地的贵族及平民的生活场景。像上图能被断定为东夷贵族，就源于他及身边妇女的服饰、发型等与当时华夏人不同，但与史书记录的东夷人很相似。

原本海岱贝壳画非常多，这些在明清人留下的档案里就有记录。但大多被盗墓者毁掉--因为“不值钱”。

现存考古发现的海岱贝壳画少的可怜。

自东汉与日本恢复官方交往后，后者就在自己贵族文化里连续不断地引入大陆新文化，而使其模样不断改变。所以在前面已提及：我要尽量先剥离汉地文化元素，而重点追踪其迥异的“原生”文化元素。

我首先注意到：古代日本贵族女性有普遍性的“披发”“束发”现象，这与汉地女性极为不同。对于汉地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而言：披发、束发行为，是违反贵族礼仪的野蛮人行为。尽管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日本贵族女性理解这种行为的文化寓意，但仍坚持它。这似乎并非是出于某种“特殊癖好”，而更应归结为是对原族群文化的继承，以象征自己的族群身份。这种披发文化，与中国史书记录的东夷人“披发”行为一致，更与“海岱贝壳画”里的女性一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海岱画里的男女腰带高度疑似是“很硬的束状物”，同期及之后的汉人画像里的腰带都不存在此现象。毕竟汉人使用质地柔然的布条腰带会天然下垂而无法出现此特征。但日本神道教里的“注连绳”腰带，因质地为麻绳，反而能显著体现出此特征。前面已讲过：那时中国社会上仍有很浓厚的商宗教文化遗风，这就包括“麻绳”文化。现存的日本“注连绳”腰带样式与贝壳画里的样式并不一致。所以，我不能就此肯定贝壳画里的人就一定绑着“麻绳”腰带。

东夷人有纹身习俗，而同期的华夏人受周礼观念限制而忌讳纹身。

但考古却显示商人有纹身习俗。

商宗教传到吴越地区后，这里的人们将纹身改为商文化的符文图，如图中为商宗教的云雷纹及狐形三角图。

东夷人与商人有着几近共同的宗教文化信仰，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东夷人也应保留的是商宗教符文图的纹身。

在日本人祖先的弥生人抵达前，这里的土著绳文人已有纹身文化，至今仍被其后裔的阿伊努人继承。值得注意的是：绳文人的纹身图腾也疑似有商宗教风格，而与文化同源的其它南岛系族群纹身不一样。

商人的纹身由几何纹符文+鬼怪样图构成。其实有些几何纹本也是鬼怪图，如越人的狐形三角图，本就是狐狸头。这源于商宗教浓厚的狐神信仰。

弥生人的早期纹身图并不清楚，但就文化主旨的“鬼怪”样图则被延续至今。

由于弥生人来自中国山东，所以由其纹身文化就直接排除了战国后期的山东华夏人，而精确锁定到东夷人身上。

实际上，在海岱贝壳画里还有很多“囧”图画。其中就有与日本“巴纹图”完全相似的图案。到此，我对日本人为东夷人之后的论断，就没必要再多论证。

商文化有非常公开的sex崇拜现象，这与周文化的sex忌讳极为不同。现在中国人对此的忌讳，仍是周文化塑形的结果。

商文化的公开sex崇拜，有其遗民的文字记录。比如：桑林之会。在特定日子，需要找sex伴侣的男男女女就桑树林里公开行乐。到汉代，仍有遗风。

商文化的越人，以实物方式告诉我们那时的sex开放程度。里面的男女乐师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性崇拜，是原始社会的共同现象。实际上，我们也能从甲骨文里发现商代人的这种观念。比如：且（“祖”的本字），就是男性生殖器象形；母，是袒胸露乳的女性画法。

东夷人与商人有着极紧密的文化联系。所以，我们就不难确知东夷人也会是sex开放部族。

事实上，明代何良俊、李诩就记录到那些海岱贝壳画面：相当多都是男女sex图……

当其一部分人东渡到日本后，就将此遗风继续发扬光大。

由于周文化对此很忌讳，所以作为周文化继承者的儒家人一直致力于根除这种社会习俗，扭转人们sex观念。这项工作很漫长，但最终却是根除成功，于是就有了当代中国人的性保守观念。

儒家传到日本后，日本儒士也开始对sex现象忌讳起来，比如就有人批评男女混浴及在浴场公开sex行为等。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现象。甚至在西方人指导他们“明治维新”时，同样惊讶社会这种sex现象，但也没能改变。

日本人是原信仰商宗教的东夷人之后，这就能从文化上解释通：为何他们的白色婚姻、狐狸信仰、犬神信仰、猫头鹰信仰等主文化元素，会与考古发现的中国商代文化一脉相承。

中国商代是白色文化，不仅被记录在古籍里，且至今仍有文化遗迹，如：白狐、白虎、白鹿等白色动物信仰，以及神仙多穿白色衣服等。

商代浓厚的猫头鹰信仰，是考古发现大量猫头鹰青铜器、玉器的结果。准确来说猫头鹰在后来中国人里仍信仰、但不崇拜：因为它被认为是呼唤人灵魂、预兆死亡的鸟。

中国的狐神信仰在早商时代就非常浓厚，商代进一步推崇。这从出土的各类狐狸青铜器、玉器、狐纹图等上，可确证。进入周代后，狐神信仰仍很强，考古就发现了战国时期的“九尾狐”画。狐神现身，在人们宗教观念里是“改朝换代”的预兆。所以，预谋反秦的陈胜、吴广就让人躲在林木后学狐狸声喊：大楚兴，陈胜王。这蛊惑法成功吸引了随行大众跟着反秦暴动。到宋代，因狐神有吃人肉的传说，而与儒家伦理严重背离，自此祭祀被禁。

日本的犬神崇拜，很好解释了中国“嶽”字的造字起源。嶽，即“岳”，最早指“四岳”，在人们宗教观念里是撑着天不会塌下来的东南西北四座神山。泰山是“四岳”里最著名的神山，历代皇帝都有封禅。日本神社前的犬神，告诉我们最早的岳神庙前就蹲着“犬神”。不仅岳神庙这样，其他各类神庙应该都蹲着的是“犬神”。直至东晋时佛教突发崛起，其带来的非中国的狮子守护神逐渐替换了“犬神”，这一下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认知。至少，犬神在南北朝时期仍有信仰，如当时《世说新语》夸赞诸葛一门：蜀得其龙（诸葛亮），吴得其虎（诸葛瑾），魏得其狗（诸葛诞）。佛教狮子守护神替换犬神后，中国人就遗忘了曾有过的犬神信仰文化，故而在读这话时总觉得最后一句是“骂人”。

由于前人并不清楚日本人与东夷人、东夷人与商人之间的宗教文化关系，所以以上日本文化元素多被认为是汉晋以后才传入。但现在看来，它去日本的时间要更早。

东夷人统治日本后，这里并没有沿着中国大陆王国轨迹发展，而是倒退回了“巫女”统治时代。巫术统治，就是“神权统治”。

曹魏时代的中国官方人员走访了日本岛上诸国，记录下一些国家情况。其中最有名的是“卑弥呼”女王，其靠巫术统治国家，并降服其他邦国。卑弥呼女王常年隐居神社宫廷里，臣民基本看不到她真容。卑弥呼女王死后，国家陷入动荡，直到一个新巫女女王上台为止。

后来的日本天皇，将这种神权统治模式基本完整沿袭下来。

天皇是日本人心中的神灵。他是创造日本人的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嗣。天照大神，是一位女性太阳神。

由于日本人自认为是太阳神的子女，所以天皇的神权合法性就自然形成。

也是因这段前天皇时代历史，所以多有人猜测卑弥呼女王才是天照大神原型。

但现在了解了商宗教与神道教的关系后，我们就一下清楚：卑弥呼女王的神权，实际也是建立在人们已有的女性太阳神宗教信仰基础上，而非她自己创造了女性太阳神。

这个女性太阳神，就是商宗教里的羲和。最高神帝俊的妻子，所以也是顶级神灵。

羲和浴日的神话，被记录在《山海经》里。在原神话里，羲和自己生下了十个太阳，所以更准确叫：太阳神之母。

在山东日照，至今仍有太阳神母庙（现在叫“老母庙”）。日照，是原东夷莒国的首都。

公元前300年出现在日本的弥生人，实际是东夷人里的商人与平民，并非贵族。因为如果是贵族，那么他们不可能不留下文字、鼎类礼器等关键文化。深受周礼文化熏陶的东夷贵族，已完成男性权力传承制度，也不可能让其倒退回巫女统治时代。

殷商考古，让我们知道在商宗教里女性的确可以作最高祭司。被挖出来的女名人：妇好，就常主持商朝祭祀大典。但在周宗教里，这是完全被禁止的。周宗教的这观念一直被中国人牢固继承。所以唐朝武则天要称帝，都不得不借助外来佛教文化里的净光天女称王来“说服”臣民。

商宗教里有巫女掌权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弥生时代的日本为何会出现“巫女国王”的现象。

在天照大神之前的两位兄妹神灵，共同生下日本诸神，这实际是中国女娲与伏羲兄妹神话的日本再造版本。

弥生人丢失了中国文字，也没有原东夷贵族去延续正统宗教礼制，以致于相关宗教文化在后裔记忆不断被改造。这种改造保留了原东夷文化的大体轮廓，但修改了不少内容细节。

作为日本人先祖的山东东夷人，遭遇秦汉革命之际的社会大乱，各族群与中国其他地区族群一样被打散、迁移、重组等，最终都被融入一个全新的大一统族群：汉人。

由其底层人群生在域外的一支族群，却意外兴起。

日语之所以成为一种孤立语言，根源恰就在此。其原在大陆的族群，语言都已汉语化。

（实际上，基因报告早已证实其与山东沿海人群有最高同源性。但同源的在当地人口里的占比仍很低。毕竟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后，中国就不断有人群大迁徙历史。）

东夷人发现日本史

公元前300年移民至日本的东夷人是“有备而来”。这说明他们知道此地存在、知道如何抵达、知道这里的土著社会情况以及知道可以在此地殖民生存。

实际上，东夷人可能在更早的1000年前就抵达这里，与土著人有过接触。

这要涉及到中国的货币史。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海贝就已成为整个帝国内流通的货币。但能被作为货币的海贝只有：齿贝、拟枣贝、阿文绶贝、伶鼬榧螺等。

关键是：这些海贝都不出产在山东沿海。要么在福建及以南，要么就在日本。

处在大陆腹地的商朝邦国对此有极庞大的刚性需求，而与其作邻居的东方沿海人--东夷人，恰好就垄断了整个商帝国的货币供应。

此时的东夷人与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一样，为追寻“财宝”而不断出海冒险。

他们主要沿中国大陆海岸线探索。向南，抵达古吴越人控制地区。在这里他们与吴越人作贸易。吴越人知道“海贝”的价值，从而阻止东夷人经过其地界与更南边的产地作联系。通过中介贸易，吴越人获利丰厚。

作为商人的东夷人当然不甘心这样的贸易方式，每个人都想与供应商直接联系。于是他们也沿着中国大陆海岸线向北航行，与沿途部落贸易，打听更远方部落信息，目的就是追寻“财宝”。

整个中国北部沿海都没有这些海贝，但他们仍致力于寻找。直至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渡海到了日本，终于发现“财宝”，回报自然是异常丰厚。这期间无功而返、丢掉性命的冒险者非常多。

最初，东夷商人与原日本土著的绳文人作贸易，并没有考虑过殖民。原因再简单不过：日本土地贫瘠、多山，没有农业，根本养不活人。绳文人靠捕捞海鱼、采集、捕猎等过着非常艰难的原始生活。东夷商人提供给他们亟需的谷物粮食、布匹等，以激励绳文人捡“海贝”来互换。东夷商人心里暗喜，满载“财宝”启航回程。他们与征服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通过观察夜晚星象位置来确定自己及家乡的坐标。根据季风与洋流经验，确定自己的来返程时间。在大海航行中，利用海鸟的迁徙方向，来确定前方会有岛屿或陆地。然后由原长途的沿海运输，再开辟出新的跨海贸易线。开辟这条新航线并非人们想象那么难。实际上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仅凭人工划船也就3-5天，就能从山东半岛直达日本；若赶上顺水的季风及洋流，航程还可减半；不愿直航的，也可借助在朝鲜西海岸的中转贸易点，再用1-2天航程回到山东；战国后期风帆船的出现，让航海更为便利。尽管如此，不可控的海洋天气使得出海仍非常危险，海难事故高发。这就需要十分专业的航海知识。而这些知识与日本产地信息都被密藏在少数商人家族内部，以防外人抢生意。

留在大陆的东夷贵族及平民，从他们带回的“财宝”中受惠极大。贵族们用这些“财宝”及海盐，与内陆国家换回青铜、马匹、牛羊牲畜等。也就说，与传统历史认为东夷人原始落后不同，这里在商代就已经繁荣、富裕。进入周代，齐国能在姜太公刚一接手后就变得非常富裕，原因即在此。

商帝国对东方国家的战争，本质是冲着“海贝”及“食盐”--这两个关键国家资源而去。

东夷商人与绳文人交往历史的还原，就可以解释后者文化里为何会有商文化元素。

随着时间流逝，在日本这边发生了一些奇妙变化。

绳纹人拿着东夷商人留下的稻谷，开始自己种植起来。他们将原来荒芜的生土，开辟成适合耕种的熟土。沿海的绳文人逐渐农业化。

到公元前300年或更早，东夷商人意识到这里的土地适合农耕，可以养活人口了，于是才带领更多人移民到这。移民者大多数都是为逃避国家税赋、劳役、兵役的人，这在当时非常普遍。也不乏被商人诱骗、拐卖的人，以及贸易与抢掠来的奴隶。还有就是留在当地监督海贝生产的家族人。他们将大陆更为先进的农田耕作方式、青铜器、铁器、家畜等都带来，开启了殖民生活。这也一下将日本带入文明时代。

早期殖民者与绳文人和平共处。但为争夺稀有的农地，双方的矛盾隐患一直在。参考晚清汉人移民台湾历史，我们可以想见：东夷人发现绳文人的宗教忌讳，然后将动物死尸扔在他们田地或房屋，这让后者感觉田舍受到污染与诅咒，而不得不搬离远迁。

即便如此，日本的生活仍是非常艰苦。这能从开篇就提到的日本人身高“矮化”现象里被证明：这是严重营养不良的后果。

在弥生人征服日本的过程中，大陆世界也在发生剧烈变化：金属货币成为主流，海贝价值急速下降。

此时东夷贵族使用的也是齐国金属制的刀币。海贝仅作为商宗教文化里的元素，还在被特定人群使用。这就有了前面的“海岱贝壳画”。对海岱贝壳的材质分析证明：东夷贵族把玩的贝壳，没有山东半岛出产的。如克利夫兰海贝，日本是主产区之一。

也就是说：到战国晚期，由东夷商人建立的海洋贸易网络仍在发挥作用，但在日本方面的作用已不大如前。

进入汉代，随着东夷贵族--这最后的海贝消费者消失，日本人完全丧失了与大陆可贸易的商品，而更加贫困。为求与大陆贸易，又没什么可拿得出手的贡品，索性上贡：奴隶……中国皇帝给他们回赠的礼品是丰厚的，包括：黄金、铜镜、锦缎、珠玉等。

按中国官方史书记载，汉朝需要翻译与日本人沟通，这说明此时大陆应没本土人会讲东夷语了。周礼给了汉人全新的宗教、伦理观念、服饰与建筑风格、统一汉语（各汉语方言）等。所以，当曹魏官员走访日本时，竟没有注意到当地文化与汉地文化的高度相似性。刻意忽视文化现象，是他们背负政治使命使然，还是因为当地过于贫穷使然，抑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了。但可以明确的是：彼时的日本与汉地，在直观视觉上已经是两个文化差异悬殊的国度。

自日本诸国恢复与大陆皇朝交往后，就不断有大陆人逃亡到此。特别是每逢中国战乱，就会有成批的人抵达。新移民不断改变这里的文化与语言。日本贵族也不断到大陆学习新知识来主动改变自己。但总体来看，其仍保留着东夷文化主特征。

尾记：

与日本孤立海外而保留下先秦文化不同的是，大陆中国文化一直在剧烈变迁中。

大陆文化的变迁，不是简单的文化内质的变迁，更突出的是其文化的表现形式一直在剧变。如前面所述：春节门楣挂的“索子”，保留了古代“绳索”崇拜文化的名称记忆，但形式上为纸质品替代。

中国人在塑造自己汉族的过程里，完整沿袭了周宗教的天--黄帝信仰，而将商宗教里的一众神灵名字尘封于《山海经》里。自其汉代横空出世以来，人们就惊诧里面的神灵形象与现存对应神灵极不相同：前者是兽形，后者是人形；以及记录了大量其他陌生的神灵、妖兽、神山川等名字与故事。这足以说明文化形式剧变的程度。

周宗教吸收了相当多商宗教元素，但也是按照自己的宗教思想对其做了“周礼”化再造。这就是后来中国的文化主脉络。

中国大陆的文化剧变，不止周宗教替代商宗教。

事实上，东晋突发的佛教替换原中国文化形式，一样剧烈。

佛教在东汉初期来华，但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外来宗教”，而严控汉人信仰，所建寺庙仅供来华“胡人”祭拜。到东晋时，信仰佛教的西域羯族人在中国建立了赵国。印度和尚佛图澄功劳甚大。尽管汉人士族为维护本土宗教信仰而坚决反对佛教，但羯族皇帝还是将其开禁。他在开禁时又附带对汉人出家者有免劳役、兵役、赋税等奖励。于是，大半中国人急速投统治者所好而改信佛教。赵国控制了大半中国人口，这为佛教改换中国本土文化形式，带来极大便利。

当时，又有上百万匈奴、氐、羌等族群与广大汉人混编在一起，常年被诸少数族群政权在中国大地上迁来迁去，形成混血的新汉人。但前者缺乏或没有汉人原来的宗教信仰，却又受佛教诱惑，这使得新汉人对原来中国文化形式没有感情，故而能接受改头换面的新文化。

佛教兴起是突发性事件，而非漫长适应过程。所以这种冲击是替换，而不是自己被改变。所以，它对日本文化的冲击就不如对中国文化这般迅猛。

佛教带来的地狱、轮回等思想，与原中国的祖先崇拜是严重冲突的。在原中国信仰里，祖先去世即为神灵，不可亵渎。所以不能接受其还有在另一世界受刑罚、或轮回为他人乃至自己子孙的思想。

但佛教最终获胜，新宗教文化成为中国人文化里的主元素之一。

因为佛教被中国人接纳，所以后世中国人并不清楚原来哪些文化已被替换。

就好比前文提到的庙前的犬神，已被狮神替换一样。

来源：大仙杨四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