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位从福建安溪走出的传奇人物 —— 李光地。他 4 岁认字、13 岁遍读儒家经典，28 岁中进士踏入仕途，历经 48 年宦海沉浮，成为参与平定三藩、推动文化教育、编纂理学典籍的一代名臣。康熙帝赞其 “谨慎清勤，始终一节”，雍正帝称

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位从福建安溪走出的传奇人物 —— 李光地。他 4 岁认字、13 岁遍读儒家经典，28 岁中进士踏入仕途，历经 48 年宦海沉浮，成为参与平定三藩、推动文化教育、编纂理学典籍的一代名臣。康熙帝赞其 “谨慎清勤，始终一节”，雍正帝称其为 “一代完人”。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理学名臣，究竟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

1642 年，李光地出生在福建安溪的一个大户人家，自幼就展现出惊人的天赋。4 岁时，别的孩子还在牙牙学语，他已经开始认字；5 岁，便踏入了幼学的课堂，开启了正式的求学历程；7 岁时，李光地跟随外祖父学习经史，展现出对古代经典的浓厚兴趣和深刻理解。到了 13 岁，他已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数、兵法等学术领域也有所涉猎，被乡里人誉为 “神童”。

然而，年少的李光地并非一帆风顺。14 岁那年，他遭遇山贼掳掠，被当作人质，历经 13 个月的磨难才得以逃脱。这次经历不但没有让他沉沦，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回到家中，他更加发愤图强，立志通过学习改变命运。18 岁时，他编纂《性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深入探索；19 岁，又完成《四书解》，展现出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见解 。这些早期的学术成果，为他日后在理学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科举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李光地也不例外。22 岁时，他参加岁试，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初露锋芒。这次考试的成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也更加坚定了他走科举之路的决心。

1666 年，25 岁的李光地参加乡试，高中举人。乡试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关卡，能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足以证明李光地的才华和学识。此后，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努力，深入研读律吕之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670 年，28 岁的李光地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会试，凭借扎实的学问和出色的发挥，高中二甲第二名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 。庶吉士是翰林院的储备人才，能进入翰林院，意味着李光地已经踏入了清朝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圈子。

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两年半时间里，李光地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康熙十一年（1672 年），皇帝诏诸翰林各献所学，李光地进献《河洛图说》，其对易学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同年秋，他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正式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此后，他又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不断积累政治经验，为日后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

1673 年，李光地担任会试考官，工作结束后，他向朝廷申请回家探亲，同年五月回到福建老家。然而，他刚到家不久，震惊朝野的三藩之乱就爆发了。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这三位藩王拥兵自重，在得知清廷决定撤除他们的封地后，表面答应撤藩，暗中却准备起兵造反。

1674 年，靖南王耿精忠率先举兵造反，郑成功之子郑经也趁机占据福建泉州。一时间，福建局势大乱，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李光地作为回乡探亲的朝廷官员，自然成为了耿精忠和郑经拉拢的对象。他们多次派人去招降李光地，承诺给予高官厚禄，但都被李光地坚决拒绝了。李光地深知，一旦归附叛军，不仅会背叛朝廷，还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

面对叛军的威逼利诱，李光地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暗中收集情报，为朝廷平叛提供支持。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方打探耿精忠和郑经的军事部署、进攻路线等重要信息，并将这些情报详细地写成一份奏折。为了确保奏折能够安全送达京城，李光地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 他把奏折藏在蜡丸中，然后派人从小路逃离福建，送往京城。

在当时，福建被叛军严密控制，想要将情报送出绝非易事。李光地派去送信的人，需要穿越重重敌营，躲避叛军的搜查，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性命不保。但李光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坚信，只要情报能够送到康熙手中，就能为朝廷制定平叛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经过一番艰难险阻，藏有奏折的蜡丸终于通过内阁学士富鸿基呈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康熙看到密折后，深为感动，对李光地的忠诚和勇敢赞不绝口。他立即下令兵部，将李光地的情报录付领兵大臣，并根据这份情报制定了详细的平叛计划。

李光地的蜡丸密信，成为了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情报。它让康熙皇帝及时了解了福建的局势，为清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战后，李光地因功被 “超授侍读学士”，从此开启了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双重生涯。

1677 年，朝廷收复泉州，李光地前往漳州拜谒都统拉哈达。拉哈达对李光地的忠诚和功绩十分赞赏，他向康亲王上疏称：“李光地矢志为国，即使颠沛流离也不曾改变志向，应当予以褒奖。” 康亲王下令优待李光地，并提拔他为侍读学士。然而，李光地在前往福州赴任的途中，恰好遇到父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守孝。

1678 年，同安蔡寅部起义军打着复明的旗号，率领万余人围攻安溪。此时，正在家乡守孝的李光地挺身而出，他招募了百余乡间勇士，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固守险要之地，成功断绝了敌方的粮道，使安溪得以解围。

不久后，郑经派遣将领刘国轩攻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进逼泉州，并切断了万安、江东二桥，断绝了清军的南北援助。在这危急时刻，李光地再次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气。他派遣使者赶赴拉哈达军告急，但由于江水上涨，道路阻塞，使者无法及时送达消息。于是，李光地决定亲自带兵从漳平、安溪小道进入，与叔父李日煌以及弟弟李光垤、李光垠合作，共同进攻刘国轩的部队。

在战斗中，李光地身先士卒，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功与拉哈达的大军会合。随后，他们对刘国轩的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成功击破刘国轩部，将其赶出了泉州。

李光地在这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拉哈达上报其功，李光地再次得到优叙，升迁为翰林学士，不久后又因功官至永州总兵。他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进一步赏识，也为他日后在朝廷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80 年，守制已满的李光地返回京城，康熙谕示其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此时，台湾局势成为了朝廷关注的焦点。郑经已死，其子郑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夺利，岛内局势动荡不安。李光地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收复台湾的绝佳时机。他向康熙皇帝建言，推举施琅担任平台将领，认为施琅熟悉海上形势，懂得用兵，可以委以重任。

康熙皇帝采纳了李光地的建议，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负责收复台湾。1683 年，施琅率领水师出征，在澎湖海战中击败了郑军，成功收复台湾。李光地的举荐之功，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让他在朝廷中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古代，水患一直是困扰百姓生活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李光地出任直隶巡抚，此时的直隶地区，漳河、子牙河、永定河频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李光地深知，治水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必须尽快解决。于是，他亲自带领下属前往河道沿线，进行实地勘察。

在勘察过程中，李光地不畏艰辛，翻山越岭，详细了解河道的走向、水流的速度以及水患发生的原因。他发现，漳河和子牙河由于河道淤积，水流不畅，导致河水泛滥；而永定河则因为河堤薄弱，无法抵御洪水的冲击。针对这些问题，李光地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 “堵口浚闸” 的治理方案。

所谓 “堵口浚闸”，就是在洪水决口的地方进行封堵，防止洪水进一步泛滥；同时，疏浚河道，清理淤积的泥沙，使水流能够顺畅地流淌；此外，还修建水闸，调节水位，以达到防洪和灌溉的目的。为了确保治理方案的顺利实施，李光地亲自指挥，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忙碌，监督工程进度，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经过 40 天的艰苦努力，李光地带领民众筑堤开河 200 余里，成功地治理了漳河、子牙河和永定河的水患。河水被引入新开挖的河道，灌溉了两岸的农田，使得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们从此摆脱了水患的困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李光地的治水功绩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赞赏。康熙亲自前往永定河巡视，看到治理后的河道水流平稳，两岸农田丰收，他不禁感慨万分，对李光地的才能和功绩赞不绝口。康熙御赐 “夙志澄清” 匾额，以表彰李光地在治水方面的卓越贡献。这块匾额不仅是对李光地个人的褒奖，更是对他为百姓谋福祉的肯定。

除了治水，李光地在赈灾方面也表现出色。在他任职期间，多次遇到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蝗灾等。每当灾害发生，李光地总是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还积极组织百姓开展生产自救，帮助他们恢复生活和生产。

在一次旱灾中，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陷入了饥饿和绝望之中。李光地得知情况后，立即下令打开官仓，向灾民发放粮食。他还亲自到灾区视察，了解灾民的生活状况，鼓励他们振作起来，共同度过难关。同时，他还组织百姓打井取水，灌溉农田，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在李光地的努力下，许多灾民得以生存下来，灾区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稳定。他的赈灾举措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人们纷纷称赞他是一位 “爱民如子” 的好官。

李光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对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一生致力于理学典籍的编修和传播。

康熙年间，李光地奉旨编修《朱子全书》和《周易折中》。《朱子全书》是对朱熹著作和理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和总结，它的编纂完成，标志着程朱理学在清朝官方哲学地位的正式确立。在编纂过程中，李光地广泛收集朱熹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对其进行了精心的校勘、注释和分类。他力求还原朱熹思想的原貌，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周易折中》则是一部汇集了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巨著。李光地遍采诸家大儒之说，考订古今，对《周易》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在编纂过程中，他秉持着 “折中而取之” 的原则，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盲目跟从，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选取其中最合理、最有价值的观点。

《周易折中》的内容涵盖了《周易》的经、传、注、疏等各个方面，对卦辞、爻辞、彖传、象传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李光地还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易学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 “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惟 ' 中’与 ' 正’，则无有不善者。然 ' 正’尤不如 ' 中’之善。故程子曰：' 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 这种对 “中” 与 “正” 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他对儒家 “尚中” 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除了编修《朱子全书》和《周易折中》，李光地还著有《榕村语录》《榕村全集》等著作。《榕村语录》记录了他与门生之间的讲论问答，内容涵盖了经义、性理、诸儒、诸子、史书、史事、治道、诗文等多个领域。在这本书中，李光地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兼取汉唐之说，酌采陆王之义，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开放的学术态度。

《榕村全集》则收录了他的诗词、文章、书信等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他的诗词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情感真挚，既有对自然风光的赞美，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他的文章则逻辑严谨，论证充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光地的这些著作，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研究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使他成为了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李光地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他不仅在朝廷中积极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在家乡安溪大力倡导教育，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

康熙年间，李光地在家乡安溪倡修文庙，广设义学。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阵地。李光地认为，修建文庙可以弘扬儒家思想，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素养。于是，他亲自捐资，并动员当地的乡绅和百姓共同参与文庙的修建。在他的努力下，安溪文庙得以重修，规模更加宏大，建筑更加精美。

除了修建文庙，李光地还广设义学，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公平的，无论贫富，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他的倡导下，安溪各地纷纷设立义学，聘请有学问的教师授课。义学的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实践能力。

为了让儒家伦理更好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李光地还制定了《同里公约》和《本族公约》。在这些公约中，他明确规定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强调了尊老爱幼、诚实守信、互助互爱等传统美德。他希望通过这些公约，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李光地的努力下，安溪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从一个 “蛮荒之地” 逐渐变成了 “文献之邦”。当地的百姓越来越重视教育，读书之风盛行。在科举考试中，安溪人才辈出，许多人考取了功名，成为了朝廷的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不仅为安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光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理学家。他自幼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理学思想贯穿始终，成为他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

作为太子胤礽的老师，李光地对太子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深知太子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太子的品德和治国才能。他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深入浅出地讲解经史义理，引导太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与康熙皇帝探讨经史义理时，李光地展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理学问题，从程朱理学的核心观点，到如何将理学思想应用于治国实践，无所不谈。康熙皇帝对李光地的学识和见解十分赞赏，认为他是自己在理学领域的 “知己”。

在编纂《朱子全书》的过程中，李光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书是对朱熹著作和理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和总结，是清代官方推崇的理学经典。李光地亲自参与编纂工作，他带领团队，对朱熹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校订，力求还原朱熹思想的原貌。在编纂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为后人研究朱熹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除了编纂《朱子全书》，李光地还奉旨编纂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理学著作。这些著作对程朱理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成为清代官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地在这些著作中，不仅阐述了理学的基本原理，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治国方略，为康熙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地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堪称清代君臣共治的典范。他们 “情虽君臣，义同朋友”，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康熙皇帝对李光地的信任和重用，不仅体现在对他的官职任命上，更体现在对他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视上。李光地也不负康熙皇帝的信任，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忠诚，为康熙朝的繁荣和稳定尽心尽力，成为康熙皇帝的得力助手。

李光地不仅在朝堂上推行理学思想，还在家中以身作则，践行儒家伦理。他深知家风家训对于家族兴衰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在《家训・谕儿》中，他强调 “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 这句话道出了他对学习方法的深刻理解，强调了动手实践和用心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读书不仅要读，还要动手抄写，这样才能加深记忆，真正理解书中的含义。

除了学习方法，李光地还注重培养子孙的品德和修养。他训诫子孙 “千万不能骄纵傲慢，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要收敛约束、和顺谦卑，这样才算不辱先辈。” 他希望子孙们能够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立身之本，只有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为了约束族人的行为，李光地还制定了族规乡约。在《本族公约》中，他直指族中陋习，严格规范族人的行为。他严禁族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要求他们遵守法律法规，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同时，他还倡导族人之间要互帮互助，共同维护家族的团结和荣誉。

在《同里公约》和《丁酉还朝临行公约》中，李光地明确指出盗窃、奸淫、赌博、私宰耕牛和放火焚山等行为，都是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安定的大事，告诫乡人不能触犯，违者即送到官府按律严办。他希望通过这些公约，引导乡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李光地的家风家训和族规乡约，对李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李氏家族人才辈出，出现了 “四世十进士七翰林” 的盛况，先后涌现出 1 位宰相、4 位总兵、99 位举人，入仕 100 多人 。这些人才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李光地的家风家训也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尽管李光地在政治和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一些争议。1694 年，李光地的母亲病逝，按照惯例，他应该回乡守孝三年，这在古代被称为 “丁忧”。然而，康熙帝深知李光地的才能和重要性，正值用人之际，于是下旨 “夺情”，让他留在任上继续工作。这一决定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官员认为李光地应该遵守孝道，回乡守孝，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光地，指责他 “贪恋权位”，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

面对这些指责，李光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一方面感激康熙帝的信任和重用，希望能够继续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孝道的重要性，担心违背孝道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希望能够保留官职，但回乡守孝九个月，然后再返回任上。然而，这个方案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最终，康熙帝为了平息众怒，解除了李光地的职务，但要求他留在京城守孝，不许回乡。这一事件对李光地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让他在朝中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不过，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守孝期满后，他很快就恢复了李光地的官职，并继续重用他。

除了 “夺情案”，李光地在晚年还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之中。在康熙朝的后期，朝廷中形成了以明珠和索额图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他们互相争斗，争权夺利，使得朝廷内部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李光地作为朝中的重要大臣，难免会被卷入这场党争的漩涡之中。

在党争中，李光地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不愿意过多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而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才能和忠诚为朝廷效力。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反而让他成为了两派争斗的对象。明珠和索额图都试图拉拢李光地，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但都被李光地婉拒了。这使得他在两派中都得罪了不少人，也让他的仕途充满了风险。

尽管身处党争的漩涡之中，李光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为权力和利益所诱惑。他在处理政务时，始终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曾多次向康熙帝上疏，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建议，其中不乏对朝廷弊政的批评和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康熙帝的重视和采纳，也为朝廷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李光地的这些行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忌恨。他们在党争中借机攻击李光地，试图削弱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地多次遭到降职、罢免等处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在逆境中坚守自己的原则，继续为朝廷和百姓尽心尽力。

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李光地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正式入阁拜相，位居权臣。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任职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去世，为康熙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在仕途上经历了诸多争议和挫折，但他的才能和忠诚最终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和赞赏。康熙对他的评价是 “谨慎清勤，始终一节”，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写照。

李光地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功过是非在历史上引发了诸多争议。雍正帝赞誉他为 “一代完人”，认为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然而，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却在《鲒埼亭集》中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其 “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将他的品行批驳得一无是处，尤其是 “卖友求荣” 的指控，几乎让他的名声扫地。

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士大夫在 “德” 与 “才” 之间的复杂博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 被视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而 “才” 则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手段。对于李光地这样的历史人物，人们往往会从道德和才能两个方面对他进行评价。

从道德层面来看，李光地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他与陈梦雷之间的 “卖友案”，至今仍让人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在 “夺情案” 中，他违背了传统的孝道观念，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然而，从才能方面来看，李光地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治理河道、振兴文教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功绩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无可否认的是，李光地在康熙盛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事务，为康熙皇帝出谋划策，协助他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倡导程朱理学，编纂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重要典籍，对程朱理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光地的一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理想的一个缩影。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了康熙盛世的重要缔造者之一；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则使他成为了程朱理学的关键传承者。尽管他的人生存在一些争议，但他的功绩和影响不可忽视。他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以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李光地的一生，是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生动实践。他以谋略定三藩、以治水安民生、以典籍传思想、以家风正世风，既为清廷柱石，亦为文化脊梁。在今天看来，他的治世智慧、教育理念与清廉作风，仍是解读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重要密码，更是中华文明中 “经世致用” 思想的典范注脚。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