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

360影视 动漫周边 2025-05-07 15:33 2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推动中国式现

刘建东 杨卫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理论逻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与文化形态的演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构成社会存在的双重维度。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及物质生活条件,进而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孕育了图腾崇拜、集体主义文化;农业文明的生产力进步催生了宗法制度与伦理文化;工业革命则推动理性主义的启蒙。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变革正在重塑知识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体现出文化形态对技术进步的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并非消极反映生产力,而是通过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打破宗教桎梏,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人才培养机制等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然,文化对生产力的这种反作用具有两重性,既可能因先进性加速生产力发展,也可能因滞后性成为发展桎梏。毛泽东曾指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生产力突破既有文化框架时,文化形态会通过创新实现适应性演进;新的文化范式一旦形成,又为生产力跃迁提供精神动力与制度保障。这种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机制,为理解文明演进提供了科学方法论。首先,文化为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人类生产活动中,社会形成流行的价值观、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构成人们生产活动的软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文化还能借由教育体系传递的知识技能与思维方式直接培育与塑造人力资本,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技术创新是文化生产力的物质载体。从青铜器时代的礼乐文明到工业革命的机械美学、技术突破及设施成果始终伴随着文化意识形式的演变。数字时代,算法伦理、人工智能哲学等新文化形态正在重构生产关系,区块链技术则催生分布式协作的文化范式。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制度文化决定生产力组织形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契约精神及企业家精神等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经济效率,如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关系型治理与西方文化契约型治理形成不同的商业文明路径。当代全球价值链中的文化认同差异,既可能产生交易成本,也能通过文化整合创造协同效应。当然,生产力发展反过来推动文化形态演进。农业文明孕育宗法制度,工业革命催生个人主义,数字经济重塑虚实融合的新文化生态。生产力发展物质商品丰裕带来的人们需求升级促使文化消费从同质化向个性化转变,元宇宙等新技术则正在创造人类文化实践的新场域。

在当代社会,文化与生产力的互动呈现加速趋势。文化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创新能力直接影响产业升级速度,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程度又促使着人们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二者的良性互动要求建立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转化机制,在技术伦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构建新的文化共识,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持续动力。

价值逻辑:有利于形成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而且回答了新时代文化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质生产力则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引领与支撑。文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使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文化传承创新协同共进,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通过文化创新来推动方方面面的创新。

人才培养与激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主张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优化人才培养、使用、合理流动工作机制,倡导营造尊才重教文化氛围,激发创新人才活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汇聚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以人才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中,需要注重培养和引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产业融合与升级。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还体现在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升级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优化经济结构和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双重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文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创新效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而文化产业的繁荣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华文明是依靠数字经济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是在实现“两个结合”基础上进行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的文化建设。

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展国际市场、整合全球资源,助力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可以将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成果推向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理论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以文化引领塑造其发展环境,依靠人才激励培育其创新力量,借助产业融合拓展其发展空间,利用国际合作整合全球资源,全方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台阶。

实践逻辑: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概括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价值引领、文化自信、创新赋能、制度机制和文明交流等,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概括的发展空间。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氛围。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思想保障。通过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可以激发全社会对高质量发展的热情,推动文化与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例如,通过法治保障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通过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激发文化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能够激励个人和团队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爱国主义精神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科学家精神,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敬业精神可以提升文化科技从业者的工匠精神,促进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诚信和友善的价值观可以增强社会信任,促进协作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氛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实践路径,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以文化自信筑牢新质生产力创新根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首先,文化自信为新质生产力创新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引领。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坚定的文化自信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与创造活力,使创新主体在追求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的过程中,秉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敢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文化自信所承载的价值观为新质生产力创新指明方向,确保创新活动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其次,文化自信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厚植人才土壤。文化具有育人功能,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文化自信的滋养下,人才具备开阔的视野、深厚的学识底蕴与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敏锐捕捉科技前沿动态,将文化智慧融入创新实践,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最后,文化自信还为新质生产力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与创新生态。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能够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汇聚,促进不同思想、技术、人才的交流碰撞,为新质生产力创新搭建广阔平台。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以文化自信筑牢新质生产力创新根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以文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要素重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通过数字化赋能,加速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新要素。例如,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供文化内容支撑。加速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在线影视、网络游戏等业态,形成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新业态,提升文化产业附加值,培育新质生产力增长点。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的全面革新。一是劳动者素质跃升。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人才培养,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如“革故鼎新”等思想融入现代教育,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意识。重视产教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衔接,培养掌握前沿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同时,通过弘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例如,数字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智能工匠”群体,传统文化技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个性化升级。二是劳动资料智能化转型。文化创意与智能制造的融合,使生产工具从“物理实体”向“数字孪生”演进。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不仅传承了文化遗产,更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物修复技术装备,成为文化赋能科技的典范。三是劳动对象文化价值挖掘。数据要素与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生产可能性。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建模技术,将壁画艺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资产,衍生出文化创意产品、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生产力转化。

以文化体制推进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文化人、以文兴业”,要求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治理体系。在具体实践中,这一要求体现为:一是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区等载体,打破传统要素配置的壁垒,促进文化资本与科技资本的协同流动。二是培育文化消费新场景。数字艺术、元宇宙文化体验等新业态的兴起,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为新质生产力开辟了市场空间。三是强化伦理引导。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文化思想中的人文关怀为技术应用划定伦理边界,确保生产力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引导和生态构建,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系统性保障。这一路径体现了文化对生产力的价值引领与制度赋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2025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明确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等七大举措,为文化科技融合提供资金保障。例如,设立文化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形成“企业主导、政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政策引导和创新生态,培育成果转化的土壤。在政策引导下,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示范基地和平台不断涌现。例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建设100家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推动AI、区块链等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演艺创作等领域的应用。这一路径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更赋予新质生产力以文化灵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制度保障。

以文明互鉴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文明互鉴论”主张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通过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合作平台等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广阔的国际视野。“三大全球倡议”,通过国际合作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例如,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推动了技术标准的国际接轨,更通过文化交融催生了跨境电商、智能物流等新业态,为全球生产力跃升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数字文化贸易方面,利用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广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市场份额。

总之,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发展,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这种超越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机械回归,而是通过守正创新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创新动能,将文明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科技、经济的融合创新,以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创新活力,以文化治理优化生产力要素配置,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续写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分别系黄河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思政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路径研究”(2024ZT0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2023-JCZD-03);2023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类)(项目号:2023SJGLX042Y)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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