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谱程度，老西医祖宗一点不比中医差

摘要：在当代医疗体系中，西医常被视为科学严谨的代名词，而中医则常被贴上“玄学”标签饱受争议。然而，若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传统西医的“黑历史”同样令人瞠目结舌。

在当代医疗体系中，西医常被视为科学严谨的代名词，而中医则常被贴上“玄学”标签饱受争议。然而，若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传统西医的“黑历史”同样令人瞠目结舌。

放血疗法

放血疗法堪称西医史上最持久的“迷信疗法”。古希腊时期，医者认为人体疾病源于血液失衡，需通过放血“净化坏血”。中世纪欧洲，这一疗法被推向巅峰：理发师兼职放血师，用剃刀割开患者血管，贵族与平民皆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神技”。

在中世纪，理发师会于店门口置放一个圆柱形的架子，架子的上下两端均会各自放置一个水盆，上方水盆内存有水蛭，下方水盆盛着血，借此来表明自己不单会理发，亦会一些外科手术。大约在 1700 年前后，这成为了理发师们的重要标识。此外，为凸显其专业程度，理发店的内部还会吊挂着一张详尽的手绘放血疗法示意之图。

三色灯柱起源于放血

统治欧洲医疗体系两千余年的放血疗法，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四体液学说。

该理论将人体视为血液（blood）、黏液（phlegm）、黑胆汁（melancholer）与黄胆汁（choler）四种体液的动态平衡系统，其哲学基础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气、水、火）形成宇宙观层面的呼应，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中国传统医学中"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

实际上，西医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剽窃，中世纪有大量传教士翻译传播中国的古典名著，中医的相关经典也不例外，一定层面上可以说中医还给西医启蒙了。

古西医基于此提出：任何健康失衡均可通过排除"过剩"体液恢复平衡，而血液作为"主导体液"，自然成为首要调节对象。

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催生了骇人听闻的临床案例：

英国诗人拜伦1824年因癫痫发作接受水蛭吸血治疗，在持续失血中衰竭而亡；

美国总统华盛顿1799年罹患咽喉炎时，医生分四次放血2500毫升（占成人血量50%）直接导致其休克死亡；

英国查理二世1685年遭遇中风后，御医团队实施放血1500毫升并联用毒物催吐、高频灌肠，加速了君主的殒命。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甚至将放血视为"预防疾病的主要手段"，反映该疗法已异化为脱离病理机制的仪式化操作。

路易十五感染天花后，御医持续放血直至其休克死亡，最终天花未愈，反因失血丧命。
现代医学证实，放血会破坏人体免疫与循环系统，轻则加重病情，重则致命。讽刺的是，这一疗法竟沿用至19世纪，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方案。

中国传统医学虽同样发展出"刺络放血"疗法，但其操作始终遵循"菀陈则除之"（《黄帝内经》）的诊疗原则，强调在特定穴位微量放血（通常不足百毫升）以疏通经络，最常见的就事拔罐的时候在特定穴位放一些血，与西方动辄上千毫升的全身性放血存在本质区别。

这种差异恰如医学史家所述：中医刺络术是"在完整经络理论指导下的精准干预"，而古西医放血则是"基于朴素哲学推演的野蛮实践"。

在放血疗法上，总感觉西医像抄了中医的操作方式，没有抄到中医的精神内核，导致干出很多荒诞的事。

灌肠狂热

灌肠疗法起源于古埃及，最初用于缓解便秘，后演变为清除“体内毒素”的流行手段。中世纪欧洲贵族将其奉为养生秘术，甚至衍生出“优雅灌肠”的社交文化。

1821年，拿破仑流放期间患肠胃炎，医生数月内强制灌肠数百次，致其肠道严重损伤，最终在痛苦中离世。

1685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中风后，御医团队对其轮番灌肠、喂食重金属药液，甚至用烧红烙铁灼烫头皮，硬生生将其折磨致死。

灌肠本可用于特定医疗场景，但古西医滥用此术，忽视个体差异与操作规范，导致无数患者肠道破裂、感染而亡。

“物理麻醉”

古西医外科堪称“暴力美学”的典范。在麻醉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医生以锤击、烙铁等原始手段“控制”患者，疗效未显，痛苦倍增。

中世纪医生认为头痛源于“颅内邪灵”，常用锤子凿开头骨“释放恶气”，患者往往当场毙命或终身残疾，感觉是把驱魔之类的技术用在了医疗上。

直肠疾病被视为“魔鬼附体”，医生将烧红的铁管插入患者肛门，美其名曰“高温杀菌”。
此类疗法源于巫术思维，与同期中医的针灸、麻沸散相比，更显野蛮落后。

木乃伊粉与活虫卵

古西医对“异物入药”的痴迷令人咋舌。

中世纪欧洲曾流行食用木乃伊粉，认为干尸蕴含“永生之力”，可治百病，导致埃及木乃伊遭大规模盗掘，近乎灭绝。

更荒诞的是，19世纪医生为减肥者开具“活吞绦虫卵”处方，声称寄生虫可消耗肠道营养，结果患者多因寄生虫病死亡。

这些疗法与其说治病，不如说是社会权力结构的缩影。
反观中医，虽亦有历史局限，但其“阴阳辨证”“治未病”等理念更早体现出系统思维。

而现代西医的崛起，实为抛弃传统糟粕、拥抱科学方法的结果。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现代西医发展过程中，也没少做出一些荒诞的事。

例如反应停事件：20世纪最严重的药害灾难

1957年，德国格兰泰制药厂（Chemie Grünenthal）推出的沙利度胺（商品名“反应停”）被宣传为“孕妇的理想选择”，用于缓解妊娠呕吐。该药物未经充分安全性验证，仅凭动物实验数据便在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上市。至1961年，澳大利亚医生威廉·麦克布里德在《柳叶刀》揭露其致畸性时，全球已诞生超1.2万名“海豹肢畸形儿”——婴儿四肢缺损如海豹，部分甚至无眼、无耳或内脏畸形。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1962年《科沃夫-哈里斯修正案》，强制要求新药需通过严格临床试验。

氯碘羟喹事件

1955-1969年，日本爆发一种怪病（SMON），患者先是腹泻，继而下肢瘫痪、视力丧失，甚至舌头长出绿毛。起初医学界误判为传染病，直至1970年药理学家发现患者尿液中的绿色结晶——氯碘羟喹（一种止泻药）代谢物。调查显示，96%的患者曾长期大剂量服用该药，而生产商CIBA早已知晓其神经毒性却未警示。事件最终导致1.1万人患病、500人死亡，成为日本史上最严重的药害事件之一。

前额叶切除术：诺奖史上的“科学暴行”

1935年，葡萄牙神经学家莫尼兹提出通过破坏前额叶神经纤维治疗精神病，并因此获1949年诺贝尔奖。然而，手术实际效果骇人：患者虽情绪“平静”，却普遍丧失情感与认知能力，如肯尼迪总统之妹罗丝玛丽术后智力退化至2岁水平。美国医生弗里曼更发明“冰锥术”——用锥子经眼眶捣毁脑组织，30年间全球约30万人受害。直至70年代，随着抗精神病药物问世，这一“人道灾难”才被彻底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