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0年深秋，在河南邓县九龙乡姚营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差点被母亲溺死的孩子，就是后来写出《李自成》这部史诗级巨著的姚雪垠。他的父亲虽然受过新式教育，在开封优级师范读过书，但家道中落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幸运的是，曾祖母的坚持让这个未来的
1910年深秋，在河南邓县九龙乡姚营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差点被母亲溺死的孩子，就是后来写出《李自成》这部史诗级巨著的姚雪垠。他的父亲虽然受过新式教育，在开封优级师范读过书，但家道中落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幸运的是，曾祖母的坚持让这个未来的文学大家得以存活。年幼的姚雪垠最喜欢依偎在外祖母膝边，听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传说，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慢慢生根发芽。
邓县这个地方，在豫西南的穷乡僻壤中显得格外闭塞。这里十年九旱，瘟疫横行，加上军阀混战，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么背井离乡去逃荒，要么就豁出命去当土匪。姚雪垠九岁那年，一伙土匪攻破了寨子，把他家的房子和家当烧了个精光。一家人只好逃到邓县城里，在县后街安顿下来。在县城里，姚雪垠先是在私塾读了一年多，后来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
翻开《邓州市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记载：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三次经过邓州。最后一次是在1645年3月，当时李自成的部队被清军追得走投无路，残部从邓州西南方向撤退，其中一部分人马正好从姚雪垠的老家姚营村经过。这一历史巧合，让当地留下了数不清的李自成传说。姚雪垠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度过的。不过让他耿耿于怀的是，这些故事都把李自成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说什么"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金元宝都没人敢捡"。
1924年的秋天，14岁的姚雪垠和二哥从信阳中学放假回家，这段看似平常的返乡之路，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他们走到泌阳县境内时，一伙土匪突然从路边窜出，二话不说就把兄弟俩绑了去。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绑票勒索是土匪惯用的手段，姚雪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
在土匪窝里，这个读过书的少年成了香饽饽。先是土匪头子王三少看中了他，非要认他做干儿子。没过多久，另一个叫薛二少的土匪头目也相中了他，姚雪垠不得不又认了个干爹。这种看似荒诞的经历，却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土匪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亲眼目睹了土匪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暴行，也见识了他们之间讲江湖义气、作战勇猛的一面。更难得的是，他见证了土匪队伍从几个人发展到上百人的全过程，以及土匪与军阀部队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
三个多月的土匪生活，给姚雪垠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这股土匪被官军打散，薛二少派人把他送回了邓县老家。这段经历不仅成为他后来创作《长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让他对农民起义军的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
1929年的夏天，19岁的姚雪垠考入了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这个来自邓县的年轻人，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在《河南日报》副刊上，他以"雪痕"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两个孤坟》。这篇描写底层百姓被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小说，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随后的两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类似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都带着鲜明的民主进步色彩。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暑假，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把他开除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反倒让姚雪垠彻底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离开校园后，姚雪垠辗转北平等地，靠投稿、教书、编辑勉强维持生计。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里，他先后发表了十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内地农村的黑暗现实：地主豪绅横行乡里，贫苦农民走投无路。但姚雪垠笔下的农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会奋起反抗的活生生的人。除了小说创作，他还主编过《大陆文艺》《今日》等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文，创作散文、诗歌，撰写文学评论。1936年，受当时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影响，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家乡南阳的口语，编成《南阳语汇》。
1938年春天，抗战烽火中，姚雪垠来到武汉，加入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用笔作武器，投身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这一时期，他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等刊物上发表了《白龙港》《差半车麦秸》等短篇小说。特别是《差半车麦秸》和后来的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因为成功运用了鲜活生动的群众语言，真实反映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过程，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发表。1939年之后，随着战局变化，姚雪垠辗转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上，写出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作品。
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到后来的长篇巨著，从现实题材到历史题材，姚雪垠的创作道路看似转折，实则一脉相承。他始终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善于用生动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无论是描写当代农民的苦难，还是再现历史人物的风采，他都坚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追求。正是这种坚持，让他的作品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1932年的开封城，22岁的姚雪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失业的他无处可去，整日泡在龙亭湖畔的河南省图书馆里消磨时光。这个由二曾祠改建的图书馆，成了他最好的栖身之所。他读书很杂，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故纸堆里翻到了两本记载明末历史的珍贵史料——李光壂的《守汴日志》和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记录了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详细经过，字里行间透露着那个动荡年代的刀光剑影。年轻的姚雪垠如获至宝，这些文字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的最初契机。
抗战烽火中，姚雪垠又陆续接触到更多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要写一部反映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但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始终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创作。这个愿望就像一颗种子，深埋心底却迟迟找不到破土而出的机会。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的大学里谋得教职，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他开始系统地研究明代历史，特别是以东厂和锦衣卫为代表的特务统治。他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还发表了《明代的锦衣卫》这样的专业论文。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崇祯皇帝，从明武宗开始梳理明朝末代皇帝的政治生活。他专门撰写了《崇祯皇帝》的论文，为日后在小说中塑造这个亡国之君的形象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姚雪垠看来，李自成三打开封的历史事件和那些偶然发现的珍贵史料，最终促成了《李自成》这部小说的诞生。这些史料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让他看到了一个被官方史书刻意歪曲的历史真相。
1957年，姚雪垠在人生最低谷时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部作品会成为他毕生的事业，更没想到会耗费他整整42年的光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要写历史小说，困难可想而知。没有单位支持，没有创作经费，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但姚雪垠硬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执着，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创作。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一问世就引起轰动，读者争相购买，一时间洛阳纸贵。但好景不长，随着风云变幻，这部作品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1966年7月，毛主席在主持会议时，突然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这一指示。这道"最高指示"不仅挽救了《李自成》，也救了姚雪垠的命。
回首这段往事，姚雪垠曾说："毛主席保护了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确实，如果没有这个批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能就会少一部经典之作。从1957年到1999年病逝前夕，姚雪垠用4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卷本的皇皇巨著。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第五卷的创作殚精竭虑。这种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属罕见。
经常有人问姚雪垠，是不是因为从小在河南听多了李自成的故事，才萌生写《李自成》的念头。对此，姚老总是摇头苦笑。他说小时候听到的李闯王故事，全是些污蔑之词。大顺政权垮台后，李自成在官方史书里被刻意丑化，野史戏曲更是极尽抹黑之能事。姚老说："我要做的就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能跟着前人胡说八道。要是那么写，既对不起古人，更对不起今人，读者非得骂死我不可。"
姚雪垠第一次真正接触明末史料，是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那时他失业住在开封，整天泡在河南省图书馆里看书。一天，他偶然翻到两本记载李自成三打开封的珍贵史料——李光壂的《守汴日志》和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记录的史实，跟他从小听说的那些传闻完全对不上号。书中的李自成是个有血有肉的农民领袖，而不是传说中的杀人魔王。这个发现让年轻的姚雪垠大为震动，这些真实的史料在他心里扎了根，几十年都没能忘记。
抗战时期，姚雪垠又陆续接触到更多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他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念头，但战乱年代根本静不下心来搞创作。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教书时，才开始系统地研究明史。他特别关注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还发表了《明代的锦衣卫》这样的专业论文。与此同时，他把目光转向了崇祯皇帝，从明武宗开始研究明朝的衰亡过程。他专门写了《崇祯皇帝传》，为日后在小说中塑造这个亡国之君的形象做足了功课。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姚雪垠花了大量时间考证史料。他发现李自成在河南时，确实处决过一些明朝宗室和贪官污吏，但绝非滥杀无辜。相反，大顺军所到之处，百姓箪食壶浆相迎。那些"杀人如麻"的传说，大多是地主阶级的造谣中伤。姚老在创作时特别注意把握这个分寸，既要写出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又不能刻意美化。他说："历史小说不是给古人贴金，而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正是《李自成》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关键所在。
关于《李自成》二三卷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姚雪垠有着自己的坚持。他承认在创作过程中确实对李自成这个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并非随心所欲。姚老特别强调："我写的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进行必要的艺术创造。"在他看来，李自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值得用浓墨重彩来塑造，但这种塑造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
姚雪垠回忆说，1962年国庆节期间，他专程到北京拜访了历史学家吴晗。那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写历史小说最忌讳的就是让古人说现代话。特别是不能把后人的名言强加给前人。"
这番话对姚雪垠触动很大。在创作《李自成》时，他特别注意避免这类错误。他解释说："我在塑造李自成形象时，主要依据历史原型，但也吸收了一些其他人物的优秀品质。比如将古代其他农民领袖的军事才能、政治智慧适当集中到李自成身上，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但他坚决反对为了"拔高"人物而违背历史真实。
关于语言现代化的问题，姚雪垠有自己的见解："我尽量使用符合那个时代的语言风格，但完全照搬明末的白话，今天的读者会看不懂。所以要在保持历史感的前提下，让语言既通俗易懂，又不失时代特色。"他举例说，小说中李自成说的"均田免赋"这个口号，就是根据历史记载来的，但具体对话内容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谈到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姚雪垠的见解尤为深刻。他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的人品和作品，往往要等到他去世很久以后，后人才能给出公正的评价。或取或舍，或誉或毁，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说到这里，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有些作品刚出版时热闹非凡，但很快就黯然失色，被人遗忘。而有些作品当时可能不被理解，甚至遭受冷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会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姚雪垠对《李自成》的命运看得很开。他说："我不在乎一时的毁誉，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低，都有其客观标准。"在他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就像陈年老酒，历久弥香。那些靠政治风向走红的作品，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扎根历史、反映真实的创作，哪怕在当时不被看好，也终将获得应有的地位。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