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的几年中，除了坚持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之外，还熟识和交往了京城文艺界的名家，向各个方面请教学问，交结友谊。比如在一次看戏并参加讨论会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大师，他听了我的发言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愿意与我往来，相约到他们家里聚谈。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的几年中，除了坚持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之外，还熟识和交往了京城文艺界的名家，向各个方面请教学问，交结友谊。比如在一次看戏并参加讨论会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大师，他听了我的发言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愿意与我往来，相约到他们家里聚谈。我在这位身上学到了许多的知识，特别是剧本创方面作的真本事。
同时我还结识了曹禺的夫人李玉茹老师，当时她正在写她的“传记”，我在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身上学到了有关戏曲表演的灵魂与体系，为此我的人生甚感很幸运。在研究院学习期间，不但聆听了郭汉城先生的授课，而且还时常到他家里求教，也有时陪同先生在京或赴外地看戏。比如我陪同先生赴山西临汾蒲剧院观看由他改编的《青萍剑》(由传统剧目《百花赠剑》改编)。看戏后在临汾讨论会上，先生提出要我发言，我竟然不但发了言，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剧情的立意上没有旧的传统剧本《百花赠剑》深刻和感人，原剧本是描写的女主人公百花公主错爱了叛贼奸敌之人，导致了战争失败，爱恨交加、悔恨万千。这是一部十分感人、具有人性化和戏剧化的大悲剧。而改编之后的剧本把男主人公塑造为忠勇的爱国将士，只是百花公主听信了谗言，误以为她的所爱之人是奸细，后真相大白之后，男女主人公相识互谅解，达到大团圆的结局。我明白先生的改编意图是为了适应中国戏曲观众的审美需求，达到完美的大团圆结局，减少原剧本的悲剧冲击力。我的发言及观点当然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同感和支持，但只是别人没有说讲出来。曾任山西省文化局局长、戏剧导演张焕先生特意与我谈话。他说：“你的观点我赞同，但郭先生是大家，现在又是你的老师，你对这部戏不能再发表任何意见了！”这应当是我人生的一个教训，我从此将这次教训牢牢记在心里。此事之后，郭汉城先生仍对我十分关爱，仍希望我陪同他去看戏。在京期间，我还结识了《戏剧报》(后改为《中国戏剧》)的主编霍大寿先生，我们产生了友好的来往。他还时常约我为他主编的刊物写稿，我写了，并且成功的发表了多篇。比如我为《戏剧报》写作并发表了《戏曲的忠孝节义与当代意识》，刊物发行之后，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有人发文进行了批评批判。霍大寿将我约到编辑部谈话，他说：《“ 戏剧报》是中国剧协的机关刊物，允许各个方面不同观点发表出来。一篇文章，一种观点能引起人们的不同看法，这其实是件好事，你不必为此忧心，希望你今后还得多多为刊物写稿。”我很感谢霍主编，他不但是我的长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不久之后，山西运城蒲剧团来京“争梅”演出，引起了轰动，我应编辑部之约写了篇评介文章《山西有个武俊英》，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也同时作为武俊英获得梅花奖的艺术理论依据和学术见地。此后，我又因于投稿和发表文章结识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副主任易凯先生，《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北京晚报》著名记者过士行(他后来因戏剧本创作并有所成就，被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当专职编剧)，《中国戏剧电影报》的主编赵晓东先生等名流和主编。我为这些报刊先后写了不少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发表对我自己在京读书期间人们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对我后来进行剧本创作和理论研究很有益处。
写到这里时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记忆下来，能让我的儿孙们知情，对他们也是个启迪和教育。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已经 35 岁了，已系为人之父，为人之夫，为了减轻妻子的生活负担和确保家人们的日子过得宽裕，我将我的全部工资留在家里花用，而我在京读书所有的花用，包括吃饭、买衣、买书、看戏、看电影等等花费均，由我写文章换得的稿费来花用。那个年代是个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并有规矩的时代，只要你有才智并肯付出，那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回报。我在京的稿费，足够我在京读书的花销，甚至还有余。余下的钱一来是在放暑寒假期间，我将妻子和儿子接来北京短住，游览京都，品名吃，尽量使他们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期间我还将我的母亲也接来北京小住，母亲作为一名退休干部，她当然是以往是常来常往北京的。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她的儿子在京读书，她来京探望儿子在国家级学术研究院校读书深造，早年就从事革命工作的母亲是深感这其中的含义的，所以母亲的来京小住她感到很快乐，很有趣味。此时我的父亲已故，他如在世，他如能来北京看望儿子的读书境况，他一定会感到更加的幸福与快乐。因为父亲更加了解我，更加疼爱我，也对我的人生寄予厚望。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期间，老师非常重视我们的剧场观摩和各方面艺术营养的吸取。
除了课堂听课和读书，每晚都去剧场看戏。“文革”之后，全国各省市都在积极抓创作新剧目，而一旦新剧目编排出来，也愿意到北京进行汇报演出，而来京演出各剧团自然都要给张庚、阿甲、郭汉城等这些名家以及研究院名专家送票，因为这些名家不但要参加研讨会，还是梅花奖及各种奖项的评委。而在送票时，我们的老师有时就明确提出来我们院还有一个戏曲理论研究班，请你们多送一些票过来，所以我们就有每天晚上看戏的机会。有时如票送不到，院领导就会派人去买票，然后分发给我们，总之不能影响我们的观摩学习。按照张庚先生的说法：学习戏曲理论重要的一步是要广泛的看戏，看戏最好最实际的学习和研究。有时晚上没有戏可看，老师们就安我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去看内部影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才知道了北京有个“中国电影资料馆”，而电影资料馆里放映的片子都是在社会上看不到的片子，或受了批判被封存的影片。在这里即放映影片的意图，一来是供领导层面观看并掌握中、外电影的状况，一来是提供文艺专家们讨论、批评、借鉴的。在外面没有什么观摩的时候，研究院资料室就为我们播放一些旧时的戏曲电影或戏曲录像供我们观看。
在京读书时期，我所观摩过的戏曲剧目使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部。一部是由陕西戏曲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秦腔历史剧《千古一帝》。这个戏是由当时的秦腔青年优秀演员李栋桥主演，他扮相有神韵，表演有气势，唱腔极优美，把千古一帝秦始皇塑造的非常成功，而且此戏的导演在全剧的总体上把把握上既有宏大又有细腻，并且充分的调动了舞台剧的音乐、舞美、服装、化妆等全面优势，发挥了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征，使这部戏演出极其成功。
而主演李栋桥也在此年度获得中国戏剧家协会颁发的“梅花奖”。记得张庚先生看了《千古一帝》时评说：“这部戏其实是具有壮美之感，不仅反映了一代英明君王，还表现了一个宏伟的时代，应是秦腔划时代的一部优秀作品，它将为秦秦腔在新创作剧目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样板。”给我印象深刻，并从中学习了一些创作手法和艺术经验的是后河北省赴京演出的新改编的河北梆子故事剧《钟馗嫁妹》。这部戏的主演是早已成名的艺术家裴艳玲，她在十多岁左右时就进过中南海演出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演出过“猴戏《” 大闹天宫》，一个女孩儿身却把孙悟空表现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赢得了毛主席的赞赏。裴艳玲原本唱京剧老生兼演武生，她所演出的《林冲夜奔》令全国戏曲同行叹服。可能是由于河北省重视河北梆子，也由于用河北梆子来排演新改编的重点剧目，所以裴艳玲就改唱了河北梆子来扮演钟馗这个角色。其实京剧与河北梆子有许多相同之处，虽是京剧较之更雅一些，但仍是皮黄、乱弹梆子一类的风格，所以裴艳玲在此部剧中改唱梆子也是得心应手的事情。我看这部戏除欣赏到裴艳玲这位艺术家高超的演技之外，还学习到了这部戏的编剧与导演“鬼戏”的人性化和戏曲舞台上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人可以变为鬼，鬼可以与人相通相处。也可以这样说，这部戏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奇性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共存的手法。为此我后来对这部戏的电影、电视以及录像看了多次。在同一时期，我与同学还看了裴艳玲独角戏《林冲夜奔》，真是精彩，裴是文武兼备，长运并重，特别是每句唱腔、每个技巧都紧紧与人物结合在一起，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当时戏曲界有人赞之：“夜奔”如今男演员不敢胜任的戏，却让一个女文武生演得如此精湛，中国戏曲的一绝！……。还有一部戏，让我印象极深，那就是有江西省赣剧团涂玲慧主演的赣剧折子戏《送饭-斩娥》。这个戏源于元杂剧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剧本经过明传奇剧本《六月雪》自然有些增减和改动，全国各剧种都演出此剧。然而，赣剧的舞台表演艺术不同点是，将“文戏武唱”，在剧情的表现加入了更多的戏曲武功表演元素，使得剧情更动人，使得人物更逼真。按说这个折子戏是描写窦娥蒙冤入狱之后，蔡婆盼望会见儿媳心切，便前去探监，顺便为窦娥送去些饭菜，婆媳二人相见，痛不欲生，互诉衷肠。按一般剧种舞台表演处理重在大段的唱腔来表现悲剧的效果，而赣剧却在窦娥的戏里运用大量的武功，使其悲剧更加有感动性和冲击性，使舞台表演也更有欣赏性。而扮演窦娥的演员涂玲慧年方 24 岁。她作为戏曲演员正当美好年华，而她本人演员条件和表演素质极好，文武兼备，唱腔优雅委婉，表演既有青衣端庄大气，又有闺门旦的秀美洒逸，更具备程式的功夫和力度。她将这出折子戏演出的十分成功，所以当时剧坛名家前辈曹禺、张庚、阿甲、郭汉城、李紫贵等等看后，一致盛赞好评。此年涂玲慧凭借《送饭-斩娥》一句获得了“梅花奖”。而涂玲慧后来也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再后来她担任了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主任。真是一出好戏，可以成全一个演员的终身。
当然，我在京读书期间，还看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剧目，学习和欣赏到许许多多优秀演员和著名艺术家的表演，在此我就不一一记忆了。例如我看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于是之为代表的第一代艺术家演出的话剧《茶馆》，其精妙之处，不再一一叙说。总之在这两年中我看到了优秀的剧目和欣赏过的艺术家比我后来几十年还要多，真是幸运啊！
赶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的导演专业的班主任朱文相先生被调到中国戏曲学院任副院长，不久又担任了院长。一天他与我交谈，他说：“希望你毕业后能留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工作，担任副主任职务。主任现在是周传家(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批博士，他与孟繁树先生都是张庚先生带出来的博士生)，你们也很熟识，共起事来也方便。”朱先生的意图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当然想留北京工作，当不当戏曲文系副主任是无所谓的事情，主要是留京工作对我在艺术上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然而我面对有两件事情是需要我认真考虑的，一件是我如何向山西省文化厅以及戏剧研究室如何交代。当时来京上学的时候就不想放，而且我也答应毕业之后一定会回山西效力的，而且在经上学期间，时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曲润海与山西省文化厅顾问邓焰(原山西省文化局主管戏剧的副局长)曾几次来研究院探望正在读书的我与李安华。有一年中秋时节，曲润海厅长看着还特意带来了礼物，来看我与李安华。这说明山西省文化厅的领导对我们的这次学习的重视，当然更说明山西对我们毕业后的工作寄予希望。
我如果留京不归，怕是对山西文化厅各方面不好做出交代。另一个问题是，我来京几年的读书期间，我将我的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完全托付给妻子照顾，我若留京工作，又是两地生活，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就会更加沉重，我心里有些对不住妻子。所以我对留京工作徘徊许久最终我给了朱文相院长告知：我得回山西去工作，深谢老师的提携和关爱。然而，若干年之后经过工作与生活的磨练之后，经过社会与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每当我与妻子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异常的后悔。我们夫妻都认为，如当时留在中国戏曲学院工作的我专业会更大，更有成就的发展。而我的妻子也会在两年之后调入北京，我们的儿子也会会到北京读书求学，我们全家就成了北京人，可是天下没有卖后悔的药！
当我们快要毕业的这段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班子开始逐渐调整了，因为张庚、郭汉城、阿甲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文艺领导人当时的年龄都在七十多岁要奔八十了，他们工作起来已经很吃力了。另外一个时代也确实需要一个时代人来挑重担，臣年岁太老，国事难于兴盛矣！中国艺术研究院调整后的领导班子的院长任由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担任(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行政级别是正部级的待遇，所以担任院长均由文化部长兼任)，常务副院长由从《人民日报》调来的著名学者、著名红学家李希凡担任，副院长由著名学者、红学专家、书法家冯其庸担任，其他的领导岗位以及各研究所也在陆陆续续调任年龄年轻的干部。然而由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特殊性和艺术研究的特殊性，换上来的领导年龄都不小了。我记忆中冯其庸先生当时的年龄已越六旬，李希凡先生的年龄也快 60 岁了，换上来的这些领导，这些大艺术家也是些好人，他们谦和可亲，平易近人，对于我们这个即将毕业的戏曲理论研究班，也非常重视和关爱。当时冯其庸院长可能家住的远(好像家住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他每天回一趟家不容易，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自己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每当晚上他就来我们教室或宿舍与我们聊天。他多次说道他很赞赏张庚、郭汉城、阿甲这些老一辈从实践工作中招录研究生，创办理论班的事。他说这个经验值的总结和重视，研究院还要连续办这样理论研究班。他还希望各大院校都能学习这样的办学经验，都能从实际经验和实际成就中招收学生，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再到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同学都有两大遗憾，一大遗憾是由于快毕业了，大家都忙于写毕业论文，没有机会安排李希凡院长为我们讲授“红学”课程，冯其庸先生为我们讲授的“艺术美学”课程。另一大遗憾是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我们没有请冯先生为我们写字，主要怕冯先生忙，担心影响他的工作。特别是现在书法最兴盛、最吃香的年代，我们回想起了此事来，更是极大的遗憾。
这个时代讲“扶上马送一程”，也就是说老一辈干部退职不退岗，职务虽然让新的一代接替去了，他的工作上仍然在岗协助新任们做些事情，出些点子，做好新旧交替，理顺组织人事关系，这样做对新上来的同志是爱护，对老一辈是个安慰，所以在院里张庚、郭汉城等先生仍在做着工作，在专业上正把《中国戏曲通论》组织和领导好出版、发行工作。我们的毕业典礼仪式是张庚、郭汉城两位老院长一手策划办理的，典礼仪式搞得非常隆重。仪式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会议室举办的，除了院里的新旧领导都出席外，为我们讲过课的各位老师、各研究所的领导及代表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在老一辈的艺术家中阿甲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阿老年事已高，国家按照他的意愿在苏州市为他专门修建了房子。在此之前，阿老已动身去了苏州安度晚年了，我当时与胡芝凤一起还去为阿老送程，阿老祝我们今后能有成就，我们愿阿老健康快乐，长命百岁。阿老也确实活了个大岁数，近百岁的时候还能练身舞剑，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专题节目播放。
在张庚先生的亲自邀请下，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亲临了我们的毕业典礼仪式。王蒙部长也应当前来参加，一来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二来他是我们毕业证的签发者，我们毕业证上盖有他的印章。但是作为部长百事繁忙，过去和以后都不会参加一个什么班级的毕业典礼仪式，况且文化部下属有若干个艺术院校，时常有学生毕业典礼，身为部长哪有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呢！当王蒙部长前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仪式，这说明部长以及文化部对我们重视和关爱，也说明了王蒙部长对我们的班主任张庚先生的敬重，毕业典礼会由张庚先生主持，他先讲了办学的意义和目的，然后回忆和总结了办学过程中的情况和收获，然后由文化部的领导和艺术研究院的领导给我们发授了毕业证书，最后由王蒙部长讲话。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记忆起王蒙先生独到的讲话风格，潇洒而质朴的风度。他虽然是位部长，更是位著名的文豪，但他的穿衣着装却脱不开北京胡同里的味道，而这穿衣味道给他的人格品质增添了真诚。王部长的讲话大意是这样的：“今天的毕业生同志，你们虽然有了学历，有了毕业证，但这只是一次起点而不是终点。学历与毕业证并不能代表你们的成就和学问，特别是你们是学习艺术专业，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要看你们过去及今后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成就。我几次听过张庚老师给我讲过你们这个班级的情况，大家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实践中来的，而且有些同志已经取得了过很好的成就，现在你们又要到实践中去工作了，我希望大家把在研究院的学习成果变为今后工作的动力，希望每一位同志把所学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开花、结果，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能产生出更优秀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成果……。”
典礼结束之后，王蒙部长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新旧领导和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与我们共同合影留念。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还为我们在教职员工食堂举办了宴席，院里的两代大师与名人都参加了这个特别的宴席，大家吃的高兴，喝的欢畅，畅谈的快乐。还有的同志在给老师敬酒的时候留下了眼泪。这是感恩的眼泪，也是告别的眼泪，让我迄今还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老师，后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薛若琳先生，竟然喝得大醉。酒后吐真言，他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中，以后能出现更多的张庚、阿甲、郭汉成等名家大师！……。”他为我们未来的辉煌而痛饮，但那天下午正好他与另一位老师周育德要到外地出差的任务，他在半醉半醒中，跌跌撞撞离开宴席，我们有几位同学送他到北京机场而去。
毕业了！我们完成了学业，离开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前海派(文学理论界把张庚、郭汉城为首的戏曲理论俗赞“为前海学派”，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驻地在北京市前海西街，现为“恭王府”，现为大院的)弟子及继承人，告别了京门，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别了！北京！
别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别了我的老师们！……。
同学们也由此奔赴各地，奔赴前程。做学问的取得了成就，出版了专著在戏曲史论界闯下了一片天地，搞剧本创作写下了优秀的作品，轰动过京城，赢得了赞誉，获得过“中国戏曲现代戏划时代里程碑”的佳评。从事导演工作的排出了好戏，忙于全国各地奔赴排导，成绩可嘉。有些当了文化艺术官员，官至厅局级以上，所在领导的单位成绩斐然，得到了“好官”的美称。总之，大家都取得了成就，我们也没有忘记同学之间的友谊，偶尔择地团聚。
一群“老青年”欢声笑语，互祝健康。记得我的《土炕上的女人》在广西南宁演出。看完戏之后，众学友甚为激动，大家召集在一起，为我祝贺。美食、美酒，边饮边谈，欢声笑语一夜，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迄今回忆起来，我仍感十分幸福。
来源：晋韵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