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6年，他身处黄埔军校第四期，彼时年仅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在台儿庄、缅甸以及东南亚等地，他被称作“抗日英雄”；而在中统暗网的活动里，从事内线清除、审讯毒打等事时，他又成了“血手特务”。

《——【·卷首语·】——》

重庆的冬季较为寒冷。在1949年11月，一场大火将中统的最后一批机密文件焚毁。

郑蕴侠未能搭乘上最后一架飞机。

无人知晓他去往何处，无人料到他竟能活着归来。

数十年之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被剥去了另一层面具。

1907年，有个读书不多、出身普通家庭的少年，随父亲从江西临川迁至重庆。

1926年，他身处黄埔军校第四期，彼时年仅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在台儿庄、缅甸以及东南亚等地，他被称作“抗日英雄”；而在中统暗网的活动里，从事内线清除、审讯毒打等事时，他又成了“血手特务”。

两种面目，一条性命，两类忠诚。

在毕业分配之前，他于学校内写下改编的《满江红》，其中有诗句“国仇未报心先死，何以安魂？”。写下这句诗之后，有数十人被贴上了标签，然而他并未受到牵连，蒋介石还亲自作出批示，称他为“可用之人”。

1938年，其被调去担任中统特训班的教官，在反侦察、监听以及心理攻破方面颇为擅长。

他对《孙子兵法》烂熟于心，在授课时以“疑兵之计”作为开场白，声称“布局应当如春风化雨般润物无声”。然而，话音刚落，他就派遣了一个三人小组潜入桂林，致使当地地下党成员被打断五根肋骨。

有两样事物对于此人而言最为危险：沉着与耐性。

1946年，在重庆发生的“较场口血案”，看似是一场学潮引发的冲突，实际上是他设下的圈套。

在一周之前就部署了外围的特务，还安排伪装成学生模样的便衣人员混入人群当中。

广播刚响起，口号还没喊完，警棍就已落下。短短十分钟内，七人骨折，十三人受重伤。

到了次年，发生了沧白堂事件，事发地是位于中法大学附近的一间活动室，当时郑蕴侠亲自在场指挥，乔装成图书管理员。

三天之前，有地下刊物开始在此地传播。他安排了两层外围控制，进入时需签到，签到表遭人拍照。三小时过后，这份名单被送至中统西南处，当晚便有五人下落不明。

这些举动干脆利落，毫无拖沓，就连昔日的内线球员都认可道：“他比任何人都更心狠手辣。”

在国民党内部，此人被称作“西南利刃”；而在重庆学生群体中流传的绰号，则是“冷面捕手”。

1949年11月20日凌晨三点半，中统重庆站点于中山四路的一栋小楼内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

郑蕴侠接到命令，要把所有档案都销毁掉，其中有地下关系人的名单，还有潜伏计划。

“焦土”这一表述，多次被提及。他点燃了三根香烟，注视着名单在火焰里慢慢卷曲起来。这时，身旁的参谋发问：“飞机何时起飞？”他并未言语，仅仅点了点头。

他未能成行，驾车的司机换了人，方向盘蓦地失去控制，车辆撞到了路边，事后调查发现：那司机是地下党。

没能赶上的是当日上午六点的最后一趟专属航班，成都也已不再安稳，一路朝着西南方向奔逃。

在盘县、兴义、桐梓辗转，不停变换身份，时刻躲避眼线。

他在务川停留下来，化名为“刘正刚”，以售卖杂货维持生计。身旁的女子是当地的农家妇女，没多少文化，他娶她是为了打掩护。

他佯装成不识字的人，买布时用算盘计算，即便算错了也不更改说法。当街坊邻里开始起疑时，他便躲进山中，声称是“怀念祖先，闭关祈福”。没人进一步追问，他也从不主动多说什么。

直至某一日，县供销社的布料少了两匹。

有人把他叫过去询问情况，他眼睁睁看着布单不见了，马上说道：“不翼而飞”。听到这话，对面的人一下子愣住了，直勾勾地盯着他，半天都没吭声。

这句成语，将他送进了档案保管室。

身份信息被逐级上报，公安部门开展交叉对比工作，贵州、重庆、云南三个地区携手进行排查，直至1958年秋季，才确定了“刘正刚”的身份。

在实施抓捕的前一晚，公安人员在濯水镇驻守了一夜。他跟平常一样去赶了集，回家时刚刚跨进家门，一只手便从他背后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说道：“来得恰是时候，我可不想再奔波了。”

彼时，台湾有一封机密电报尚未成功发出。蒋介石正谋划暗中派人潜入大陆，与旧部取得联系。

他本是名单里的重要环节，然而这个环节已然中断。

1958年冬季，郑蕴侠被关押到贵阳，审讯人员询问：“你为什么没离开？”他回应道：“并非没考虑离开，而是未能离开成功。”

此回答被记载于卷宗的首页，用红笔在下面划了两道线。

1958年年底，贵阳中级人民法院举办了一场不向外界公开的审判大会。

审判长注视着资料，读完“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后，长时间停顿。台下的旁听人员是由公安、法院、统战系统组成的联合小组。

郑蕴侠立于铁栏之后，身着棉布囚服，垂首沉默。

未作任何辩解，仅仅问了一句：“家中人状况如何？”却无人应答。

最终，审判长作出宣判：“处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关押十五年。”

有人感到惊愕，也有人心怀不满。的确，依照当时所做的定性，他所犯下的罪行足以让他再被执行两次枪决。然而，法院采用了一个表述含糊的处理准则，即“可杀可不杀”。

关键要素在于，他在被捕之后心态平稳，供述详尽，没有抗拒行为。

听完判决之后，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这场判决让我觉得自己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句话被编入内部通报资料中，未向外界公布，不过在“教育改造”体系内进行了传阅。

彼时，已有一批高级特务于各地被俘虏、判刑，其中一些人坚决抵抗，另一些人则趁机翻供，郑蕴侠的表现被视作“可再观察一段时间”的范例。

在贵州南部有一座监狱，它是由一座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劳动营。

冬季寒冷至极，石头砌成的屋子四处透风。在饮食方面，每周仅有一次能吃到白米饭，其余时间的食物是玉米面团搭配野菜。

刚入职的那一年，他被安排到负责铲除矿渣的工作班组。

清晨五点便开始劳作，直至晚上八点才结束工作。衣服湿了之后又变干，背上都结了疤，却无人对他格外留意。他也从不提及过往之事。

直至第三年，他主动提出请求，指导新犯人学习《新华字典》。

这一要求传达至教导队长处，他的首要反应是难以置信，心想何人会有学习文字的意愿，又有谁会去教授文字呢？

然而有人提醒道：“他从前是特务，认识的字多”，随后便批准了。

在首次识字课程上，他手持一段粉笔，于黑板写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接着回过头问道：“有谁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无人言语，一位来自河南的年轻囚犯发问：“你从前是做什么的？”

他微微一笑，说道：“从事战争相关工作的。”

再问，他不讲。

在随后的十年间，他一直都在“文化学习组”开展活动。

有些人在一旁学习读报纸，还有些人跟他对对联。他从不提及往昔之事，但也不会刻意回避。他说道：“你们识字，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我识字，是在偿还欠下的债。”

在1959年，他积极提交了一份约三千字的材料，回忆起重庆沧白堂的具体情况，说明了当时潜伏名单里尚未被发觉的三名特务。

经过公安系统内部核查，这份材料被认定具备重大价值。

在三个名字里，有两个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更改姓名隐匿起来了。由于这份供词，其中一人后来被重新展开调查并处理。

监狱把这一情况纳入“立功表现”范畴，为后续的减刑创造了条件。

最为关键的转折节点，是1975年年初。

中央发布了特赦部分服刑人员的通告，在第二批候选人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经过多次审核后，得出“认罪态度平稳，日常表现达标，不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的结论。

那一年夏天，他从监狱里出来，随身带着一本旧字典和一封薄薄的信。

在狱中，他最初教别人识字时用的工具便是字典，字典页脚写着“郑，1959”。

1975年秋季，务川县教育局收到一份由省里统战部落款的内部转介绍材料。

提议分配教学职位，对其加以观察。

谁也不清楚，这位名为“郑正刚”的人，曾经有着怎样的身份。

他被分配至务川县二中，起初担任代课教师，教授语文和地理两门课程。

教案被写得满满当当，字迹十分规整，语法极为严密，在讲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当讲到“安得广厦千万间”，讲述者自己竟一时哽咽。

有一回，学生弄不明白，他在讲《史记·项羽本纪》时提到“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语气极为冷淡。

他略微停顿，接着补充道：“不过，也存在一些人，并不值得后世铭记。”

课后，有学生跑到教研室询问：“郑老师，您曾经当过兵不？”

他并未正面给出回应，只是表示：“我曾有许多年都沉默寡言。”

1984年冬季，他写好一封信，寄到重庆渝中区八一路，信封上写着“韩子栋先生收”，既无称呼，也无寒暄。

在这封信当中，仅有一张纸。

在信件寄出去两周之后，他拿到了回执，那是一张白纸上写着“收到信”这三个字，没有别的内容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开始在县政协会议中露面。

曾有人查阅过他的档案，了解到他过往身份繁杂，不过无人深入探究。在一场小组研讨时，有人提及“岛内对统一存在诸多误解，很多是我们当年造成的”。

这句话引发了小规模的讨论。有人发问：“你提及的‘我们’，指的是哪些人？”

他低下头说道：“曾经的我。”

政协并未深入追问，然而每次发言，他所撰写的内容都极为详尽。

2005年冬季，郑蕴侠病情严重，在住院期间，他向县里提出进行一趟“前往重庆较场口”的短途出行请求，他表示“想站一会儿”。

未经医生准许，也没有组织的安排，那年农历十二月，他在又一次陷入昏迷之前，紧紧攥住值班护士的手，道出六个字：“我不该打人。”

缺乏上下文，护士一头雾水，不过在场有位老教师心里清楚，这人年轻时于重庆担任过“干线特工”。

在2009年3月，有人离世，终年102岁，葬礼一切从简，没有官员出席。

来源：潜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