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也没想到，在巴黎卢浮宫的门口，数百人裹着羽绒服，端着咖啡排队，队伍从塞纳河畔蜿蜒到杜乐丽花园，这些人不是打算进卢浮宫的，而是在排队买东西。

谁也没想到，在巴黎卢浮宫的门口，数百人裹着羽绒服，端着咖啡排队，队伍从塞纳河畔蜿蜒到杜乐丽花园，这些人不是打算进卢浮宫的，而是在排队买东西。

长长的队伍尽头，是离卢浮宫入口处不到百米的泡泡玛特门店前。

他们在等待一款名为LABUBU的毛绒玩具发售，

这事儿好玩就好玩在，以往，像巴黎卢浮宫这种地界，旁边排队的往往都是某奢侈品门店，如今风水轮流转，什么时候，中国制造的玩具竟成了别人家的座上宾？

这还得从泡泡玛特说起。

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泡泡玛特是干啥的，来给大家解释下。

十年前的泡泡玛特，还只是北京中关村一家卖文具的杂货店。

干着干着，创始人王宁发现，货架上香港设计师Kenny Wong设计的MOLLY玩偶总被反复摩挲，极受欢迎。

这个撅着嘴的金发女孩并没有故事背景，却让年轻人甘愿为隐藏款通宵排队。

灵光一现，王宁从这里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是营销的关键。

这之后，泡泡玛特不断更新玩法，用来吸引顾客。

2016年，泡泡玛特将盲盒玩法推向极致：69元定价、1/144的隐藏概率，配上“抽盒机”的仪式感，让消费者在拆盒瞬间体验赌博式快感。

但真正让潮玩席卷全球的，是设计语言的“去文化霸权”。

LABUBU尖耳朵的北欧精灵造型，在巴黎人眼里像埃菲尔铁塔般亲切。

DIMOO云朵般的头发模糊了种族特征，

CRYBABY的流泪表情则戳中全球焦虑一代的软肋。

这种“文化混血”策略，让泡泡玛特在卢浮宫旁开店时毫无违和感——毕竟，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跨国爆款”。

先把商品“搞出去”，让世界对其认同，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便是营销。

泡泡玛特的饥饿营销像一剂猛药。

卢浮宫店开业时，货架永远显示“仅剩3件”，而仓库实际备货充足。

不得不说，饥饿营销的效果极其显著，以至于黄牛都闻着味来了。

线上抽签系统，原价99元的玩偶，半小时内二手价被炒到过万。

这种“越难买越想要”的心理，与17世纪荷兰郁金香狂热如出一辙，只不过泡沫从鲜花变成了搪胶。

2024年，泡泡玛特海外收入暴涨259.6%，LABUBU系列玩偶在泰国被公主背上了红毯，在欧美二手市场炒到上千美元。

有热度就有唱反调的。

有所谓的艺术评论家暗戳戳地骂:“塑料玩具不配与《蒙娜丽莎》为邻”

结果一位巴黎留学生反问：“达芬奇画蒙娜丽莎时不也是接的商业订单？”

你看，有粉丝自来水维护，何愁没销路？

营销搞出来，接下来就是“店海战术”。

这法子不稀奇，国内许多门店都是这么搞的，比如蜜雪冰城。

泡泡玛特也是如此。

它将门店开在剑桥大学、迪士尼乐园旁，甚至在曼谷与出租车合作推出“LABUBU城市向导”。

总之就是，哪有热度往哪开！

2025年，LABUBU第三代搪胶毛绒产品发售时，洛杉矶门店的排队人数多到“看不到队尾”，英国牛津街的队伍“转角再转角”，意大利米兰的抢购队伍排出了近两条街道。

这种“文化地标+潮玩”的模式，不仅打破了次元壁，更让中国IP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语言。

话说回来，人类对系列收藏的执念，早被刻进基因里。

1916年诞生的芭比娃娃，用60年时间穿遍10亿件衣服，1985年的镶钻限量款如今比黄金还保值。

日本暴力熊（BE@RBRICK）与草间弥生联名后，价格从2000日元飙升至百万日元，上海拍卖会上镀金款以88万元落槌，买主直言：“这和收藏毕加索画作一样，都是身份象征。”

中国人的市场也不例外。

80年代《三国演义》连环画故意将“桃园结义”“黛玉葬花”分散在不同册次，逼得孩子们用粮票交换，2010年，一套1981年版《双玉读曲》邮票拍出15万元，涨幅高达7万倍。

如今抖音直播间里，“四大名著”卡牌秒速售罄，中年藏家边拆包边感慨：“小时候集水浒卡，长大了集潮玩，这瘾刻在骨子里。”

所以，到了泡泡玛特这，限量+盲盒+收藏的玩法叠加，功效自然是翻倍的。

有人说，LABUBU玩偶是留学生的思乡抱枕，是社恐患者的社交媒介，也是打工人桌面的“精神离职许可证”。

当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这些塑料小人成了最忠实的情绪容器。

而二手市场更是热闹纷呈。

2024年泡泡玛特推出区块链溯源系统后，全球仅一只的木质MOLLY拍出220万港元，买家是虚拟币新贵。

黄牛圈流传着“炒娃四步法”：抢限定、囤货、社交媒体造势、高价抛售，与炒茅台、炒球鞋逻辑高度相似。

只不过，关于泡泡玛特的争议也是层出不穷。

艺术界批评潮玩是“没有灵魂的工业品”，经济学家警告泡沫风险，家长控诉盲盒让人沉迷。

但，每个时代都有其认可的收藏价值。

区别在于，蒙娜丽莎的微笑曾专属于教皇与贵族，而今天的LABUBU，握在每一个普通人手里。

如今，全球潮玩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Z世代消费者将4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能带来情感联结的非必需品”。

当一只木质MOLLY被炒到33万元，当镀金暴力熊拍出88万元天价，潮玩的金融属性已远超艺术属性。

在卢浮宫前的长队里，23岁的德国留学生马克攥着刚抢到的LABUBU说：“我知道这是商业陷阱，但当我和蒙娜丽莎拍下同框照片时，感觉自己在参与历史。”

其实，正是数字时代把一切变为虚拟，我们反而更渴望触摸实体的温度——哪怕那只是一块精心设计的塑料。

下次再看到卢浮宫前的长队，不必惊讶。

五百年前人们为《蒙娜丽莎》排队，五百年后为LABUBU排队，都是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已，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来源：李砍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