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中国舆论场有点不太平。两位公众人物接连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个是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一个是中组部官员徐文秀。杨禹因为在节目里讲了些让人觉得“空洞”的话，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徐文秀则是因为一篇谈“侧卧式”干部的文章，翻了车，被嘲得满地找牙。这俩事儿乍一看

2023年，中国舆论场有点不太平。两位公众人物接连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个是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一个是中组部官员徐文秀。杨禹因为在节目里讲了些让人觉得“空洞”的话，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徐文秀则是因为一篇谈“侧卧式”干部的文章，翻了车，被嘲得满地找牙。这俩事儿乍一看不挨着，但细琢磨，背后却藏着同一个问题：有人似乎在借机搞乱咱们的话语体系，想把它往沟里带。

杨禹，1969年生在北京，家里条件不错，老爸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教授。小时候在清华园长大，后来搬到人大附近，上的是人大附中。少年时他挺爱运动，踢足球，当过校队的守门员。高考考进北京经济学院学财政，毕业后分到清华大学干会计。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新闻。1993年，北京交通台刚成立，他瞅准机会跑去做电台主持人，从那儿起步。

1996年，他跳槽到《中国经济导报》，从普通记者干起，靠着脑子活、笔杆子硬，一路升到新闻中心主任，还拿了好几次“中国新闻奖”。2009年，他被国家发改委拉去做研究员，同时成了央视的特约评论员。从那以后，他常在《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露面，用通俗的语言聊时政和经济。2013年，他在《新闻联播》跟主播郎永淳连线，成了35年来第一个出镜的评论员，挺牛的一件事儿。他还跟郎咸平等人一块儿拿过《新周刊》的“央视评论五虎将”奖，圈里人都挺认可他。

徐文秀，1963年生在江西上饶，家里是普通农民，排行老三。小时候家里穷，他一边读书一边帮父母干活，挑水劈柴啥都干。1980年，他考进上饶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当过校报编辑，写了不少文章，文风犀利又有温度。毕业后分到上饶县教育局，先教语文，后干文秘。1986年，他进了组织部门，从管干部档案、搞党员教育开始干起。

白天跑乡镇，晚上写材料，经常熬到半夜。靠着硬本事，他一步步往上走，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最后进了中央组织部。现在他是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的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徐文秀特别爱写东西，出过《党员心理学》《走向思想丛林》《人生边角料》等好几本书，加起来写了150多万字，聊党建、干部管理啥的。他的文章常上《人民日报》《学习时报》，深入浅出，挺接地气。2014年，他写的《走在学习路上》还得了不少党内好评。

这俩人，一个在媒体上指点江山，一个在体制内舞文弄墨，干得都不赖。可2023年，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栽了跟头。

2023年3月，杨禹在央视节目里聊经济，说了句“信心是最大的力量”。这话听着挺正能量，可网友不买账。当时经济不太景气，年轻人失业率噌噌往上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他却在那儿讲大道理，完全不提实际问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网上骂声一片。有人说他“空洞代言人”，有人直接做视频恶搞他。从“央视名嘴”到“正确的废话”代言人，杨禹的口碑算是砸了。网友吐槽：“我们失业了，你让我们喝信心汤？”

到了10月，轮到徐文秀出事儿。他在《新华每日电讯》发了一篇《警惕“侧卧式”干部》，本来是想提醒组织部门注意有些干部不干活、混日子。可文章语气太轻飘飘，像在粉饰问题，没戳到痛处。结果网友炸了锅，把“侧卧式”拿来恶搞，表情包满天飞，有人讽刺说：“侧卧式？那您站着写文章有啥用？”这文章本来想正能量一把，结果成了笑话，徐文秀也被戏称为“翻车王”。

这两件事儿，表面上是他们个人挨骂，实际上反映了更大的问题。杨禹被喷，是因为他讲的跟老百姓的日子脱节；徐文秀翻车，是因为他文章里的官腔没说到大家心坎儿上。2023年，短视频平台火得不行，外卖员拍自己没单子跑，工人吐槽加班累，这些真实的声音比官方的话更有共鸣。可偏偏有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借着这俩人的事儿放大矛盾，把“时代答卷”“侧卧式”拿来解构，想把整个话语体系搞乱。

杨禹和徐文秀挨批，不是孤立的事儿。现在网络发达，信息传播不像以前那么好控制。普通人有了发声的地儿，官方的话要是跟不上趟儿，就容易被怼。杨禹在演播室侃侃而谈的时候，观众可能正为房贷发愁；徐文秀写文章的时候，网上早已经吵翻了天。

大家伙儿想要的是实打实的回应，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可有些人就抓住这点，拿杨禹的“信心论”和徐文秀的“侧卧式”开涮，试图把官方的话语体系往死里整。这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冲着整个体系来的，想让它失信于民。

这危机其实早就埋着了。过去，信息单向传播，大家听官方的就行了。现在不一样，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能当“评论员”，官方声音要是还端着架子、不接地气，就容易被边缘化。杨禹和徐文秀不过是撞上了这枪口，成了靶子。

杨禹没被骂倒。2023年4月，他接受采访，说会改改自己的风格。之后，他在节目里开始聊青年就业啥的，还带数据分析，语气也真诚了不少。2024年，他还参加了央视的“评论员下基层”栏目，去社区跟居民聊就业、医疗这些实事儿，慢慢把信任找回来了。

徐文秀也没闲着。2023年11月，他在中组部会议上又提了“侧卧式”问题，建议加强监督。2024年1月，中组部还真出了个整治方案，完善干部考核。徐文秀这一坚持，算是把坏事儿变成了好事儿，党内也认可了他。

官方也不是吃干饭的。2023年5月，中央发文让全党搞调研，干部得下基层。央视弄了个“评论员下基层”栏目，杨禹他们去社区跟居民唠嗑。中组部还办了培训班，徐文秀去讲课，聊怎么解决“侧卧式”问题。这些招儿一步步把信任拉回来，话语体系在压力下也变活了。

杨禹和徐文秀的遭遇，其实是2023年舆论场的一个缩影。老百姓不吃空话套话了，要的是真东西。官方也得跟上，不能老端着。这场风波里，杨禹调整了，徐文秀坚持了，官方也改进了，话语体系总算稳住了。说白了，话语权这东西，得在听民声、接地气里找平衡。你咋看这事儿？有啥想法，欢迎留言聊聊！

来源：赖正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