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1），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供方家参考[1]。

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1），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供方家参考[1]。

首先，从书迹的角度作直观考察。比较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2]。此帖前后的字体、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沈稳，后来越写越没心情，比如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感到悲伤哀痛，越写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一气挥就，意不在书。故后半部分的书迹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

图1 唐模榻本《丧乱帖》

其次,从古人吊丧书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楷书”的规矩[3]。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书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与丧礼期间的特有严肃的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纔合礼数。

再次，从尺牍平阙式要求来看，宋拓本《宝晋斋法帖》卷三收刻王羲之《旧京帖》（图2），与《丧乱帖》相比较，前者遇“先墓”二字平起另作一行以示尊重，符合书仪要求，应属于较为正式的尺牍；后者“先墓”二字虽居第二行之首，属于自然换行，于礼无碍，也许是无须特别避让。但毕竟第一行末尾并未留出如《旧京帖》那样的空阙，因而无法判断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倘若是前者说明王羲之不在意平阙式，而只是把这件《丧乱帖》当作底稿写就，拟再誊写。

再看《宝晋斋法帖》卷三、卷八王羲之、王操之父子《旧京帖》（图2），其父遇“先墓”平出提行；其子“旧京”下接“先墓”一行，未空阙或提行。但细察可以发现王操之《旧京帖》“旧京”二字下接“先墓”，其实对接得并不自然，应该是刻帖时从左行下右移至此，即所谓“连刻”使然，而非王操之不遵循平阙式要求。所谓“连刻”即后人摹刻法帖时，常将“平阙”所余出的“空白”处移填，致原帖平阙格式消失殆尽。

图2王羲之、王操之《旧京帖》

图2王羲之、王操之《旧京帖》-2

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麽接下来我们就须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在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作一些推测。

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

1、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

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知其尝有书仪之作。盖书翰礼仪，本为魏晋六朝士族家庭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邪王氏尤为重视。王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徵，因而被世人所效倣和追求。以琅邪王氏后裔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344)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倣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276－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二层意义）的重要原因。王羲之生前书名已著，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4]那麽，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见《论书表》:“子敬常牋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5]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馀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这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为何存在一些彼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女夭亡、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弔周嫂病亡诸帖，凡帖文相近、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以上传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纔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重複”的现象。

2、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牍底稿

此事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只能作一些推测。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寄给他的信件，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吾素自无庙廊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由此可证，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6]。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此外，还有自存书信文稿之例。按、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据唐许嵩《建康实录》[7]卷第九郗超条引《三十国春秋》载：郗)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 (郗)愔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

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确实备份保存了“书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为亲家，郗愔乃王羲之妻弟，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处。以此类推，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因此有理由认为，《丧乱帖》或序即是王羲之的“书疏草”也未可知。然而问题并没结束。

3、底稿的实物举例

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8]”倘遵循这一考证方法，以上讨论的显然仅限于“纸上之遗文”，尚需有“地下之实物”互相释证。

笔者在讨论魏晋尺牍法帖书迹时，曾以之与汉晋简帛实物做对比研究[9]，其中发现汉晋简牍缣帛文书之中，也有不少草稿、底稿书迹。因而认为，在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包括模搨本与刻帖）复制品中，应该并不都是正式的文稿，而很可能是草稿或底稿，因为草稿在汉代简帛文书中并不罕见。

据《简牍文书学》的整理归纳，汉简可概括为“草稿”“定稿”“手稿”“正本”与“抄本”五种形态，并列举了相应的实物依据。同书对汉简中“草稿”的概念以及相关情况有如下论述：“草稿是简牍文书的原始稿件，是进行讨论修改的基础文稿。……今所见简牍文书，草稿（包括初稿与修改稿）所占比例甚多，有比较明显的特征，如字体较潦草，增补较多。”[10]

当然这是汉代的情况，那么魏晋时代如何呢？其实这也可从人们熟知的西域晋人残纸，即前凉西域长使《李柏文书》残纸中获取草稿相关信息（图3）（图4）。

图3《李柏文书》之一

图4《李柏文书》之二

关于《李柏文书》，王国维有详细考论[11]。《李柏文书》共有四纸：第一、第四纸残阙不全，第二（图3）、第三（图4）文字完整。王国维认为第一件上表西凉王张骏（307-346），余三件致书焉耆王，故四件称之为“一表三书”。王国维的结论是：“三纸则书中所署月日、所言之事、所遣之使，一一相同而字句小异，实一书之草稿。”[12]所谓“一书之草稿”者，盖指一通书简的三件草稿（今存二稿）。换言之，正式的定稿应已寄出不在其中，第二（图3）、第三（图4）就是寄出去的那件正式书信的草稿或底稿，王国维从内容分析认为二稿“实一书之草稿”[13]。第一，检二稿皆有字迹涂乙改动，可见文书推敲斟酌痕迹明显。如（图3）首行“海头”涂去，移至第四行“到此”侧，并涂去“此”字，第七行“遣”下涂去“相”改作“使”、第八行首补书“知”字、同行名“柏”前侧补书姓“李”。（图4）第五行“国”下漏“此”、第九行“参”下漏“事”，皆补书于旁侧，后“顿首”二字皆省略作二点。这些都不是正式文书应有的。第二，二稿虽书写风格不同，但字迹应均出自一人手笔，当即李柏本人，这从尺牍前后常用的签署性语词“李柏顿首顿首”的字迹风格特征可以看出，尤其“柏”字，写法很有特点。二稿书写不甚工整，草率仓促，（图3）涂抹狼藉，（图4）笔躁墨涩，皆非正稿所宜者。第三，二稿内容相似而文辞不尽相同，书写出于一人而笔迹前后有异，其推敲斟酌痕迹明显，已寄出之正稿，当在此二稿之基础上誊写完成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王国维 “实一书之草稿”的判断是正确的，二稿确为寄出正稿的草稿或底稿。

至此，能不能说《丧乱帖》也与《李柏文书》情况相同呢？当然不能下此结论。毕竟《丧乱帖》中尚无涂抹痕迹，但字迹的潦草仓促，不拘形迹，与《李柏文书》则相同。在讲究“尺牍书疏，千里面目”[14]的时代里，正式的书简大约不应这样“不拘形迹”地书写吧？尤其对有簪缨世族身份的王家人来说，前引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是有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的，自然也会比他人更加讲究。

其实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书迹，也许多半都是草稿底稿，正式文稿一般很难传世。正如前引《简牍文书学》所说“今所见简牍文书，草稿（包括初稿与修改稿）所占比例甚多”（前出）的现象应该比较普遍，而且也并非仅限于汉代，只是后来在复制（如摹本与刻帖）传播过程中，一些草稿、底稿原有的元素逐渐消失，去原有面目渐远。总之，了解这些，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也许更有意义。

注释：

[1]笔者曾有研究札记《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一则，收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本）。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文中提出了笔者的推测。本文则在札记的基础上，增补相关资料，并就此问题做适当补充和修正，遂名“补证”。

[2]曾见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盛赞此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因为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云云。然这些都是后人的感觉与诠释，王羲之当初未必希望追求这种“由行入草”的效果。《中国书法全集》第18卷所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

[3]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所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

[4]〔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前出）.

[5]〔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前出）。

[6]据森野繁夫《王羲之全书翰》本传释文，解释“手迹犹存”为“当时我(写)的书信还在”，认为“手迹”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书信。不管此书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都可借以证明王羲之有保存书信之习惯。东京：白帝社，1987年。

[7]唐〕许嵩《建康实录》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同《金明馆丛稿二稿》所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祁小春“魏晋尺牍首行字迹偏大原因考”一文。《美术大观》近刊。

[10]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 第六章“简牍文书的稿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后“流沙坠简考释补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后略有修改，题作“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使李柏书稿跋”，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

[12]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考释补遗附录”文前序有此言，后收入《观堂集林》（前出）的“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使李柏书稿跋”文后略有修改，删第四纸，余者称第一、第二、第三纸。

[13]关于《李柏文书》之一、二（图1、2）的释文，王国维所录略有漏字与不释者，比较完整的释文，可参考林海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释文”（编号623、624），兹从略不录。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物》所收，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北周〕颜之推(531—约591)《颜氏家训·杂艺》：“真书草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原文发表于：《艺术工作》（2023年01月刊、总第43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