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关于杜甫诗歌“转益多师”“递相祖述”的“集大成”一路看下来，《红楼梦》之“集大成”也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前人文本的广纳博取、脱胎换骨等方面。在作者集腋成裘的苦心经营下，《红楼梦》在叙事与写人等文本创构上显示出典雅深微特点，充满诗情画意。根据脂砚斋等人的评语提示，
从关于杜甫诗歌“转益多师”“递相祖述”的“集大成”一路看下来，《红楼梦》之“集大成”也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前人文本的广纳博取、脱胎换骨等方面。在作者集腋成裘的苦心经营下，《红楼梦》在叙事与写人等文本创构上显示出典雅深微特点，充满诗情画意。根据脂砚斋等人的评语提示，我们较充分地感受到这部小说文本的许多细处是从诗词、戏曲、小说等前人文本翻转而来。作者在承袭前人文本的过程中，还特意“避俗套法”，尤其注意“翻俗为雅”，通过脱化前人文本以提升新人耳目的审美境界。当然，在饱含“互文性”的创作中，《红楼梦》显示出其较强的镜照功能，尤其是善于通过别出心裁的吸纳和接收，将《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金瓶梅》等经典戏曲小说从“诲淫诲盗”的污名化泥潭中拯救出来，使之反转、升华至以雅为美的新文本殿堂。总之，《红楼梦》的“集大成”是多层面、多维度的“互文性”，而并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拼凑抄写。
《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文本创构中善于踵事增华、以故为新，使之达到了“集大成”高度。对此，不断有人用其第十七回所谓的“只要套得妙”，或当年永忠《因墨季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中的“辛苦才人用意搜”等诗句来概括；也不断有人通过称赞其题材的“百科全书”性质或体裁的“文备众体”性能来论证；甚至还有人牵强附会地将其作者曹雪芹戏称为“抄写勤”。事实上，对这种“集大成”，我们不宜仅仅从梦幻、情思、器物、琴棋书画、戏曲以及宗教、园林、音乐等百科文化层面去看待，也不宜单纯从诗、词、曲、赋、骈文、书启、赞、歌谣、谚语、偈语、对联、联句、灯谜、酒令、帖等“文备众体”或文体穿插层面来审视，而应在放眼文化、文体大视野基础上，从前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史才、诗笔、议论”等具体的文本创构着眼去领悟、解读。换言之，整部小说的“集大成”是作者通过采取广纳博取、脱胎换骨等策略而实现的。用风行于当今的术语说，这种文本创构策略就是“互文性”。所谓的“互文性”，亦称“文本互涉”“文本间性”，是一种以探讨不同文本前后、周围以及同一文本内部之重复等关联为主的理论方法。要揭示《红楼梦》这座“集大成”文本宝库之秘密，借助“互文性”理论方法，兼顾其文本传承与推陈出新，更能奏效。
一、“集大成”因“互文性”而成
从渊源看，“集大成”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用以评价孔子的道德风范已达到至高无上境界。后人常以之谈论某文学艺术造诣之博观约取，高不可攀。从文学文本意义上讲，所谓“集大成”，大意是指文学创作中的博采众长，自铸伟辞；集众之优，成就新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堪当此殊荣者，诗界首推杜甫诗歌，小说界首选《红楼梦》。杜甫诗歌之被奉为“集大成”，显然得力于他“读书破万卷”的知识储备，凭的是他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谓的“转益多师”“递相祖述”等继承发扬功力。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了苏轼的这样几句评论：“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苏子瞻称赞唐代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散文、颜真卿的书法均达到了“集大成”高度，显然是富有识见的权威之论。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杜诗之“集大成”的关键所在是对前人文本所进行的广收博约性地摄取。从这种“集大成”意义上来看，《红楼梦》之所以赢得“集大成”之称，同样应归因于对前人文本的集思广益，即“互文性”。关于《红楼梦》与前人文本关联的“互文性”，古人曾用的评语是“脱化”“借径”“摄神”等加以概括，今人也曾用“借鉴”“影响”“题材渊源”“比较”等话语加以评说。《红楼梦》的“集大成”是集结众多前人文本而予以摄取融化的结果，可谓“集腋成裘”，即积少成多地进行文本吸取、化入。
据前人考察，关于《红楼梦》的“集大成”之说，最初是由先读为快的评点者脂砚斋提出的。他在评第十七回所写怡红院室内装饰艺术时说：“花样周全之极！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无聊，撰出新异笔墨，使观者眼目一新。所谓集小说之大成，游戏笔墨，雕虫之技，无所不备，可谓善戏者矣。”庚辰本以此寥寥双行夹批数语，道破了《红楼梦》文本创构的一大特点和奥妙：善于凭着“新异笔墨”，令人“耳目一新”；又善于凭着无所不备的“游戏笔墨，雕虫之技”，终于创构出这部“集大成”巨著。尽管这种“集大成”也表现在文体、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其根本却体现在对“前文本”的袭拟与摄取上，因而本质上是“互文性”的。此也已获得现代作家或红学家的广泛认同。俞平伯在谈到《红楼梦》的“传统性”时认为，这部小说不仅“实集合古来小说的大成”，而且“还继承了更远的文学传统，并不限于小说，如《左传》《史记》之类，如乐府诗词之类，而《庄子》与《离骚》尤为特出”。刘梦溪在回答“何独《红楼梦》最有典范意义”这一问题时，也曾指出：“……文学本身有历史的承继性，后来的作家总是要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因此越是晚出而又能达到高峰的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的成分越多，对一国文学来说，其典范意义也就越发突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强调“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是这部小说得以达到“集大成”高度的关键。与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式的“集大成”有所不同的是，《红楼梦》的“集大成”路径不限于字句的袭拟，而是采取了正向模仿、对照模仿、反向模仿等多种新方案，自然更丰富多彩。这样说来，包容丰富的“互文性”理论自然是一把进一步打开《红楼梦》“集大成”文本宝库的金钥匙。
从小说文本以及脂砚斋评语频频运用的“近世”“今世”等时间距离观念看，《红楼梦》的文本摄取颇有几分“舍近求远”的特点，即对近世的才子佳人书以及野史小说有意规避，而对远程的历朝历代经史子集经典之作博观约取、兼收并蓄。从小说第一回“神话”开篇伊始，曹雪芹就逐渐将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典籍中的“开辟鸿蒙”“女娲补天”“天地化生”“潇湘二妃”“紫府瑶池”“阆苑桂殿”“有凤来仪”“世外桃源”等神话传说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野史故事融化于文本之中，使文本点缀着各种文化符号，给人以非凡的典重感。单拿“补天”叙事来看，除了神话原型在后世置换变形，还集结了辛弃疾词《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所谓“看试手，补天裂”这样的男儿壮怀，《三国演义》所写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大展经纶补天手”“愿将只手将天补”等救世宏愿……如此这般，小说通过对前人诗词以及其他文体的遗传变异，积聚了古往今来无数“补天”情结的象征意义，将石头“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缺憾化作宝玉有情于红尘世间的依恋。
从作者信笔运用的难以数计的“典故”以及成语、俗语、熟语，亦可窥见《红楼梦》这部“集大成”文化宝库的究竟。从其第七十三回所叙贾宝玉听说父亲贾政要盘问他读书一事所涉及到的贾宝玉读书的内容，我们更可推知作者的知识谱系。大凡“四书”“五经”以及扩而大之的“十三经”、八股时文这些传统文人正经要读的书，原本就属于作者驾轻就熟的内容，自然会被有意无意地化入小说行文中。从脂砚斋评语提供的信息，我们固然可以嗅到《红楼梦》中的《庄子》《离骚》味道，而从戚蓼生评价《红楼梦》所言“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清）曹雪芹：《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也可看到其与早期史书的渊源。清代解庵居士《石头臆说》更是指出：“《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离骚》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这些评论皆将《红楼梦》的遗传基因推演确认到早期典籍那里，虽然从“互文性”意义上看尚不怎么具体，但却令人感受到这部小说文本的文化积淀之深。
同时，从《红楼梦》文本透露出的信息看，作者应该与他笔下的宝玉一样虽不喜读《四书》《五经》等用于科考的正统经典，却对戏曲小说等旁学杂书抱有很大兴趣。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宝玉小厮茗烟为逗闷闷不乐的宝玉开心，“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常常“无人时自己密看”。从《红楼梦》所写宝玉得以博览《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与《昭阳趣史》《如意君传》等群书看，作者对这类小说是非常熟悉的，自然会不时地顺手拈来，化入自己的叙事写人行文中。
近些年，从“互文性”视角研究《红楼梦》的成果日多。先是海外学者高辛勇《从文际关系看红楼梦》以及王静的《石头记：文本互涉性，古代中国的石头传说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中石头的象征》（1992）运用“互文性”观念对《红楼梦》中的石头意象与《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石头意象之关系进行过探讨。对此，周建渝的《文本互涉视野中的石头记》不仅作了重点介绍，而且还集中从两个方面探讨了《红楼梦》之“石头”叙述对《水浒传》“石碣”叙述的颠覆与嘲弄和对《西游记》“石猴”的叙述戏谑与嘲讽。
在探讨《红楼梦》“集大成”小说的文本创新价值时，我们既不能停留在“只着眼于‘表述方法、语言词句’的相似，只着眼于个别细节、情节的相若，便惊呼‘何其相似乃尔’”的疏证层次，也不能像索隐派红学那样“不着意于明显的引用、转述、抄袭，而是执着地把文本认定为经过了复杂曲折的改写、伪装而成的密码”，而应该从文本互涉的“互文性”视角发掘这种“集大成”中的审美意蕴和深邃意义。
二、文本承袭中的“跨文体”翻转
如前所述，“文备众体”虽然并非《红楼梦》“集大成”的根本，但“众体皆化”却是这种“集大成”的标志之一。在文本创构上，作者不仅通过跨文体借鉴吸取了诗文（包括八股文）、戏曲等文体的章法结构、遣词造句经验，而且还通过加工改造、翻新转换，将前人诗词戏曲小说文本翻转为新的小说文本。
首先，《红楼梦》善于化诗意为稗家叙事，用甲戌本第二十五回脂砚斋评点的话说，即“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翻出”。《红楼梦》文本之美，不仅表现为作者经常于行文中根据情节需要插入大量诗词，而且表现为其叙事写人文墨中往往含有丰富的诗韵。小说第一回即以花木灵石为意象，借以敷演一段三生石畔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神话故事，饱含着含蕴无穷的诗意。对此，脂砚斋批曰：“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也！”这几句评语中所引诗句见于唐人刘长卿《戏赠干越尼子歌》，只是为针对“木石前盟”，而将原诗“一竹”改为“一石”，对接了这段故事的诗情画意。除了化用前人的诗词，小说作者也注意将自己的原创诗词镶嵌到自己的行文中。甲戌本在该回所写贾雨村对月咏怀口占五律之前，有一条脂砚斋的侧批提出：“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小说文本借人物题咏、联诗等各种活动留下了诸多原创的诗词曲赋，使得作者自己创作的这些作品有赖小说传世而得以储存起来。
的确，《红楼梦》常借助前人诗意以展现人物日常生活情貌、情态。根据脂砚斋等评点者提示的线索，我们可以对小说的诗意来路加以还原。如，第二十五回写黛玉闲着无聊，“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脂砚斋领会到小说是如何借杜甫《秋兴》九首之七来写黛玉烦闷无聊心境的，故批曰：“是翻‘笋根稚（雉）子无人见’句也。”另外，该回还写黛玉一日“饭后，看了二三篇书，自觉无味，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更觉得烦闷，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对此，甲戌本有侧批曰：“所谓‘闲倚绣房吹柳絮’是也。”指出其通过袭拟李商隐《访人不遇留别馆》中的诗句，传达出黛玉在宝玉遭贾环暗算烫伤脸后的闷闷不乐心境。
在由前人诗意转化为小说叙事过程中，《红楼梦》仍然保持了某些情景交融的意象性、意境感。如，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病后初愈去看黛玉，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时的所见是这样一番光景：由仰望杏子已结想起邢岫烟既已择了夫婿，不过二年便也要生儿育女了。这里直接按照当事人的思绪从杨柳依依、桃杏芬芳联想到不远的日后“绿叶成荫子满枝”规律。除了借题发挥于杜牧《叹花》诗意，这段文字将宝玉的多愁善感之情、伤春惜人之怀、繁华易逝之感尽蓄其中，还兼有崔护《题城南庄》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诗词的诗趣与意境。
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红楼梦》还长于借前人追摄细微人情的诗意来传达温馨的伦常之情。如第十三回写丈夫贾琏出差在外，家里凤姐与平儿一妻一妾牵肠挂肚，不免算计起行程来：“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脂砚斋以唐代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的“计程今日到梁州”这句痴语概括小说所写这段夫妻深情。再如，第十六回写贾政被传唤进朝，不知吉凶，合家人心中未免皆惶惶不安，尤其是作为母亲的贾母更是着急。小说写道：“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立。”二句写出慈母的焦急牵挂和焦虑地等待消息的情景。对此，庚辰本有侧批曰：“慈母爱子写尽。回廊下伫立与‘日暮倚庐仍怅望’对景，余掩卷而泣。”根据眉批“南汉先生句也”指示，可知这位南汉先生是明代人南野公，诗句出于其《南野集》。
在文本创构中，《红楼梦》善于从前人诗词句中翻出，并将其诗意转换为叙事写人情意，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并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妙境。其次，在跨文体互文方面，除了“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翻出”，《红楼梦》还习常“由顾曲而演为稗史”。
从文本传承视角看，《红楼梦》仿拟、戏拟最多的戏曲当数《西厢记》，此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胡文彬《日月相映照世同辉——论〈红楼梦〉与〈西厢记〉》一文曾有过系统考察，不仅统计出“《红楼梦》中提及《西厢记》书名、人名、诗词名句竟达20余处”，而且还指出其表现形式多样：“有人物，有诗词名句；有细写，有略写；有的信手拈来，随文而出；有的则是精心安排，匠心独运。但是，小说中有关戏曲的设置无不与小说的宗旨有‘关会’，而非泛泛闲笔。这一点，在《红楼梦》中所写宝黛读《西厢》、赞《西厢》、说《西厢》和围绕《西厢》所编织的种种情节，尤为突出。”其中，《红楼梦》文本园地里不乏第二十三回所写宝黛共读《西厢记》，以及宝黛反复引用其原文试探彼此情思这样的明仿之迹。更让人回味无穷的是，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竟然系直接由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折中的“娇羞花解语，温柔玉生香”两句敷演而来。而《西厢记》中的两句又是从唐代苏鹗《杜阳杂编》、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等前人文本关于杨贵妃的“解语花”赞语化用而来。《西厢记》而后，“花解语”“玉生香”成为描写美人的熟语。《金瓶梅》第九回、第六十八回、第七十八回更是分别用了“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白玉生香花解语”“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等，显示出作者对这两个比喻的熟悉与厚爱。《红楼梦》借用“娇羞花解语，温柔玉生香”这两句充满诗意的话来敷演的故事，不仅使故事带有深厚文化底蕴，而且使故事散发出人间深深的关爱之真情、缠绵悱恻美人香艳气息，沁人肺腑。作者妙以双关之笔，将两个故典运用得出神入化：袭人姓花，仿佛解语花，不仅貌美，且会说话，善解人意。另外，细心的读者也关注到曹雪芹在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八回两次提到的是“花气袭人知昼暖”，将“骤暖”写作“昼暖”，这并非像有的人所说的“作者的误记”，而是暗含花袭人经常夜晚规劝宝玉，夜晚的感化让宝玉体会到袭人白昼的温情，“花气袭人”便含有感化之意。在“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部分，作者又以生香之“玉”指林黛玉，不仅让贾宝玉闻到林黛玉身上的香味，还情意绵绵地编造出谐音的“香芋”故事，虽然算不上十分高明，却能以发自肺腑的话来打趣黛玉，巧妙地传达出小儿女之间的温馨浪漫。作者从戏曲“故典”中获得的如此些许灵感，至少表明二者精神格调上一脉相承、活学活用。
当然，《红楼梦》的作者不仅对案头之剧曲熟知甚多，而且还有场上登台表演的经验。在跨文体“互文”上，除《西厢记》之外，《红楼梦》还得心应手地吸取了《牡丹亭》《长生殿》等其他戏曲的菁华。
由此可见，《红楼梦》广纳博取，八面来风，正如脂砚斋盛赞《红楼梦》第四十四回所言：“真千变万化之文，万法具备，毫无脱漏，真好书也！”如此“万法具备”，大多有其先天来路。从其对于诗词、戏曲跨文体之文本翻转这一层面，即可见出其“集大成”之说并非过誉。当然，也正因此，不断有研究者依据这些“互文性”迹象，将纳兰性德、袁枚、洪昇等作家拉入作者之争中。
三、稗体同构中的“互文性”会聚
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在“集小说之大成上”自然最为得心应手。在脂砚斋之评点基础上，清代张新之曾有这样几句论断：“《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这几句经常被人们提及的论断，较为精准地概括出《红楼梦》与明代三大小说之密切关联。
关于《红楼梦》与《水浒传》之间的文本关联，脂砚斋不时有言之凿凿的评语予以指出。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写贾芸遇到醉汉倪二，“正没好气，抡拳就要打”，此几句与《水浒》写杨志被泼皮牛二无理纠缠的遭遇相仿佛，再加泼皮“倪二”之仿拟泼皮“牛二”意味十足，故庚辰本有眉批曰：“这一节对《水浒》杨志卖大刀遇没毛大虫一回看，觉好看多矣！”指出《红楼梦》之效仿乃“出之于蓝而胜于蓝”。民国时期的王伯沆在《红楼梦》评点中更是列举出数则借鉴样本。如第四十六回批语：“主意也好，大似王婆对西门庆设计，此之谓摄神在《水浒传》。”针对邢夫人打算说合鸳鸯成为贾赦小老婆，找凤姐商量那口气和神情俨如《水浒传》中王婆为西门庆效劳那般。第七十七回批语：“这些干娘都是《水浒传》王婆之流。”王伯沆之论所针对的写人片段是，王夫人欲遣散各位优伶，吩咐她们的干娘带回去自行聘嫁，各位干娘那副“趁愿不尽”“与王夫人磕头领去”的姿态，与《水浒传》所写王婆为贪财而保媒拉纤那副嘴脸并无二致。
除了《水浒传》，《红楼梦》的孕育生成还离不开《西游记》，比较明显的标志是，《红楼梦》开篇所说渺渺真人、茫茫大士，与《西游记》开场诗“茫茫渺渺无人见”相似；悟空出于石与宝玉由石转世相似之类。《红楼梦》第一回写葫芦庙失火，“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火焰山”显然来自《西游记》，“瓦砾场”则来自《水浒传》，足以显示出作者对两部经典名著信手拈来的熟稔程度。从评语看，脂砚斋重点关注了其人物设置与结构上的师承效法。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卷首批曰：“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蒙本第八回有侧批曰：“又一转换。若无此则必有宝玉之穷究，宝钗之重复，加长无味。此等文章是《西游记》的请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到，无不扫地完结者。”从这些评语，大致可看出对《西游记》文本的师法侧重和运用自如程度。
再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句共识与定论更是足以令人看出两部小说文本之间的密切关联度。在第十三回叙“秦氏死后薛蟠、贾珍、贾政议论为其买棺木”一节，借丧礼展现各色人物情状，甲戌本有脂砚斋眉批曰：“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这几句评语强调其袭用《金瓶梅》第六十二至六十三回所写李瓶儿大出丧一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写李瓶儿死后，唱妓吴银儿来上纸，“哭的泪人也相似”，显然是发自两人交情；《红楼梦》写儿媳可卿死后，身为公公的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暗示了二人非同寻常的乱伦关系。除此之外，脂砚斋评语还有两处提到对《金瓶梅》的师法。一处是，针对第二十八回所写薛蟠、冯紫英等请酒行令，薛蟠说“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一段叙述，甲戌本有眉批曰：“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指的是借饮酒写人文本的异同。另一处是，针对六十六回所写柳湘莲对宝玉“跌足”讲了“你们东府里除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剩忘八”那番话，己卯本又夹批曰：“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这里指出了两部小说之间特殊字句的袭承。
除了以上明代三大章回小说名著，《红楼梦》与清代初期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之间的若即若离、烟云模糊的关系也特别值得探究。王伯沆较早致力于这一研究，并提出了诸多“化出”之处。如他指认《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贾赦抢夺石呆子扇子一段，“似脱胎《聊斋·石清虚》中段”；评第六十四回所写贾琏索取尤二姐的槟榔吃一节曰：“此一段似从《聊斋志异·王桂庵传》脱胎。” 认为二者在内容和意义方面具有明显的关联。现代学者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通过《聊斋志异·胡四姐》与《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比较，认为：“曹雪芹也是语言大师，但他形容薛宝钗的‘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却是借用蒲松龄形容胡四姐的话。”除了以上关于两部小说经典之间所存在的蛛丝马迹的雷同，由《红楼梦》第十九回所谓“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命题，更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婴宁》《葛巾》两篇篇末关于“解语花”典故的遣用。况且，《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所传达的两性“色授魂与”与“意淫”观念也让人产生某种“互文性”联想。从这种种大大小小、千丝万缕的关联，人们倍感这两部同时代错峰问世的“一长一短”“一白一文”两大小说经典之间在取意兴味上存在着较大面积的相通。
另外，从写人视角看，《红楼梦》这部小说“层层累积”“集众为一”特质也特别突出。作者写人往往不求一气呵成，也并不一下子兜售无余，而是层层加码，步步为营，最终达到浑然天成。在这种笔势下，小说中的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主要人物往往以“意象集”“角色丛”“影子的影子”“镜像的镜像”“箭垛式的人物”等“集大成”的面貌出现，成为令读者似曾相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熟悉的陌生人”。
四、“集大成”中的文本“翻意为新”
推陈出新、翻意为新是“互文性”理论的根本要义之一。《红楼梦》的作者师古而不泥古，善于将历代滚积起来的文化记忆与现实生命经验圆转地融合在一起，凭着汲取前人文本而“翻意”创新。
《红楼梦》第一回所叙石头与空空道人对谈而讲的“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云云那番话被称为“石头宣言”，其实也是作者文本创构立场和态度的宣示。同时，评点者脂砚斋也通过运用“最可笑”“可笑”“可厌”“可恨”“最可恨”等评语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超越才子佳人小说等以往陈俗之作的一系列“负面清单”，配合了作者这番追求新奇之意。这种创新之道，可以借用脂砚斋甲戌本第二十五回中的批语，曰：“避俗套法。”对此，前人论述较多，此不赘述。
除了“避俗套法”，《红楼梦》还善于采取“翻俗为雅”策略，力求改变以往小说俗滥不堪以及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形象。众所周知，《红楼梦》诞生年代，《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金瓶梅》等经典戏曲小说时常被统治者冠以“诲淫诲盗”的罪名受到污名诋毁，甚至遭到禁毁。这些代表性的戏曲小说深陷如此困窘尴尬局面，要靠“翻俗为雅”的“互文性”写作来洗白，也要靠“翻俗为雅”的“互文性”阅读来救赎。就审美格调变换和境界提升而言，前人反复将《红楼梦》定格为雅驯。如戚蓼生序言明确表示崇雅抑俗，认为《红楼梦》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道，主要是因为其中的优点之一就是“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诸联《红楼梦评》亦云：“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指出它脱胎于《金瓶梅》，而又有所提纯，有所脱胎换骨，直至将低俗的亵嫚之词淘洗殆尽。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也认为，“此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彼以话淫，此以意淫也。”“以意淫二字为题，以宝玉为经，宝钗、黛玉与众美人为纬。”强调《红楼梦》贵在不再津津乐道于皮肤滥淫，而以精神之恋性质的“意淫”取而代之。蕊珠旧史（杨懋建）《梦华琐簿》也曾说：“《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明确指出其“反其意而师之”的“互文性”策略。今人有所发挥的是杜贵晨，他的《〈红楼梦〉是〈金瓶梅〉“反模仿”与“倒影”之“基因”论》一文认为，“反模仿”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这种论调并非无稽之谈，而今还不断有人谈到宝玉身上的西门庆“血统”。
按照“互文性”理论观念，《红楼梦》既得前人文本之惠，也会相应地产生文本“反哺”“回馈”功能，即通过读者阅读、接受以及舆论性传播实现对其接受对象的别解。康熙年间列出的“淫书”禁毁书名,《西厢记》赫然在列。可见，《红楼梦》的作者和评改者是胸怀多大的气魄和胆量来翻转这些禁书的。除了那个年代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西厢记》，《红楼梦》还乐此不疲地把当时被视为“第一淫书”的《金瓶梅》作为镜像，自然更增加了极大的挑战性和风险系数。《金瓶梅》除了“性”“色情”描写的低俗，还存在少有正面角色等问题，更遑论崇高层次的英雄主义了。《红楼梦》毕竟以雅致为审美追求，因此欲接受《金瓶梅》，必然要进行德性和审美格调的翻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反模仿”或“反弹琵琶”。反其道而出新，正是《红楼梦》文本创构的一大细处、一大妙处。由于《金瓶梅》加之其赖以衍生的《水浒传》早已被污名化为“诲淫诲盗”之书，臭名昭著，因而《红楼梦》的作者要肩负起对其进行脱胎换骨的使命，只有对它们进行反向模仿，事乃可成。经过《红楼梦》成书的洗礼，《金瓶梅》的负面影响以及给人的不好印象的确得到某种程度的翻盘。拿以写性爱为中心的《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与以写情爱为重心的《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进行对照，便可较为充分地感受到后者是如何对前者进行脱胎换骨式的“互文性”转换的。
从宏观整体的行文笔调来看，从被评点者称为“游戏之中暗传密谛”的《西游记》，到作者蒲松龄自称“放言岂必皆游戏”（《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的《聊斋志异》可见，游戏其表，寓托其里，仿佛是中国小说的一道生命线。至《红楼梦》仍离不开人生寓托，只是在保留一定的调侃游戏笔墨基础上，整体格调转入庄重深沉。甲戌本第十六回评曰：“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如闻其声。试问谁曾见都判来，观此则又见一都判跳出来。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算是小说。”庚辰本第十六回评曰：“《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这说明，尽管《红楼梦》的作者也念念不忘袭取前人小说固有的游戏笔墨，只是笔调已经转为以严肃的态度说正经事，注重悲天悯人情怀的注入。先行一步的《聊斋志异》既包含着作者“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感慨，又于《连城》《田七郎》《乱离》《夏雪》《折狱》等篇末五次发出“悲夫”这样的感叹，还有近百次写人物之聚散悲情。随之而来的《红楼梦》，更是蕴含着“悲金悼玉”性质。虽然脂砚斋等人并没有透露《红楼梦》与时空距离比较近的《聊斋志异》之间的关系，硬性的“互文性”信息暂时也查无实据，但从文式、审美格调以及探索人生哲理等文本实质看，两大小说之间的“互文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合璧相映的。
《管子·形势》有言：“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天之道如此，人之道如此，文之道同样也如此。《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成就“集大成”，主要就是因为作者在其文本创构中不厌其烦地对前人文本进行恰切地吸纳与化入。这里有跨文体性的诗情画意、戏情剧意浪花的不断翻出，以及意象、意境元素的点铁成金；更有同文体的奇情妙趣波澜的随机注入，以及原型、格调元素的脱胎换骨。总之，《红楼梦》作者通过对各种前人文本的翻意出新，凭着多元的、多向度的“互文性”使这部小说文本呈现出包罗万象、含韵无穷的“集大成”奇观。
作者简介：
李桂奎（1967—），男，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论。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