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爷们儿不简单，咱以后走着瞧。＂父亲撸起袖口露出麻絮般的胳膊，望着刚下到村的杨文博一家，语气里有着乡下人对城里知识分子那种说不出的敬重。

恩情若水

＂那爷们儿不简单，咱以后走着瞧。＂父亲撸起袖口露出麻絮般的胳膊，望着刚下到村的杨文博一家，语气里有着乡下人对城里知识分子那种说不出的敬重。

我叫周国强，生在旱澇保收的大柳村，1967年那年才十岁，正是懵懂的年纪。

那年冬季，白茫茫的雪下了三天三夜，大柳村像被厚厚的棉被捂住了呼吸。就在这样一个日子，村里来了一户特殊的北京下放户——杨文博一家。

與其他下放户不同，杨家带着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孩子，名叫杨小川，比我大两岁。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这样的孩子，能挺过咱大柳村的苦日子吗？＂

记得他们刚到那天，杨文博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手里紧握着一个破旧的皮箱，像是护着全家的命根子。他妻子瘦瘦的，脸上却挂着柔和的笑意，那种城里人特有的、不卑不亢的气质让村里人既好奇又敬而远之。

＂这位同志，组织分配你们住村东头那间草房，离生产队远点，可别嫌弃。＂大队书记张铁柱粗声粗气地说。

杨文博点点头，扛起行李就走。他的儿子小川跟在后头，脸色煞白，走几步就得咳两声，额头上泛起一层细密的汗珠。看着那身单薄的棉袄，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真能在咱这儿活下来？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杨家住在村东头最破的草房里，四面漏风，门板上的裂缝宽得能塞进一根筷子。冬天寒风透缝，屋里比屋外暖和不了几度。

＂老周，你说那知识分子，咋就这么不抗造捏？＂村里的李二爷吸着旱烟袋，眯着眼睛跟我父亲咧嘴笑道。

＂少胡说，人家那是养尊处优惯了，又不是天生的金贵命。＂父亲瞪了他一眼，＂再说了，人家孩子有病，咱农村条件艰苦，可怜见的。＂

我爹周长林是村里有名的能人，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心思活络，口才也好，生产队里的账目都是他记的。更难得的是，他心地善良，见不得别人受苦。

杨文博夫妇下地干活，小川就蜷在被窝里，脸色总是煞白。有时我放学回家，会路过他家那间矮小的草房，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像是怕惊动了谁。

＂周大哥，小川这病，得有营养才行啊。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得多吃点有营养的。＂一天傍晚，杨母抱着几根枯柴站在我家门口，愁眉不展地对父亲说。那时的大柳村，＂营养＂这个词简直是奢侈品。

父亲二话没说，第二天就从家里带了两斤玉米面和一小罐自家酿的豆油。＂这孩子，得养着。＂父亲那双常年劳作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摸了摸小川的头，眼里满是怜惜。

＂这哪成啊，周大哥，你们家也不宽裕...＂杨母眼眶红了。

＂甭说这个，都不容易。＂父亲摆摆手，脸上的皱纹像是地里的犁沟，深深浅浅，＂孩子要紧。＂

那一刻，我看到杨文博的眼镜片后闪过一丝湿润。

后来，父亲几乎每周都会给杨家送去一些自家种的蔬菜或者山上采的野果。春天有新鲜的苜蓿，夏天有自家种的黄瓜茄子，秋天会捎上几个刚成熟的柿子，冬天则是自家腌的酸菜和咸萝卜。有时还会悄悄分一些生产队的口粮给他们。

＂知识分子啊，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可脑袋里有货，咱得帮衬着。＂父亲常这样对我说，＂再说了，人家那孩子，瞧着就让人心疼。＂

母亲也心疼小川，常偷偷炖些鸡蛋汤让我给他送去。在那个连鸡蛋都是稀罕物的年代，为了孩子她省下自己的口粮，把最好的留给别人家的孩子。

＂咱家国强身板结实，小川那孩子可得吊着一口气捱过这苦日子啊。＂母亲眼里满是同情。

那个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连院子里的老槐树都被冻裂了树皮。杨家的煤没了，小川的病又犯了，整夜咳嗽，嘴唇发紫。

＂长林，杨家的煤怕是撑不到年前了。＂母亲担忧地说。

父亲二话不说，第二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山里刨树根。直到天黑透了才回来，背篓里满是刨出来的树根和枯枝，背上全是汗，脸上却结了霜，手上的裂口渗出的血都冻成了黑痂。

＂老周，你这是犯傻呢？为那些臭老九搭上自己的身子骨值当吗？＂生产队长王明德看不过去，悄悄对父亲说。

＂王队长，話可不能这么说。＂父亲放下背篓，喘了口气，＂都是一个锅里舀食的，又不是外人。再说了，那孩子要是有个好歹，咱心里能过得去吗？＂

王队长摇摇头，叹了口气，＂老周啊老周，你这心肠忒软了。＂

父亲只是笑笑，＂宁肯自己吃亏，不能看着别人受苦，这是我周长林的為人处世之道。＂

那晚，我和父亲把树根送到杨家。小川正裹着被子看书，见我们进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他的嘴唇干裂，脸色蜡黄，眼睛却亮得出奇。

＂谢谢周叔叔，谢谢国强。＂他的声音细弱如蚊，却坚持要站起来表达感谢。

＂别起来，好好躺着。＂父亲赶紧按住他的肩膀，＂这点树根够你家烧几天，烧完了我再去刨。＂

杨文博欲言又止，眼中含泪。一向刚强的杨母转过身去，悄悄抹泪。

就这样，我们家与杨家的情分越来越深。

小川身体虽弱，却很聪明。他常偷偷拿出一本破旧的课本教我认字，说：＂国强，你得好好学，知识能改变命运。＂

那时候，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破土房，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的学生。我常常听不懂课，小川就耐心地给我讲解。

＂这个字念＇雷＇，像是天上的闪电打下来。＂他指着书上的繁體字，细声细气地教我，＂這个念＇時＇，是时间的意思。＂

我和他在油灯下读《水浒传》，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直到满身油烟味。有时候我念错了，他也不笑话我，只是轻轻地纠正。

＂你真厉害，小川，这么多字都认识。＂我由衷地钦佩。

他笑笑说：＂这没什么，我爸说了，读书人再穷，也不能穷了脑子。＂

那时候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小川和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说话总是文绉绉的，像书上的人物。

夏天傍晚，我们常常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乘凉。小川会给我讲北京的故事，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地方。

＂等我们长大了，你来北京，我带你去看这些地方。＂他眼里闪着光，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模样。

我点点头，心想：北京啊，那是多么遥远的地方，我这辈子能去那儿吗？

杨文博虽是下放户，但他学问大，常被大队借去教晚上的扫盲班。有时候村里有什么难写的材料，也会找他帮忙。

有一次，公社要调走杨家的口粮，说是知识分子就该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和劳动人民享受同等待遇。父亲听说后，当即站了出来。

＂凭啥克扣人家口粮？人家也是吃苦的老百姓，孩子还有病呢！＂父亲那天站在大队部门口，和公社书记吵得脸红脖子粗。

＂老周，你这是站错队了啊！＂公社书记冷笑道。

＂我站的是理字队！＂父亲寸步不让，＂毛主席教导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杨老师一家下到咱村，就是咱村的人，凭啥苛待？＂

那场争论惊动了不少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在父亲的据理力争下，保住了杨家那一点微薄的口粮。

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爹，你这样帮杨叔叔，会不会惹麻烦？＂

父亲摸摸我的头，叹了口气：＂儿啊，做人得有良心。眼看着别人受欺负而不吭声，那还算是人吗？＂

这话深深刻在我心里，成了我此后人生的座右铭。

那年秋收后，村里掀起了新一轮的批斗高潮。杨文博因为曾经在大学里当过教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我亲眼看见他被戴上高帽子，在村口的打谷场上弯着腰，听着台上的人指指点点，喊着＂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口号。

杨文博只是低着头，任由唾沫星子飞到脸上，也不擦一下。他那双曾经教我认字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爹，为啥要这样对杨叔叔？他是坏人吗？＂我问父亲。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傻孩子，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是好人坏人？但我看杨老师是个正直人，这些批斗啊，都是一阵风，过去就好了。＂

批斗过后，杨文博变得更加沉默，小川的病也越发严重了。有几次我去他家，看见小川咳得满床是血，杨母在一旁无助地哭泣。

村里的老中医来看过，摇摇头说：＂这病太重了，得去大医院才行。＂

杨文博的眼镜碎了一边，用铁丝缠着，看起来十分狼狈。我听见他在深夜里叹息，像是整个天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就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1968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村里人发现杨家的草房空了，全家人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和一本《数学基础》。

信是放在我家门口的，上面工整地写着：＂周大哥亲启＂。

父亲展开信，念道：＂周大哥，因小川病情加重，不得不连夜离开，未能当面告别，深感抱歉。您一家对我们的恩情，杨某铭记在心，他日必当相报。书留给国强，望他好好学习。杨文博叩首。＂

信中还夹着五元钱，显然是杨家的全部积蓄了。

父亲看完信，长长地叹了口气，把钱郑重地收好：＂这钱不能花，得留着，万一他们回来呢？＂

那本《数学基础》成了我的宝贝，我常常翻阅，虽然很多内容看不懂，但书中夹着一张小川的字条：＂国强兄，他日重逢，盼你已是满腹经纶。小川。＂

村里人对杨家的离开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们是偷偷回北京了，有人说可能是去了别的公社，也有人说小川可能撑不下去了，他们是去寻死的。

父亲只是笑笑，说：＂人各有志，说不定哪天还能相见。咱帮人不图回报，随他们去吧。＂

就这样，杨家在大柳村的故事似乎就此结束了。我也渐渐长大，从村小学到公社中学，课本上的字越来越认识了，可内心总觉得亏欠小川什么，他教我那么多，我却连一声道别都没来得及说。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拿出那本尘封已久的《数学基础》，对我说：＂儿啊，机会来了，你得试试。＂

我点点头，像是完成一个承诺，开始了艰苦的复习。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点煤油灯苦读，那本破旧的教材翻得卷了边，小川当年的字条我一直夹在扉页，每当我想放弃时，看看那字条，就又有了力量。

可惜，那年的高考我落榜了，差了二十多分。

＂没事，明年再来！＂父亲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坚定。

1979年，我再战高考。这一次，我真的尽了全力，把小川教我的每一个字都用上了。等待成绩的日子像是度秒如年，整个村子都在为我捏一把汗。

＂录取了！国强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那天，大队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消息让整个大柳村沸腾了。

父亲抹着眼角的泪花，拿出珍藏多年的杨家那五元钱，说：＂这钱，该用在正道上了。＂

母亲把压箱底的布拿出来，给我做了两身新衣服。邻居们你一斤米，他一斤面，帮我凑了点路费。

去省城的前一晚，我把小川的字条放进新买的笔记本里，心想：小川，我做到了，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真的＂满腹经纶＂了，至少...比当年的我强多了。

大学生活紧张而充实，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总想着有一天能找到小川，告诉他：你的教导没有白费。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1980年的夏天。那天，我刚放暑假回到大柳村，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听见村里人议论纷纷。

＂城里来了辆吉普车，停在周长林家门口！＂

＂听说是北京来的大干部！＂

我赶紧往家跑，远远地就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北京牌照吉普车，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

推开家门，屋里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的身边站着一个清瘦挺拔的年轻人。中年人一见我进来，立刻站起身，眼镜后的双眼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国强？你长这么大了！＂

我愣住了，这声音...这眼神...

＂杨...杨叔叔？＂我结结巴巴地问。

＂是我，是我啊！＂杨文博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小川，还认得吗？＂

我看向那个年轻人，他身材修长，脸色红润，哪还有当年那个病恹恹的样子？但那双眼睛，那神情，分明是小川无疑！

＂小川！＂我激动地上前。

＂国强兄！＂小川张开双臂，与我紧紧相拥。

原来，杨文博本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文革中被下放。当年离开大柳村后，他们辗转多地，最终在一位老同学的帮助下，把小川送进了北京的专科医院。小川的病经过精心治疗，竟奇迹般地好转了。

1978年平反后，杨文博重回北京大学任教，如今已是系主任。听说国家恢复高考，他就想起了当年教过的乡村少年，特地回来看看。

＂周大哥，我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特地回来看看您。这些年，您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只恨当年走得匆忙，未能当面告别。＂杨文博眼含热泪，握着父亲粗糙的双手。

父亲摆摆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你们一家平安就好，我们这些乡下人，也就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

小川走到我面前，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正是当年我们分别时他留给我的字条，已经泛黄破旧，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国强，听说你考上师范了？＂小川微笑着问。

＂嗯，省城师范，不算好学校。＂我有些不好意思。

＂想不想转学到北京？＂小川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爸在北大有些关系，可以试试帮你办转学，我现在也在北大读书呢！＂

我一时语塞，转头看向父亲。

父亲眼中闪着泪光：＂去吧，儿啊，这是你的机会。＂

就这样，在杨文博的推荐下，我办理了转学手续，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杨家出资助我完成学业，就像当年我父亲帮助他们一样。

在北京的日子里，小川经常来看我，带我游遍了他小时候给我讲过的所有地方：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那个乡村少年的梦想，竟然真的实现了。

＂记得我说过吗？等长大了带你来看这些地方。＂小川站在故宫的太和殿前，笑着说。

＂记得，当然记得。＂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感慨。

毕业后，杨文博更是把我引荐到他所在的系任教。＂周国强，你是栋梁材料，我们得好好培养。＂杨文博拍着我的肩膀说。

父亲来北京看我时，已是满头白发。看着我站在讲台上，他眼里噙着泪水：＂当年你爹不过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啊...＂

我知道，那句话的后半截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回报。

小川如今已是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才俊。我们常常一起回忆在大柳村的岁月，那些艰苦的日子，在时光的冲刷下，都变成了珍贵的记忆。

1990年，父亲因病去世。杨文博和小川专程回大柳村奔丧，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村里人都说，周长林做人厚道，死后都有北京的大教授来送行，真是积了德了。

送走最后一位吊唁的村民，杨文博坐在父亲的灵前，久久不语。最后，他轻轻拍了拍棺木：＂老周啊老周，你救了我一家，我却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扶着杨文博的肩膀，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情谊。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来日方长＂，什么叫＂恩情若水＂。

水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却在自然的循环中，最终回归大海。父亲当年的那份善良，如同春水浸润土地，最终孕育出丰硕的果实。

如今，我和小川联合创办了一个助学金，专门资助大柳村及周边地区的贫困学生。每当看到那些孩子拿到助学金时欣喜的表情，我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看到了父亲和杨文博在天上的笑脸。

我们的故事，不过是那个特殊时代千万个平凡人之间相互扶持的缩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心向善的力量，永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强大动力。

恩情如水，绵延不绝，滋养着贫瘠的土地，也浇灌出希望的花朵。它不因为给予者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受益者的传递中生生不息，成为永恒。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