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丝细细密密地飘着，大姨李秀芝站在妈妈的墓前，眼神涣散。她摸了摸我的脸，忽然笑了：＂小峰，你回来了？妈想死你了。＂
雨丝细细密密地飘着，大姨李秀芝站在妈妈的墓前，眼神涣散。她摸了摸我的脸，忽然笑了：＂小峰，你回来了？妈想死你了。＂
我喉头一哽，没有纠正她。表哥王小峰已经去世十年了，和姨父一同出了那场事故。
一九九四年，那是北方城市最寒冷的冬天。姨父和表哥在去省城的路上遭遇车祸，双双离世。从此，大姨的精神就有些恍惚了。
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常常把我认作表哥。妈妈说，人的心太脆弱，承受不了太多打击。
我叫张立新，今年三十二岁，在这座北方小城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母亲张翠英和大姨李秀芝是亲姐妹，从小感情就特别好。
记得小时候，大姨家和我家住在同一个单位大院，砖红色的五层楼房，楼道里总是飘着各家做饭的香味。每到周末，大姨总会拎着自家蒸的枣花馒头来我家串门。
＂翠英，尝尝我新做的馒头，加了红糖的，软乎着呢！＂大姨爽朗的笑声总能让我们家的小屋顿时热闹起来。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充满了温情。表哥王小峰比我大三岁，是院里孩子的头头，经常带着我们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
＂立新，你小子胆子太小，男子汉得有点气概！＂表哥总这么说我，然后教我怎么用弹弓打麻雀。
我们的童年就在这座小城的胡同里、大院中快乐地流淌。那时候，谁也没想到生活会突然转向。
一九九四年的那场车祸，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平静的生活。姨父在煤矿工作，是技术骨干，那天带着表哥去省城参加技术交流会，结果返程途中大巴车翻下山崖。
接到电话后，妈妈瘫坐在地上，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大姨在医院的太平间外发疯一样撕扯自己的头发，撞墙，最后被几个人按住打了镇静剂。
＂翠英，你说我怎么活啊，我的天塌了，我的命没了啊……＂大姨哭得声嘶力竭，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能流那么多眼泪。
车祸后的第一个月，大姨像变了个人。满头黑发一夜间添了许多白丝，整日无言，目光呆滞。她的单位领导劝她休息一段时间，可她却固执地每天按时去上班，像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母亲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大姨家，带着饭菜，陪她说话。有时就静静地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立新，你大姨现在就像个孩子，我得看着她。＂母亲常对我说这句话。
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叛逆的年纪，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大姨身上。我埋怨过，抱怨过，甚至朝母亲发过脾气。
＂你就知道管大姨，家里的事情谁来管？我的学习谁来过问？＂我曾经这样对母亲嚷嚷。
母亲没有反驳，只是疲惫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失望。那眼神深深刺痛了我，让我瞬间感到无地自容。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和大姨的感情不仅仅是亲情。她们的父母早逝，两姐妹相依为命长大。大姨比母亲大五岁，含辛茹苦把母亲拉扯大，供她上学读书。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大姨放弃了自己上学的机会，每天天不亮就去街上摆小摊卖煎饼果子，为的就是攒钱给母亲交学费。
母亲后来能考上中专，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都是大姨一手促成的。这些事情，是在一个夏夜，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边缝补衣服边轻声告诉我的。
＂我欠你大姨的，不是一辈子能还清的。＂母亲的声音很轻，却重重地压在我心上。
车祸后的第三个月，大姨开始出现幻觉。她有时会对着空气说话，仿佛姨父和表哥就在面前。有时半夜三更，她会忽然起床，说要去火车站接他们回来。
单位的同事没法再让她继续工作，她被劝退了，拿了一点补偿金。大姨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她会默默流泪；糊涂的时候，却笑得像个孩子。
最让人心疼的是，她常常认不出人来。有时她把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有时又把邻居阿姨当成多年未见的表姐。唯独对我，她总是喊着＂小峰＂。
＂小峰，你怎么才回来？妈给你炖了肉，快趁热吃啊！＂每次我去看她，大姨都会这样说，然后从空空的锅里盛出并不存在的饭菜。
母亲告诉我，就随她去吧，纠正她只会让她更痛苦。于是，我学会了在大姨面前扮演表哥的角色，接过那想象中的碗筷，假装吃得津津有味。
九七年的下岗潮，像一场无情的风暴，席卷了我们这座依靠煤炭和钢铁起家的老工业城市。母亲所在的街道办也难逃厄运，她成了＂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
那年，我刚考上南方的一所大学。面对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的眼圈红了，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点头让我安心去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辗转找了三份工作——清晨去菜市场卖小百货，中午在小学门口卖冰棍和零食，晚上去饭店洗碗。她把自己的时间掰成了三份，却从不抱怨生活的艰辛。
每月月初，不管多忙，母亲都会按时给大姨送去一部分钱。她说：＂翠芝没人照顾，我不管谁管？＂
记得有一次放假回家，我看到母亲的手上全是冻疮，红肿开裂。她却不在意地笑笑：＂不碍事，过两天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偷偷跟着母亲去了大姨家。寒风刺骨，母亲裹着一件褪了色的棉袄，踩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前面。
她先去小卖部买了两个热腾腾的烧饼，然后又到药店抓了一副中药。进了大姨家，她二话不说开始烧火煮药，擦桌子扫地，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大姨家的小屋才渐渐暖和起来。
大姨坐在炕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雪。母亲端来药碗：＂翠芝，把药喝了，暖和暖和身子。＂
＂这是啥药啊？苦不苦？＂大姨像个孩子似的撇嘴。
＂不苦，加了冰糖的，甜着呢！来，听话。＂母亲耐心地哄着。
看着她们俩，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那不是血脉相连那么简单，而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不离不弃。
我在大学四年，每次寒暑假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在照顾大姨的路上走得更远。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却从不忘记大姨的每一餐饭、每一副药。
当时的我已经理解母亲了，却还没有勇气完全接受这份责任。我想着毕业后找份好工作，把母亲和大姨都接到我身边去住。
命运却总是出人意料。我大学毕业那年，母亲检查出了脑血管瘤。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手术很成功，母亲恢复得也不错。但是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她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去大姨家的路上。
那时我正在南方的城市打拼，刚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接到医院电话时，心里一片空白。赶回家时，母亲已经走了。
病床前，护士告诉我，母亲最后的遗言是：＂照顾好你大姨。＂简单的六个字，却重若千钧。
葬礼上，大姨出奇地平静。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遗像，没有哭泣，也没有言语，只是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
＂翠英去哪里了？她怎么还不回来？＂大姨轻声问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量。
葬礼后，我面临艰难的选择。南方的工作刚有起色，领导也表示可以给我提升；而回到北方，意味着要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
我犹豫过，挣扎过。有几个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抽烟到天亮，想着母亲的背影，想着大姨茫然的眼神。
最终，我递交了辞职信。领导不解地问我：＂小张，你好好的干嘛要回那破地方？那里的经济这么萧条，你年轻人回去干什么？＂
我没有详细解释，只说家里有事。其实我知道，有些责任一旦接过，就再也放不下了。
回到家乡后，我在一家小公司找了份普通的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养活两个人。我把大姨接到我租的小房子里同住。
刚开始的适应非常困难。大姨的生活习惯和我完全不同，她习惯早睡早起，而我则经常工作到很晚。她喜欢听老式收音机里的评书，声音开得很大；而我更喜欢安静地看书。
大姨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会帮我洗衣服做饭，虽然常常把盐当成糖放，把洗衣粉放进锅里。糊涂的时候，她会把我当成各种不同的人，有时是表哥，有时是姨父，有时甚至认为我是她年轻时的同事。
最让我心痛的是，她经常忘记母亲已经去世的事实。每天下午四点，她都会坐在窗前，盼望着母亲来访。
＂翠英今天怎么还不来啊？是不是路上堵车了？＂她会这样问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我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好撒谎说：＂妈妈出差了，过几天就回来。＂
一天，大姨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母亲的旧围巾，那条已经褪色的蓝色围巾。那是母亲生前最爱戴的一条，虽然不值钱，却承载了太多回忆。
大姨捧着围巾，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她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围巾上的纹路，慢慢地，泪水夺眶而出。
＂翠英，翠英，你去哪儿了？＂她抱着围巾，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明白大姨并非全然不清醒，她只是将痛苦深埋心底，用＂忘记＂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
从那天起，大姨似乎清醒了一些。她不再问母亲什么时候来，也很少再把我认作表哥。她开始叫我＂外甥＂，虽然有时还会混淆，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大姨看看电视。八点半的《新闻联播》是她雷打不动的必看节目，虽然她常常会把里面的人物认成是自己熟悉的谁。
＂你看，这不是咱们单位的老刘吗？怎么上电视了？＂她会指着屏幕上的某个官员这样问我。
我总是笑笑，不去纠正她。在我看来，大姨的世界里，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从未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存在着。
工作日的早晨，我会把一天的饭菜都做好，放在冰箱里，贴上便签告诉大姨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也分好装在小药盒里，标明早中晚。
刚开始大姨总是搞混，要么忘记吃药，要么一次吃好几顿的量。后来我买了个带闹铃的药盒，情况才好转一些。
周末，我会带大姨去公园散步，或者去老城区的小吃街吃她爱吃的麻辣烫。大姨特别喜欢热闹的地方，每次看到街头卖艺的，她都会驻足观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大姨其实有很多我不了解的一面。她记得很多老歌，常常在做家务时哼唱；她会用毛线编织各种花样，虽然成品总是歪歪扭扭；她甚至记得很多中草药的功效，能分辨出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有毒。
＂这是你姥姥教我的，＂她会得意地说，＂咱们老家的人都知道。＂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大姨居然清醒地煮了一锅姜汤，还放了红糖和枸杞。那味道虽然怪怪的，但确实让我出了一身汗，病情好转了不少。
＂看吧，我说有用就有用！＂大姨骄傲地说，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车祸前那个能干的大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大姨相依为命，在这座正慢慢衰落的工业城市里，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我的工资不高，但足够我们温饱。偶尔，我也会想起南方那座繁华的城市，想起曾经的雄心壮志，但那些念头很快就会被现实冲淡。
在照顾大姨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倾听，也学会了如何与自己和解。我不再为放弃＂大好前程＂而遗憾，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责任比成功更重要，有些情感比金钱更珍贵。
去年冬天，大姨开始学织毛衣。她说想给我织一件，御寒保暖。起初我没当回事，以为又是她的一时兴起。没想到她真的坚持下来了，每天晚上都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织着。
那件毛衣花了她整整三个月才完成，袖子一长一短，领口也歪歪扭扭。但当她郑重地把毛衣递给我时，我看到她眼中闪烁的光芒，那是一种久违的清澈和坚定。
＂立新，穿上试试，看合不合身。＂她第一次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落泪。我立刻穿上那件不太合身的毛衣，在她面前转了一圈：＂大姨，真暖和，比商店里买的都好！＂
大姨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的笑容。
＂你妈要是看见了，肯定也高兴。＂她轻声说，然后转身擦了擦眼角。
如今，我和大姨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她的精神状况比以前稳定多了，虽然偶尔还会糊涂，但大部分时间都还算清醒。
前几天，我带大姨去了母亲的墓地。十年过去了，当初那个新坟已经长满了青草。大姨站在墓前，摸着冰冷的石碑，忽然对我说：＂翠英这些年一直在我梦里，她说她过得很好，让我别担心。＂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雨丝细细密密地飘着，大姨忽然摸了摸我的脸，笑了：＂小峰，你回来了？妈想死你了。＂
我没有纠正她的错认，因为我明白，在大姨的世界里，爱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或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需要我是表哥，需要找回那段失去的亲情。
在这座正在老去的城市里，我们共同延续着一种无言的爱，一种接续的情感。
这或许就是妈妈希望我明白的——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爱不会因死亡而中断，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流淌。就像母亲对大姨的照顾，又像我现在对大姨的陪伴，再传递下去，生生不息。
来源：小王情感交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