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故事。其中，秀丽山水与动人传说在漫长岁月的深度交融中，催生出许多承载历史记忆与民俗文化的人文景观，似乎总在向人们诉说不凡往事，共同涵养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吉安，古称庐陵，最初仅为县名，始于秦王嬴政时期，距今已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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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故事。其中，秀丽山水与动人传说在漫长岁月的深度交融中，催生出许多承载历史记忆与民俗文化的人文景观，似乎总在向人们诉说不凡往事，共同涵养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吉安，古称庐陵，最初仅为县名，始于秦王嬴政时期，距今已2248年。作为郡名，始于东汉之末，距今已1830余年。此后，又经历“吉州”“吉安”地名的嬗变。
灯火里的吉安
的确，北宋以前的“庐陵”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它能被后世人所熟知，实源于庆历六年（1046）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由此名句，让后世人记住了庐陵和欧阳修，欧阳修受到家乡后代的景仰，庐陵也成为家乡后代倍感荣耀的一张人文名片。一代诗宗杨万里在《憩分水岭，望乡》诗中说：“浪愁出却庐陵界，未入梅山总故乡。”此般清新自然的“诚斋体”诗，扑面而来的是游子怀思庐陵的浓郁乡愁。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元夕》诗中说：“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如此惊世之语更使庐陵声名远播，以致官方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赞语。
一、庐陵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地名是以境内的自然实体为依托，采用有代表性的山岭江河或者位置地形而命名。如吉安市内的吉水、峡江，新淦、青原、井冈山、遂川、吉州、永丰、永新等县（市、区）名，均为表达其境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而命名。
1、“庐陵”的得名
关于“庐陵”地名的由来，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山得名。如万历版《吉安府志》说，安福县武功山又称卢萧山，古代“庐”与“卢”“泸”字同音通假，“传卢、萧二道人结庐于峰顶，故名”。结庐，即建造住房，出自陶渊明《饮酒》诗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句。当今吉安市南北长约218公里，东西宽约208公里，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该说法符合吉安市内的地理形势，且蕴含“因山得名，又因山而兴”的传统生态智慧。一说是因水得名。如北魏郦道元所编的《水经注》中引用《十三州志》的说法：“庐水，西出长沙安成县······东至庐陵入湖汉水。”安成即安福县旧名，湖汉水是赣江的别称，庐水又称泸水河，发源于武功山，经安福县流至吉安县，于今吉州区曲濑乡境内与禾河汇合，俗称禾泸水。泸水与赣水在吉安市神冈山麓处汇流，“庐”字表示与住房有关，“陵”字从阜从夌，阜是代表丘陵和小土山，夌是代表攀越，寓意是吉安人在庐水与赣水交汇处建房居住，蕴含“因江而兴，缘水而盛”之意。
固州古渡
当今吉安人更认同哪一种说法呢？倘若从表面看，任何地名只是一个普通的称谓，其实质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约定的地域语言符号，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水经注》成书时间更早，且与《诗经·小雅》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说法相契合，而吉安境内山地丘陵绵亘，河谷纵横，城市傍于庐水，整体地势是南高北低，东、西两面均为高耸山峦，向中间的赣江倾斜，犹如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东、南、西三面略高，北面则留有一个切口，中间是吉泰盆地，手掌上的纹路好比赣江为主线的密布河川，最终形成“一江赣水向北流”的独特形势。
白鹭洲鸟瞰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说：“庐陵，因庐水为名。”可见，后世人更倾向于“因水得名”的说法。的确，吉安市东西两侧的高山，犹如镇河神兽，静静伏卧于赣江岸边，凝视着滔滔北去的河水。而傍水而居的庐陵人，仿佛是依偎在母亲赣江怀抱里的孩子，一切如此静谧，一切又那么祥和，似乎亘古未变。
2、庐陵郡的建制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庐陵大地繁衍生息。2019年，江西省文物工作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者在吉水县乌江镇发现了史前环壕遗址——盆形地遗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永丰县尹家坪遗址发掘出来的石斧、石镞等文物，都将庐陵大地的人类活动推前至距今5000年左右。夏商时，庐陵属九州之一的扬州。1989年在新干县大洋洲发掘的商代大墓中1900余件精美文物，即是改写商周时期江南文明史的例证。周朝时，吴、越、楚三国先后将庐陵大地划入其版图。春秋时庐陵属吴国，战国时又先属越后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
翻检史料，“庐陵”最早得名于秦王赢政时期，那时仅为县名。万历版《吉安府志》卷1《郡纪》载：“秦始王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置安成县，属长沙郡。”意思是说，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派遣大将王翦攻克楚国，并获大胜，之后设立庐陵等三县，隶属于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康熙版《庐陵县志》中说：“自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之名，从此浮出历史的水面。
庐陵生态园亭榭
庐陵郡则是汉代至隋唐时的一个郡置，那时可谓疆域辽阔。其东面至今抚州市乐安县境，南面至南野，即赣县区至大余县一带，西面至新余、萍乡市地域，北面则将新淦县城设置在樟树市，后来才迁至金川镇。万历版《吉安府志》中又说：“庐陵自县为郡，以胜壤名天下，其间离合废兴，殆不知几变也。”例如，西汉王莽新政时，曾改豫章为九江郡，改庐陵县为植亭县，《汉书》中则写作桓亭县，于东汉建武元年（25）恢复庐陵县旧名。
3、设郡时间探析
当今学界对庐陵郡的设立时间，大致有四种说法。一说出自《水经注·赣水》，说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孙策立庐陵郡”。万历版《吉安府志》也认同此观点，说“初平二年，初置庐陵郡”。一说出自《后汉书·郡国志》，说东汉“兴平元年（194），孙策分立庐陵郡”，治所选在西昌县，即泰和古县城西面1.5公里处，辖西昌、石阳、吉阳、巴丘、南野（今赣州境内）等10县。一说出自《晋书·地理志总序》，说“献帝兴平中（194—195），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宋书》也认同此观点，说那时新设南安、邵阳、庐陵三郡。一说出自《资治通鉴》，说建安四年（199）“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广陵太守。时适僮芝病，孙辅遂进取庐陵”。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四种说法作简单分析。第一种说法即“献帝初平二年，孙策立庐陵郡”的观点，设郡时间虽为最早，且1985年县级吉安市所编写的《吉安市地名志》也认同该说法，但是，光绪版《吉安府志》中附有按语说：“初平二年，袁术使孙坚击刘表军，射杀之······四年，孙策狥豫章，太守华歆迎降，孙辅遂进取庐陵。事详《通鉴》。先是，丹阳人僮芝自署庐陵太守。”这段话不仅对设立庐陵郡的时间表示否定，而且对吴王孙策设立庐陵郡的说法也存有怀疑。府志按语的末尾处还下结论说：“是策未得豫章已有庐陵郡，非立自策也。”第二种说法即“兴平元年”设立庐陵郡的观点，2010年所编写的《吉安地区志》认同了此说法。因为《吉安地区志》的成书时间更晚，且是集地级吉安市之全力而编成，史料挖掘、分析论证等比《吉安市地名志》的编写更具权威性，于是当今学界普遍采用该说法。第三种说法即“兴平（年）中”的观点，毕竟是虚指，所描述的时间有一个跨度，年份并不具体；而第四种说法即“建安四年”的观点，不仅立郡时间更晚，而且与其他文献记载存在矛盾，所以学界很少采用第一、第三、第四种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自东汉末庐陵郡设立后，其西面、南面均曾设立与之并行的新郡。主要有：三国吴帝孙皓于宝鼎二年（267），在庐陵郡西面设有安成郡，治所选择在今安福县平都，析豫章郡的新喻、宜春二县，庐陵郡的平都、永新、广兴三县，长沙郡的安成、萍乡二县而设新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司马炎统一三国后，析庐陵郡南面的南野县设南康郡，且将庐陵郡治从泰和县迁徙于石阳县，县治先是选择峡江县巴丘，其后迁徙于吉水县固州村，再后迁址于当今吉安市区。南朝陈氏王朝时，又析庐陵郡的阳丰、高昌、兴平三县设吉阳郡，析新淦县的巴山设巴山郡，以郡建制的时间都不长。
4、“庐陵”郡名的退出
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平定南朝陈氏王朝后，废庐陵、安成二郡，改称为吉州，这是庐陵郡名的第一次退出，此后168年间“庐陵”“吉州”二地名至少有6次轮回变更。那年，隋文帝还把石阳县改称庐陵县，废巴山郡并入新淦县，又废安成郡改称为县，第二年废吉阳、兴平、阳丰三县，并入庐陵县，均隶属于吉州。“庐陵”作为郡名虽已废弃，改作县名却一直得到延续，辖地大致相当于当今吉安县、吉州区和青原区，直至民国三年（1914）改称吉安县才退出历史舞台，历时1324年。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以庐陵为名设县，始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首为郡名，始于东汉兴平元年（194）。首废郡名是隋开皇十年（590），最终废弃郡名是唐乾元元年（758）。以“庐陵”作为郡名实际历时约460年。就其管辖范围而言，历代均有变化，但核心区域一直是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大致相当于当今的吉安市辖境。尤其是自宋以来，庐陵之地就已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诗和远方，吸引着无数人共同探寻着它的美好，地方文献中也有“江南望郡”“金庐陵”“吉州福地”等盛誉，后世人则称赞为“人文渊薮之地，文章节义之邦”。
二、吉州
关于庐陵郡改称吉州的时间，万历《吉安府志》卷1《郡纪》载，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改庐陵郡为吉州”，该说法与隋开皇十年（590）改名之说要早一年，但经学界考证，万历府志所载时间有误。
关于“吉州”得名的缘由，宋代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中说：“隋平陈，置吉州。于今郡城西南筑小城，即旧州城是也，以界内吉阳水为郡名。仍改石阳为庐陵县。”表明吉州之名是因吉阳水而得名。另据明代郭子章编写的《郡县释名》载：“赣水下流与永丰江水合，曲折于滩洲间，状若‘吉’字。吉安、吉水皆由此名也，又曰‘吉文水’。”从这段话中可知吉阳水就是吉文水，是“吉州”“吉安”地名的最原始出处，寓意是“吉祥吉利”之州。
自隋开皇十年（590）庐陵郡改称吉州后，直至唐乾元元年（758）的168年间，这两个地名至少有6次轮回变更，具体情况是：隋大业三年（607），吉州更名为庐陵郡，管辖范围比此前有所扩大，辖领庐陵、泰和、安复和新淦四县。但据万历《吉安府志》卷1《郡纪》载，隋“大业十二年（616），复改吉州为庐陵郡”，改名时间相差9年。不久后，庐陵之地被割据势力、上饶人林士弘所占据，直到唐武德五年（622），朝廷军擒获林士弘，庐陵郡又改称吉州，辖境增至五县。武德八年（625），将吉州改回庐陵郡。唐显庆二年（657），“复改庐陵郡为吉州”。唐天宝元年（742），又改吉州为庐陵郡。乾元元年（758），庐陵郡改回吉州。此后，则没有再恢复“庐陵”郡名。《明一统志》中说：“隋废二郡，以庐陵县置吉州。大业初，复为庐陵郡。唐改吉州，天宝改庐陵郡。乾元初，复为吉州，属江南西道。”这段话侧面印证两个地名在那段时间的频繁变更，似乎也告诉读者，庐陵大地本来就是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记载着岁月的沧桑。
宋淳化三年（992），吉州改称为吉州军。州名虽未更改，却体现那时行政区划管理性质的细微变化。有宋一代，整个社会风气虽是重文轻武，但朝廷将部分州改称为“军”。如此建制，既包含隋唐时已有行政管理功能的沿袭，又增加了一定的军事管理职责。这里需注意的是，那年朝廷将新淦县从吉州划出，与新喻县、清江县增设临江军，即明清时的临江府，治所设在今樟树市临江镇。但是，共和国成立后又将新淦县划入吉安地区管辖，所以从全过程来看，将新淦县划入庐陵文化的范畴，应无不可，毕竟辉煌灿烂的庐陵文化给了我们共同的荣耀，足以让当代吉安人骄傲和自豪。
元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废吉州军事，置吉州路总管府，仍辖庐陵等八县。元贞元年（1295），改吉州路为吉安路，辖吉水、安福、泰和、永新四州、五县，这是“吉安”之名第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这里需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元朝廷因疆域辽阔，于是多次对地方行政区划及建制进行调整，如对部分“军”改称为“路”，实是为了“军民分治”，既体现对宋代“路”建制的继承，又彰显朝廷对州一级管理的加强，目的是将地方民政、财政、司法权集于总管府。第二，元至顺年间（1330—1333），朝廷析永新县地增设永宁县，即今井冈山、宁冈地域。第三，“吉州”作为一州之名，于隋开皇十年（590）登上历史舞台，此后168年间曾有6次变更，于唐乾元元年（758）让“庐陵”郡名永远退出，却于元元贞元年（1295）自己也退出舞台，实际历时约650年。
三、吉安
关于吉州路改称吉安路的时间，万历《吉安府志》卷1《郡纪》又载：“皇庆元年（1312），改吉州军为吉安路。”该记载比元元贞元年（1295）改名之说晚17年。但经学界考证，万历府志所载时间仍误。关于“吉安”的得名，缘于三国时吉安境内有吉阳、安成两郡，而元代时有吉水、安福两州，各取第一个字命名，且蕴含“吉泰民安”之意，以此表达吉安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盼，该地名一直在使用，至今已历时730年。
明洪武元年（1368），朝廷废除吉安路，改称吉安府，领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和永宁9县。“府”的行政区划虽最早出现于唐朝，却在明代首次实施省、府、县的地方区划规制，那时的“府”与当今的地级市相似，且已形成府、州各有直辖区域的格局，均需受制于省。嘉靖五年（1526），析新淦县原巴邱县故地，新设峡江县，县以镇名，隶属临江府。清初，沿袭明制。乾隆八年（1743），析永新、安福县地增设莲花厅，即今萍乡市莲花县的前身。那时吉安府辖9县1厅，直到清末。民国初，废吉安府改称为吉安道。应当说，民国时的“道”比明清二代的“道”，权力要大得多，已由省级派出机构转变为一级行政区划。那时，南方各省均已废除府、州的建制，实行省、县两级管理体制，即县直接归省管理，此中过程必然存在管理上的“扁平化”弊端，于是才有“道”的建制。
17世纪吉安城
光绪年间的吉安老城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改吉安道为吉安专区。1968年，改吉安专区为井冈山地区。1979年，改井冈山地区为吉安地区。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吉安地区，设立地级吉安市，且将宁冈县与井冈山市合并，组建新的县级井冈山市，撤销县级吉安市，中间以赣江为界，新设吉州、青原二区，共辖10县2区1市，至今未变。
关于吉安古城的建设，最早始于东晋咸康八年（342）。时任庐陵太守的孔伦将郡城迁徙于当今吉州区孔家湾一带，即市区人民广场北面的新世纪广场至原国税局大楼的南面一带，如今吉州区仍有孔家湾路即为例证。隋开皇十年（590）首称吉州后，新州城改建于今吉福路与吉州大道交汇处的赵公塘至青石街一带。唐天祐元年（904），吉水人彭玕被唐朝廷任命为吉州刺史，治理吉州20余年，颇有政声。他最显著的治绩之一是对吉州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始开历史上吉安城的繁荣局面。据《庐陵县志》载：“刺史彭玕广城池，周九里九十一步，东凭赣江，西、南、北浚濠，濠深三丈五尺，长一千四百七十一丈二尺。门五：南兴贤，西永丰，东迎恩、广丰，北嘉禾。门有楼，城有戌合。”如此规模，那时确算蔚为壮观之城。
关于吉安地区的文明教化，首开诗风者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即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襄阳人，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武后圣历元年（698），杜审言因坐事由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他来到吉安后，在今吉州区高峰坡一带创建“相山诗社”，崇尚文雅，优礼儒士，此后吉安诗风大兴，《序》中说：“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不久后，唐代名臣、书法家颜真卿因言事被贬，也来到吉州。颜真卿（709—784），字清臣，西安人，节义名臣。大历元年（765），他由刑部尚书贬为吉州司马，来吉安后广辟学舍，大兴斯文，致力倡学，“自此庐陵名声、文物卓为江表冠”。北宋以后，苏轼、黄庭坚等名士相继来吉，而本地又有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等“五忠一节”，相继为吉安大地植下诗书儒雅和忠义节烈的胚胎。清初郭景昌编《吉州人文纪略》说：“自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
中国进士文化园
结语
“庐陵”作为一个古郡名，的确早已沉淀于历史之中，遗留于各类史书里。但是，它能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签、一个至今仍然显赫的地名，首先应归功于一代文宗欧阳修。因六一先生在《醉翁亭记》中的推介，又有其独特而厚重的历史地理渊源，且始终洋溢着历史的、文化的、世界的自豪，最终成为一个天设地造的浪漫之词。
井冈红旗红
如今“庐陵”之名，不仅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符号，更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它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大门，承载着赣鄱大地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代吉安人为保留这个盛名，将家乡厚重的人文历史统称为庐陵文化，且以“文章节义”充盈其内核，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更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革命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庐陵大地又成功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孕育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井冈山精神，这是优秀地方文化与革命文化的有机组合，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既让当今的吉安人对家乡时刻充满自豪，又为庐陵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作者：杨巴金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