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一个只能赢的社会，人人都是输家

摘要：72岁的桑德尔受到了年轻学子们的热烈欢迎。在北大演讲现场，学生们拿着不同版本的《公正（Justice）》讲稿，准备演讲结束后找桑德尔签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拿《公正》练习英语，《公正》也成为这些对世界怀抱热忱和疑问的年轻人的哲学入门——作为全球最富盛名的哲学家

今年3月，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受邀来到北京，3天时间里，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了4场讲座。

72岁的桑德尔受到了年轻学子们的热烈欢迎。在北大演讲现场，学生们拿着不同版本的《公正（Justice）》讲稿，准备演讲结束后找桑德尔签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拿《公正》练习英语，《公正》也成为这些对世界怀抱热忱和疑问的年轻人的哲学入门——作为全球最富盛名的哲学家，桑德尔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政治哲学课程《公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2009年这门课公开上线，迅速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哲学入门课程之一。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桑德尔把这门课带去了世界更多地方。他和年轻人坐在罗马、首尔、里约热内卢的街头讨论自由与平等，也多次来到中国。他被媒体称作「哲学界的摇滚巨星」，演讲门票一票难求，甚至出租车司机都能和你聊上两句《公正》。

早年间，他讨论的问题多与金钱有关。那是一个关于全球化、市场崇拜和「卖肾换iPhone」的时代。但晚年桑德尔将目光投向对优绩主义的忧思，这种变化促使他写下《精英的傲慢》，美国梦破碎、全球化时代步入黄昏、西方政治分歧之下的撕裂与对立，桑德尔试图厘清纷繁冗杂的现实之下最为关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友好？」

桑德尔将矛头对准了全球化时代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精英主义。他认为，以「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为核心的择优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傲慢形式——它一方面鼓励人们相信成功全靠自己，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未能「赢」在起跑线的人缺乏真正的同理心。

最后一天的演讲间隙，《人物》在酒店会议室见到了西装革履的桑德尔。时隔8年再次来华，桑德尔看上去老了一些，头发接近全白，但一生视语言和思考为武器的桑德尔依旧敏锐，和他在哈佛课堂所呈现的状态一样，桑德尔善于提问和反问，一旦谈话者反应慢半拍，对话就很容易滑向他的主场——这大概也是所有和桑德尔对话的人的共同感受：与他聊天是一件费脑子的事，因为你一定要保持清醒、思考不停，想跟上他必须让大脑高速运转。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对话从年轻人的焦虑开始，逐渐延伸到教育公平、社会流动等命题。和早年间的挥斥方遒相比，桑德尔对当下的世界更多表露出自己的忧虑，他那些关于「重建公共生活」的论述听起来像遥不可及的理想主义。但随着谈话深入，这种「宏大」背后的现实关切渐渐展现：相比于提供某种「成功学式」的个人解法，桑德尔更关心的是，在一个日渐原子化的时代，公共意识如何在个体之间生长。

在桑德尔看来，哲学不只是对智识的追问，更是一种公共生活的练习，是将「我」的经验带入「我们」的空间，是在看似无解的矛盾中，寻找可能的连接方式。即便面对当下的失落与困惑，他也依然坚持在课堂、书籍和公共讲台上提出这些「老派」的问题。他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耐心引导人们在争论中找回彼此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主义的光辉始终高悬。

结束当天的演讲，桑德尔乘坐次日凌晨的飞机回国，这样才不会耽误他当天在哈佛的课程。隆隆的声誉之外，桑德尔始终珍视一位学者和老师的职责，他不想错过任何一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许多问题没有答案，但桑德尔享受思辨的乐趣，并始终真诚地相信，对话和思考，是人类绝不该放弃的本能。

以下为《人物》与桑德尔的对话——

人物=P

迈克尔·桑德尔=M

「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关于随机和好运的部分。」

P：距离上次你来中国已经过去8年，与之前的印象相比，对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新的观察和好奇吗？

M：2012年，我的《金钱不能买什么》刚刚在中国出版，当时一个新闻是中国有位年轻人「卖肾换iPhone」。那次，很多参加我讲座的中国学生都持有一种亲市场的态度，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更支持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确实让我感到惊讶。大概10-20年前，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追求GDP最大化增长的类似叙事，这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哲学。

但走过GDP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许都会想问，下一步怎么走？这个答案一度是市场，未来可能是科技吗？所以，这一次和学生们交流，我们聊到了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

当然，最近几年，经历过新冠疫情，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观察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似乎从无条件拥抱市场和技术慢慢转向了一种更具批判的视角，这确实是一种转变，也符合我对当下时代气候的认知。

但根据我这几天在北京的大学里和年轻人的交流，我会说，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活跃和投入，也愿意思考和参与辩论，这让我印象深刻。

P：《精英的傲慢》里，你讨论了优绩主义在现代社会营造的一种成功幻象。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名校广受欢迎的教授、标准的精英人士、优绩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你会想要揭示优绩主义营造的幻象？

M：在当代社会，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人们都会被教育说，「想要成功，就要靠自己努力」。而实现成功的「最佳路径」，似乎就是读大学、拿文凭，成为专业领域的精英。在中国和美国，上大学的通道分别是高考和SAT，所以我们自然也很看重成绩。

我自己也一度沉迷于分数的教育。那是我14岁上中学的时候，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把班级里的前一半座位分隔成「荣誉区」，用于每次测验后按这门课的绩点成绩（GPA）排座。在这种安排下，每次任何计分的测试成绩出来前（甚至随堂测试也算在内），这个老师会提前宣布座位变动，学生们一眼就能看出谁的数学最好，以及谁又考好了、谁又考砸了。

我的数学成绩不是最好的，有时我会坐在第5个座，有时会升到第2个。那时我很小，我以为学校就是靠这样的制度运转起来的：我的中学一共有两千多名学生，但我几乎自然而然地跟前30或40名的同学玩在一起——我们一起成为了优绩主义的既得利益者。

但好景不长，两年后，我们迎来了一位新的生物老师。他人有点怪，比如一次课堂小测时，他就没出任何题干，只是让我们写15个编号，然后自己想象题目，再判断对错。我和同学们都一脸懵，每个人都想得不一样，那怎么知道自己选择的「对错」是不是真的「对错」？有人继续问，说这个算进平时分吗？这位老师回答，当然算。

我想，在我当时逐渐沉迷优绩主义时，这位老师试图用这件事提醒我和同学们，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关于随机和好运的部分。写作《精英的傲慢》，也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意识到优绩主义背后被忽略的随机性。

迈克尔·桑德尔图源北京大学哲学系

P：现代人常常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受。2022年，你和项飙有过一次线上对谈，你们聊到了996文化，也聊到中国人「像蜂鸟一样」奋力拍打翅膀不停歇的一生。优绩主义和这种普遍受困的感受有何关联？

M：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大学的必经之路：高考和SAT。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两项考试人人都可以参加，也最大化保证了公平。某种程度上讲，标准化考试确实是比拼家世公平得多，过去一百年来，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也迅速推动了社会进步。

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也让「成功」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单一——上名牌大学几乎变成了唯一被认可的人生上升通道。在中国和美国，如果向上，就一定要参加高考或SAT考试，这是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

但这种标准化考试真的那么公平吗？我想，我们并不能忽视起跑线的巨大差异。在当下，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名校的人，往往来自资源丰富的家庭——他们有补习、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有父母的指导。

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拿哈佛大学来说，它确实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优厚的奖学金，甚至包吃包住。但现实是，每年的新生中，大多数仍然来自全美最富有的1%的家庭。再扩大一点，美国前一百多所大学中，有72%的学生来自收入水平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3%来自低收入家庭。

但当我们忽略上述背景，仅仅把高分取得的结果看作唯一的成功通道时，那些无法在这条道路上胜出的年轻人，自然会感到羞耻或挫败；哪怕是「成功」的人，也往往感到疲惫不堪——因为他们知道，下一场竞争随时会开始。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止尽的「竞争循环」，让人既不能停下来，也无法退后一步。

无论「赢家」还是「输家」，现在的年轻人都面对着过度的压力。这种沉重的压力也一定会损害他们的情感和精神健康。借由讨论优绩主义，我希望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也看清优绩主义如何营造出一种关于公平的幻象。

P：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很容易觉得，「既然总有人能通过努力取得成功，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人们很难完全拒绝优绩主义和竞争思维？

M：优绩主义看似是给我们打造了一架向上的梯子，谁都可以从低爬到高处，正如优绩主义也总能找到几个快速「逆袭」的个例来强化它的正当性：农村少年白手起家成为商业巨鳄、移民二代多年后在硅谷叱咤风云。我们被这些所谓的励志故事包围，进而产生一种幻觉：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开放的，只是我还不够努力。

但如果去仔细观察，这架梯子的每级之间相隔非常远，这让普通人攀登起来非常吃力。少数「逆袭」的图景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因此让更多人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孤独之中。

图源电影《蜂鸟》

「让梯子更合理，让每一级都更接近一些、更可达一些。」

P：根据你的推论，如果「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是一种幻象，那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M：当然不白费！首先，我完全不反对教育扩大化，也没有批评重视教育的政策和行为。我很认可这些年来人们把高等教育的门槛一再降低的努力，这很鼓舞人心。

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会的向上流动如同攀爬一架每级之间相隔很远的梯子。一定有少数人可以靠自己硬爬上去，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梯子好爬，它依旧不能让大多数人使用。

同样的，追求高等教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个前提，是「教育」这件事本身存在着巨大的价值。我所反对的，是把「上名校」当作解决所有矛盾的唯一方法。

P：可现实里，追求「上名校」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逆转的主流思维。你也是一位父亲，你如何应对优绩主义的影响？

M：我有两个孩子。我观察到越来越多家庭正在实践一种「直升机式育儿」——父母将几乎所有资源、时间和情感投入到为孩子的简历加分上，生怕落后半步。孩子和家长都被困在「不断赢」的赛道上，教育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价值。

在我们家，我和妻子当然也要求他们在学校要认真学习、表现良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试图让孩子们明白：你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就算将来考上名校，也不全是个人努力的功劳——你本身就拥有很多优势，还有很多和你一样优秀甚至更优秀的人。当然也离不开运气的因素。

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就能改变优绩主义多年积攒起的现状，这不是我们作为家长或学生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旦竞争体系固化，赢家和输家都被严格定义，那只要是合格的父母，都会鼓励孩子追寻成功。比起个人的意识和改变，我们缺乏的是一种集体的反应。

P：在你看来，优绩主义的解法并不落在个人？

M：走到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单靠个人努力或觉醒已不足以应对结构性的问题。

人们挤破头想要进入名校，但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其实在社会上，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才是大多数。在美国，大约有35%的公民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一些欧洲国家，这个比例可能还要更低。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某样东西，而这东西却被视为获得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值得反思。

再看那些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发现，「上名校」并不是他们那里唯一的人生道路；是否拥有大学文凭，也对一个人未来的收入和尊严没有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真正高流动性的社会，不是靠个人拼搏就能上去，而是整体结构更平整，梯子的每一级之间间距更小。

P：我们应当如何保证这种社会的高流动性？

M：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需要集体反思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成功」？资源该如何重新分配？社会分工的真正价值又是什么？我们不能只把年轻人扔进一个高压锅，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学习或工作12小时、14小时，甚至更久，仿佛这就是唯一的出路。必须想出更有尊严的替代方案。

北欧国家之所以还能维持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扎实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到住房、就业支持，提供了足够让人维持体面生活的底线保障。

简单来说，如果当前的路径是把个体塑造成「超人」，让其拼尽全力攀爬一架每一级距离遥远的阶梯，那我所倡导的，是让这架梯子变得更合理——让每一级都更接近一些、更可达一些。

图源电影《蜂鸟》

「『冷感』并不是解药，反而恰恰是病症的一部分。」

P：在《精英的傲慢》里，你提议将美国名牌大学录取的方式改为抽签制。这种说法引发了一些争议，抽签制是否能制造真正的公平？

M：大学录取抽签制是我提出对抗优绩主义的一种方案。早在上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一位资深招生官就曾说过，「有时你会有种心烦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所有的申请……你可以把这些申请文件扔下楼，随便拿起一千份，然后得到一届和仔细挑选后产生的一样好的学生。」

抽签制并不是说名牌大学要完全随机地录取学生。打个比方，每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可能有6万名，那学校先进行第一轮筛选，把和录取标准不符合的候选者筛选下去，这样能留下大部分的候选人，但哈佛每年的入学名额可能只有2000个。

在大家都合格的前提下，比较谁更成功很困难、更有不确定因素，所以，采取抽签选择最后的入选人反而最大程度保证了公平。简而言之，就是把合格申请人的文件夹扔下楼，拿起2000个，然后就此打住。

《精英的傲慢》

P：这是否太过随意，把年轻人的命运交给运气？

M：实际上，抽签制是把现行竞争体制中本就存在的运气因素直接显性化了。我们应该更坦率地承认运气在人生中的作用，被录取是幸运的，没被录取也不必沮丧。当然，我们讨论的前提是这个抽签制度能够公正执行，那些靠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属于腐败，不在讨论范围内。

在大学录取中采用抽签制，也许能重新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即便再努力、再勤奋，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获得成功。运气的好坏、他人的帮助，都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明白自己并非无所不能，才能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逊。如果说精英主义倾向于让我们越来越只关心自己，那谦卑则是一种在当代仍旧能放眼公共的品德。

P：「只关心自己」的危险是什么？这种利己主义是否也可以解释现代社会普遍流行的「冷感」？人们不再关注公共话题和事件，对彼此的境遇也很冷漠，这种思维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M：退回到纯粹的私人生活、对公共事务保持冷漠，确实是当下社会中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倾向。面对这种愈加功利的竞争环境，很多人会尝试用「冷感」来防御外部的分裂和压力。他们把门一关，选择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也不去碰那些复杂的问题。

但这种「冷感」并不是解药，反而恰恰是病症的一部分。这种回避也不能真正带来安全感，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会因此停止对个体的塑造和影响。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到的，久而久之，这种陷入追逐自身优绩、一心不闻窗外事的方式，会带来更深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再明白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除了不断「赢下去」，好像就没有别的答案了。

优绩主义更深远的危险就在这样一个社会层面：它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退回到了一种过于重视私人的生活里，进而把我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对社群的责任感慢慢侵蚀掉。正如我们所讲到的，如果一个人的「成功」被解释为全然来自自己的努力，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那些没能「成功」的人？他们不成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吗？进一步推导，那弱势群体就变成了「不值得同情」的对象。这种思维会不断压缩公共关怀的空间，使我们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也不再愿意为集体的福祉承担责任。

P：你在《精英的傲慢》序言写，最开始写作的原因，是你想要解释当下的极化思潮，你认为优绩主义和社会撕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M：这种撕裂是优绩作为单一衡量标准的后果。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少数乘着全球化和优绩主义顺风车的人，进入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并逐渐脱离了对附近、社区和国家的基本依赖。他们的经济前景与认同感，也不再系于身边的社群。而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多数被全球化遗落在后，他们缺乏尊严感和存在感，也因此会产生愤怒、不满，甚至被民粹主义所吸引。一旦反精英的声音被引导、聚拢在一起，那这场对精英的围猎自然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才短暂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依赖有多么深：没有医护人员，我们无法战胜病毒；没有超市员工、快递员和外卖员，城市无法运转。那段时间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社会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成功者组成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的人组成的共同体。「我们都在一起」是美国当时喊出的口号，意思也是让大家学会去尊重承担不同社会分工的他人。

P：如何让口号落实到行动之中？

M：给予尊重和肯定固然重要，但这仅仅是第一部分。如果整个社会真心认可他们的贡献，那自然也要给予他们劳动之后应得的回报，对贡献的认可和经济上的认可不是一回事，但都是应该同步进行的。如果只是口头上喊尊重，那就有些过于居高临下，也显得虚伪，就像「在一起」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临时口号的层面，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更持久、也更具黏性的团结。

图源电影《蜂鸟》

「人类生存境遇的改变，始终与公共生活的建设息息相关。」

P：很多问题还仍待解决的当下，不同主张的人应该如何找寻彼此？怎么才能走向你所描述的更持久的团结？

M：你一直想要把我拉回个人的维度（笑）。但我理解，我所说的，也正是一种从个人开始的思考，比如你会注意到，我去做讲座，一定会采用互动式的讲授方式。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年轻人依旧抱有讨论的热情，我由衷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保持对话、培养一种作为公民的素质，本就应该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鼓励年轻人都积极参与，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与立场相异的人进行来回辩论——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像这几天我在大学的讲座一样，大家说得有来有回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这种对话的练习，本身就是一种公民素养的训练。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新定义有尊严的工作，振兴公共话语，让人们再次学会倾听、讨论和共处。这是能缓解乃至治愈社会分裂的方式，而不是鼓励冷漠或退回私人生活。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分裂愈演愈烈的苗头，所以我们才更应该积极推动道德和公民教育，鼓励对话、讨论、辩论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这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前提。

P：完善福利制度、实行抽签制、回到公共生活、重申多元价值，这些听起来都是很明确的改进意见。但过去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是观察到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你的很多反思和警告，都失败了？

M：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想想几个世纪前，人们的命运完全由出身决定——封建时代的世袭贵族制度，显然比现在更不公平。而就在这几百年间，人类创造了惊人的改变：越来越少人认为出身就能决定一生。我们正在逐步摆脱等级制度，向更平等的社会迈进，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如今，我们通过考试竞争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所有人都能参加高考、申请大学，这确实实现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机会平等」并不等于真正的平等。在偏远地区，孩子们可能连合格的老师都见不到，更别说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和一线城市孩子的起跑线天差地别，所谓的「机会」从何谈起？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更公平的条件，这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争取的。

P：从这个层面而言，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M：我想，我会区分乐观（optimism）和希望（hope）。

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四周，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政治。说实话，在我的国家的当下，我们很难乐观起来。但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也必须建立这种希望，我们总要发掘出另一种路径，而不是被政客们推行的那套理念牵着走。

包括最近关于AI是否会让人类失业的讨论，我想，在当下，也许我们也要重新发现工作的意义。技术是中性的，也不是问题的核心，比如AI的应用方式可不只是抢夺现有的人类岗位，它或许也能创造更多和AI相关的岗位。所以，谁能决定、如何决定技术创新的应用方向才是根源所在。你会觉得我过于乐观吗？

P：我想，我们也许需要时间。

M：是的，我们确实需要时间。要注意，我们也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些。培养公共对话、建设公共生活，始终是人类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

1968年，就在被刺杀的前夕，马丁·路德·金当时是要去田纳西州支持非裔美国人垃圾收集员举行的罢工。他当时所做的也是重申看似可有可无的「回收垃圾」这项工作的价值，如果没人及时回收，那垃圾就会传播疾病，然后席卷一个街区甚至城市。在那个年代，马丁·路德·金就在呼吁回收垃圾和其他任何工作同样重要。

人类生存境遇的改变，始终与这种公共生活的建设息息相关。这种对公共利益的关切，是我一直强调的公共的美德，而不是个人的德行。对公共福祉和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在人类社会已经传承了很久，在古希腊、在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种美德一直存在，那么到了现代，在技术和政治不断打散我们的当下，我们更不应该失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