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原来在党的江苏省委农委工作，1932年秋，由于叛徒陈资平窜到上海，破坏我党，我不能再在上海活动了。同年10月，党中央调我离开省委。在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后，决定派我前往川陕工作。
五、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岁月
西上川陕
我原来在党的江苏省委农委工作，1932年秋，由于叛徒陈资平窜到上海，破坏我党，我不能再在上海活动了。同年10月，党中央调我离开省委。在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后，决定派我前往川陕工作。
1933年2月3日，我化装成商人，随党中央交通员(当时党的陕北特委派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崔逢运同志，取道西安，尔后转道去川陕。
临行前，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是:到西安，协同陕西省委研究有关陕北问题后，再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到，接受分配工作。
并要我把用药水密印在几部旧小说页背面的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的文件和党中央的其它文件，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还约定，我途中化名“王大舜”与中央联系，以防途中万一发生不幸，一提王大舜，中央便知道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当时被称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上海，远走内地。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安全到达，我针对多种可能性做了准备。当我越过了上海北站、南京浦口轮渡和徐州车站等险地(这些都是我过去经常活动的地方)之后，火车再驰过河南的归德(商丘)车站，精神才放松下来。
当时，正值日寇疯狂侵略我国的严重时期，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动方针,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到处横征暴敛，战灾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火车每逢到站，饥民便蜂涌扒车，离乡逃命。我在与乘客攀谈中，听到人们在议论贩卖人口的“行情”。据说，陕西连年大旱，国民党奇政如虎，人民为了活命，卖妻女的很多。岐山县周那个地方很穷，妇女人品好，身价低，家里养不活。有些妇女，只要别人给她吃的，她就会跟着走，人贩子都到那里去。听了心里实在难受，同时也意识到，革命的客观条件正在迅速发展。
当年，陇海铁路刚通到潼关，去西安要乘汽车，都由宪兵押送。我们在潼关下了火车，到一家饭店坐下，在这里遇到一名宪兵，碰巧第二天正是他押车。我看了老崔一眼，就主动和宪兵揩话，交起朋友来，我们请他吸烟，同桌吃饭不要他会账。这个宪兵连声说:“二位真够朋友”，答应由他替我们买车票。次日天一亮，他就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汽车在渭南过夜，凡事都由我们招待。这次交朋友，竟给我们到西安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车到西安站，一群宪兵围了上来，守住车门，翻检客人行李，如临大敌。押车的那位宪兵朋友，熟练地提上我们的行李箱子， 大声吆喝道:“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径直带我们出了车站。他还帮助雇来黄包车，指了路，把我们送走了。
初到古都长安，老崔带我去逛东关农民卖破烂的市场(当地俗称“鬼市”)。广场上，到处杂乱地堆满了拆下的房料，有门、窗、板、柱和破烂的家具、牛车等等，物主抢着向行人叫卖，讨饭的人很多。这又一次加深了我对西北革命形势的印象。
交通员把我领到党的陕西省委秘密联络处一“西北文化日报”社的社长宋绮云同志(即小萝卜头的父亲)处。他曾任过我党江苏邳县县委委员，是杨虎城将军驻军安徽阜阳时的老友，后来当了杨的秘书。接着，经过当时任杨军警卫团副官的我党省委内部交通员史维然同志，领我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省委书记贾洪光(即贾拓夫)和省委委员张德生、省军委负责人汪峰等同志。
我参加了省委的会议，转达了党中央的委托，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军事情况，陕北游击运动和工作等问题。
我办完了党中央委托的一些事情，就决定离西安去陕南了。
离西安时，我用约定的化名(王大舜)通过陕西省委，转给中央一扮报告，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
我的报告原文如下(根据中央档案馆存藏的历史资料):
中央
我二月七日到西安，已寄了一次信给你们。各项问题已解决完毕，定十九日离开西安。预计十天后到汉中，一月后可到苏区。各项问题的解决，陕北代表团及西安省委都要有详细报告。各项材料，你们将来也可看到，现在仅简单地报告如下。同时，有几个问题也要你们迅速解决。
一、陕北问题:
A.召集代表团谈了两次话，开了一次会议，计论了十二次全会决议，估计到陕北的形势，指出过去陕北党富农路线领导的错误，决定了特交陕北的几个具体工作。
领导春荒斗争，改造陕北游击队，开展游击，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榆林、米脂、绥德、肤施四大城市和石油、谋矿、盐工中的工作。加紧反日运动。进行征收党员和改造特委及各县、区委。详见陕北工作决议。我起草，由省委审查。
B.由陕西调二人去，一任特委，一到游击队。崔绍山仍旧回去，过去书记赵(注:即赵伯平同志)留陕西。我们还觉得这几个人太弱，望中央派一得力干部赴该处主持，陕西现在调不出人来。
C.经费R题。这次他们共计四人，回去路费要50 x4=200元。此地无法想，要你们火速寄来，始能成行。
二、武都问题:
A.崔去无作用。决由省委调四人去，中一人主持，一在军队干过，精神还好。我已与两人谈过话。
B.靖大康等半月前已西去，我已去了一封信。
C.派去四个人，一月内可以动身。
三、陕西白军工作:
A.经过一次讨论，内容见决议。
B.报告马上可寄来。
C.陕西宋哲元部队近将北开，同志写信来，望中央迅速派人去。河南、洛宁的组织，很急地要领导去。
四、我的行踪:
我感到已无去武都必要，决计由汉中南行。到了汉中，对红二十九军及那边的军事工作，要帮助陕西省委共同解决，那时再写报告给你们。
大舜
二月十八日
我去汉中前，陕西省委托我，到了汉南特委，参加他们讨论建立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并派巡视员杜润之同志和一位交通员带路(因我身带重要文件)。为了应付旅途盘间，省委通过西安一家金店的社会关系，说我是该店去汉中收账的。这个安排和我当时的行装、身份相符的，因为我那时穿着还是不错的。
2月19日，我们离开西安，乘汽车西行。沿途寒风凛冽，黄沙遍地，更真切地看到了陕西大旱多年后，关中农村的荒凉景象。汽车停处，许多衣着破烂的男女农民拦路要钱。我们进饭店吃饭时，要饭的人很多，有的竟伸手前来拿饼抓饭，我们只好让也们尽情抓去了吃。
傍晚，车到风翔，当天正是春节元宵。润之安排住处，我便向城内闹市逛去，想看看当地风俗。忽见迎面来了一伙人，头里一人拿着个大手电筒，手电光向我射来。我不便后退，硬着头皮走过去。谁知一碰面，原来是1928年和我同狱的“通师”同学丁介禾。他领我进了饭店，说他现在担任济阳县的县长，这次是到风翔来办公事的。他问我到西北何干?我说到兰州邓宝珊处找事干的。他怕我旅途困难，送我几十元做盘缠。正好，第二天我们便花钱雇了一乘滑杆，三人轮流乘坐。这样，不仅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也增加了一层保护，那时在人们眼里，那里有共产党会坐滑杆的呢。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宝鸡住下。次日早晨南行到益门镇，一块大石碑上赫然写着“益州古道”四个大字。当时还未通公路，只看到路旁石上涂着公路局准备修筑公路划定的红色标记。
一进南山(即秦岭)，景色大变，到处是苍松翠柏、青枝绿叶，流水潺潺。与山北寒沙扑面的景象迥然不同，越走越觉新鲜，处处感到祖国壮丽山河的可爱。沿途，居民头裹白布，口吐川音，路上卖吃的多了，有醪槽、有麻花、有菜豆腐等，讨饭的也不少。
山路初上时较平缓。溪水畅流的山沟上，都架有木屋，其中安有水雄、水磨，还有提水上山的“筒车”，体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真是大开眼界。走近悬崖陡壁时，只见石壁上凿孔、架木、铺板，形成架空通道。据说，这就是古代留下的栈道。真是山险挡不住人们的进路!步行其上，顿生奇趣，想起幼年读唐人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现在比那时好走多了。今昔条件各异，实有不同感受。
我们每天晨起赶路，尽情领略山镇景色。当感到凉意时，总引起古人所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遐想。过了草梁骚、黄牛铺、红花铺，逐渐接近了古凤州城。
通过凤州城，是我秦岭之行的一次冒险。当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追击红四方面军无结果，转开天水，这天正在凤县过夜。
凤县城居山腰，城门哨兵横枪吆喝:“干啥的?”我躺在滑杆上，满不在乎地说:“西安金店去汉中收账的。”说着，我便从滑杆上下来，给哨兵和带岗的都递了纸烟，他们的口气就缓和多了。
我听他们是安徽口音，就说自己是宿县临涣集的人。哨兵楞了一下，说:“那咱们是老乡。乡情是当时最能拨动白军士兵心弦的，那时白军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你背迫击炮，我背机关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寒暄了几句，他说:“你幸亏遇到了我们，不然住的地方都没有，全住满了。”为了照顾“老乡”，他把我们带到他们营长小厨房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这样好处很大，吃饭用不着去找饭店，饭是现成的，菜也是现成的。所以说，这几根纸烟一递，老乡一认，方便很大。第二天一早，他们向天水方向开拔，我们也赶路了。过了凤县的南天门，我们的心情舒畅多了。
最使我至今向往的，是留坝张良庙的胜景。我到那里，进庙参观了汉代伟大战略家张良的塑像和有关他的生平碑记。在庙外纵目四望:松拍飞鸟凌空，红墙碧瓦辉映，深溪怪石峋嶙。更觉山川云树处处宜人。
再往前行，就到了褒城北面的七盘关。但见关山苍郁，奇峰入云。登关南望，汉江似练，巴山如屏，川陕根据地的红旗仿佛摺熠可见了。
到了汉中，润之同志向汉南特委书记孟芳周同志转达了陕西省委的委托，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建设红二十九军的工作问题。耽搁了一两天，我决定随孟芳周、杜润之同志道到西乡马儿岩红二十九军军部去。
红二十九军是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驻西乡后，指示共产党员陈浅伦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的“神团”、王国民等人的民团，改编为川陕边区游击队。12月25日，成立了马儿岩苏维埃政府。汉南特委1932年2月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随即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政委，军部驻马儿岩。1月中旬，陈浅伦带领十余人到川北通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请示正式建军问题。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军长兼政委，并补充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回到了马儿岩。
我从汉中出发，骑上驴马店出租的马，直奔城固，在西乡私渡河桥西，离马儿岩军部不远的地方，遇到一位老大娘。他用手向东一指，对我们说:“那边有杨虎的队伍，去不得。”(当地农 民称杨虎城为 “杨虎”。)另外我们走了一条向南的山沟小路。我们顺这条小路走去，很快便到了马儿岩。我在路上问这位老大娘，为什么叫我们走这条路。她说这条路好走。我问:“你有儿子 吗?”她说有儿子。“你的儿子干什么?”她说:“在干红军，这条路就是到我儿子那里去的。”这位老大娘实际上是为我们红军放哨的。
我在红二十九军军部， 同陈浅伦、孟芳周、李良、杜润之等同志，研究了有关二十九军初建后活动的情况、整顿部队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尔后，由军部派了一个排护送我入川。据说，从这里到川北两河口，道路险峻，上七十，下七十，山上又七十，要走210里山路才能到达。
我们从马儿岩出发.经过八海坪、天池寺、牌坊洞、大河坝、高洞子、楼方坪，再往前走就到了川北通江县的曲江洞。这个铜，原来是土匪头子王三春的老窝。红军赶走了土匪后，就把洞作为川陕保卫局关押案犯的地方。当时，保卫局副局长丁武选同志在那里工作。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洞子，洞分两层，一层押犯人，一层住部队，洞子又长又大，吃水也方便。
出了曲江洞再南行，经核桃树，就到了两河口。我在那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他在清剿曲江洞的王三春土匪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带领一支红军，对盘踞曲江洞的土匪发动政治攻势，宣传红军的强大和剿匪政策，没有开枪，土扯就投诚了.消除了附近多年来的匪患。
我们又南行两、三天，经过泥溪场，于1933年3月18日到达通江。从2月初离沪西行，至今天碰巧一个半月，车行、步行总程四千余里，越过秦岭、巴山，参加了陕北、陕南工作研究，途中见闻，增长了很多知识，安全到达目的地，完成了党中央的委托，心情是很愉快的。
通江是川陕边界重镇之一，当时是ill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
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都驻在这里。
我们兴奋地看到，在红军解放了的土地上，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不少农民给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抬猪送匾，鸣炮唱歌，都说共产党好，红军好，工农政府好。我们刚入苏区，就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实在兴奋。
我到通江时，和上海老友、方面军总参谋长曾中生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见了面，彼此都很高兴。当我谈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战绩时，曾中生同志说他正准备总结方面军的军事斗争经验。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反击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张国蠢、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人都在南江县的两河口前线，指挥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反击。于是，我又赶到南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递交了党中央要我带来的文件。
同时，汇报了我在映西省委和汉南特委所了解的敌我情况、研究的问题以及陕南红二十九军的要求。然后，总部领导正式派我到二十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让我率领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的一一个排(记得是三十七支驳壳枪)，连同原来护送入川的一个排，配齐武器，迅速返回陕南红二十九军，开展游击运动，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当我率领两个排由通江返回马儿岩时，就得到当地群众报告说:混进革命队伍的原“神团”首领张正万已经叛变，红二十九军领导机关遭到他的袭击，主要负责千部陈浅伦、李良、孟芳周、 陈子文、杜润之等40多人壮烈牺牲，许多战士失散。“神 团”反动首领叛变得逞，红二十九军遭受惨重损失，是过去特委领导工作中只顾发展，忽视巩固，会前缺乏必要的安全准备工作的结果。对二十九军初创时收编的“神团”武装，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造和消化，不少人缺乏警惕，让他们住在军部附近，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同时，又将当地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可靠部队派往远处活动，会址附近的群众又发动不充分，以致事变突然发生时，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援救，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了解情况后，立即着手寻找失散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那时的团政委是杜义德同志)的配合下，找回了120多人，同我带回的两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斗争，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到五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大捷中，粉碎了田颂尧的围攻。我即奉命回川陕省委工作，红二十九军余部亦编进了红四方面军。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