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解放军大军压境，而当时的市长杨森却依旧端坐城中，手握数万兵马，态度暧昧，成了局势中的关键人物。

1949年的冬天，一场关系到西南战局走向的博弈，在重庆悄然上演。

彼时，解放军大军压境，而当时的市长杨森却依旧端坐城中，手握数万兵马，态度暧昧，成了局势中的关键人物。

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亲自出马，试图劝说这位久经沙场的四川军阀弃暗投明，却遭到一句令人咋舌的回应：“拿三千根金条来了再说。”

那么，杨森是出于什么心理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又是否如愿？

1949年秋，彼时已是解放战争的尾声，而重庆街头，人人都在打听一个消息：解放军是不是要进来了？

与此同时，远在重庆林园山洞别墅中的蒋介石，正召集他的心腹将领连夜开会。

这些天，他接连收到坏消息：贵州守军节节败退，川东防线漏洞百出，就连一向以强悍著称的宋希濂部，也如纸糊一般土崩瓦解。

原本部署在湘黔边界的二十万大军，更是不到一个月，竟退得七零八落，狼狈至极。

蒋介石震怒之余，更多的是不安，他曾自信地认为，川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会成为我军的主攻方向，可对手不仅选中了这条最难走的路，还走得格外迅猛、格外精准。

于是，为应对日益逼近的危局，他火速任命重庆市长杨森为警备总司令，调遣胡宗南的部队增援重庆，并命罗广文兵团扼守南川、綦江一线。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布置大多停留在纸面上——调动迟缓、命令消极、部队之间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

胡宗南心中自有算盘，他心知肚明，这一仗若真打到重庆，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他多次推托，不愿将自己引以为傲的第一军真正投入火线，只象征性地派出两个团。

他甚至还特意安排他们在重庆闹市区列队行军，制造“援军云集”的假象，试图掩盖实际兵力的空虚。

与此同时，罗广文的兵团也在南线忙于调动，连续数十日的徒步行军，使得官兵疲惫不堪，还未上战场，就已非战斗减员大半。

他手下的将领多有怨言，有人干脆拒绝执行调防命令，擅自留守达县。

罗广文无奈之下，只能带着残余部队死守南川，可当白马山失守的消息传来，他便立刻弃守南川，仓皇撤回重庆。

这一次仓促的撤退，不仅让整座山城首次真正暴露在了解放军的火力范围内，也让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

他勃然大怒，连打三个电话追责罗广文，蒋经国急忙劝解父亲，生怕再逼下去，罗广文会效仿东北旧将，干脆起义了事。

而山城的氛围，也随局势的恶化日渐紧张，警察与宪兵开始严查出城通行证，重庆商会纷纷将黄金、珠宝私运出市，码头上的夜船每日满载离城的富商权贵。

另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毛人凤也悄然启动了代号“焦土”的破坏计划。

重庆的发电厂、兵工厂、广播台、仓库，甚至医院和学校，都被贴上编号，标记为“必要时刻必须炸毁”的目标。

三百吨TNT悄然分发下去，埋进城内要道，整个城市仿佛一座即将被引爆的火药桶，只等一个信号。

在这样的山雨欲来之中，作为重庆卫戍主力的杨森，成了所有人注视的焦点。

从表面看，杨森仍旧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凡事言听计从；但实际上，他早已在心中盘算起了另一套算盘。

他不是不知道局势的严峻，也不是不明白“解放”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太过老道，老道到不愿轻易押上自己几十年的荣辱与性命去做一个赌徒。

因此，与其说杨森惧战，不如说他惜命，他太了解这座城市的地形，也太清楚手中那支“杨家军”的真实战力。

这支以亲信编织而成的部队，在抗战初期或许还有一战之勇，如今却早已失去血性。

多年来龟缩在四川境内，打仗的本事没见涨，吃空饷的手段倒是层出不穷，他若真让这支军队上阵迎敌，那无异于送人去填解放军的枪口。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拖字诀，对上，他对蒋介石百般顺从，凡是来电命令，皆表示“照办”，但真正执行时却拖三拉四。

他明面上部署紧密、军容整齐，暗地里却早已调走主力，只留下空架子给人看，这样的两面手法，在政坛浸淫多年的蒋介石也看得出来，却又奈何不得。

对下，他更是玩得滴水不漏，对部属，他告诫要“服从命令，坚守岗位”，实际上私下却让他们“能退则退，不必强守”。

他深知，这帮人跟了他多年，靠的是感情和利益维系，若真动起刀枪，不但守不住重庆，恐怕还会临阵反水。

于是，他让自己的亲信部队悄然撤往市郊，将主力调往靠近川西方向的几个交通要道上。

而他自己，也早早为“变化”作准备，与此同时，地下党多次派人与他接洽，他从不拒绝，也从不答应。

1949年冬，主将刘伯承与邓小平，二人率第二野战军一路挥师南下，目的不仅是兵临城下，更是以静制动，破城于无声。

因为重庆是西南重镇，若能不战而得之，不仅可保城市完好，也能避免无谓的生灵涂炭，于是，策反，成了这场攻城战中的关键棋子，而杨森就是被策反中的一员。

杨森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刘伯承的视线中，早年北伐，朱德与陈毅都曾在其部下任职，彼时他们曾同袍共战，虽因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彼此间的情分与了解依旧留存。

刘伯承深知，杨森不是忠诚于蒋家王朝的人，他忠于的，是自己这一身老骨头的荣华富贵。他一生狡猾多变，谁强就靠谁，谁给好处就听谁，这个人的价值观早已用金银衡量，要劝降他，不可动之以情，只能利之以势。

于是，一张密而不露的关系网开始在山城铺开，首先出面的是鲜英，这位与杨森有姻亲关系的文士。

刘伯承亲自嘱托鲜英前往府上，以亲情作引、局势为喻，劝杨森顺势而为。

但杨森却并未动容，只是回复到自己看得清局势，但要走哪步，还得看值不值得，言下之意，听劝不是不行，得看你给我什么价码。

鲜英识趣，未再多言，只留下话头：“刘司令诚意满满，不愿山城毁于一旦，若你真能护住百姓平安，定会铭记于心。”

不仅如此，重庆商界也开始发力，市商会会长蔡鹤年主动登门，手里拿着的是刘邓写给杨森的一封亲笔信。

信中字句诚恳，并未使用任何命令式语气，只是陈述一个事实：“长江以东已无险可守，兵临重庆只是时间问题，君若弃暗投明，不但保全城池，也能保自身清白。”

杨森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随手搁在案上，他知道，对方不是空口白话，而是既有军力，也有策略。

他更知道，城破之后若不归顺，等待他的不是俘虏的耻辱，就是被当成反动余孽清算的结局。

但他仍不肯轻易点头，他需要的是“筹码”——一个能让他走得漂亮、退得安全的承诺，于是他开始有意释放信号，派心腹私下与重庆地下党接触，打听红方是否愿意“开价”。

地下党洞察其意，却并不急于答应，而是让他看清现实：重庆如今只剩空架，蒋介石和胡宗南各有各的打算，没人真准备守城，你若愿起义，就是功劳一件；你若继续摇摆，山城一破，第一个清算的就是你！

就在双方暗中角力之时，刘伯承做出一个决定：再抬一次筹码。

他亲自请鲜英转话——只要杨森承诺放弃抵抗，不参与破坏计划，并在关键时刻配合接管工作，可保其家族平安、财产不清算，甚至未来可在新政权中担任顾问之职。

鲜英把话带回去后，杨森不是没有心动，只是还不放心，因此，他斟酌再三，丢出一句让人咋舌的话：“要保重庆不被破坏，也得讲点诚意，三千根金条，不多不少。”

这是一句试探，更是一种勒索，刘伯承听后勃然变色：“他这是谈筹码，不是谈立场！”

可转念一想，若真逼急了对方，那三百吨炸药一旦引爆，整座重庆便会化作焦土，数十万百姓葬身火海，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鲜英和蔡鹤年奉命再次上门，送去了五千银元，只说：“余款难筹，需时再议。”实则已无后续之意。

此举虽未完全买通杨森，却已稳住他不敢轻举妄动，而就在几日后，解放军强势逼近重庆外围，杨森再度沉默。

他明白，此时若再强作抵抗，不但拿不到金条，反倒连命也难保。

与此同时，他继续配合毛人凤的“城市破坏计划”，九大工厂、三座电站、两处机场，每一个目标他都签过字，每一份爆破草图都经他审阅。

他一边向刘伯承保证“会保城市安全”，一边暗中调配特务部队加紧布防，可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双面交易，他既想从共产党手中捞钱，又不愿对蒋介石“失忠”。

刘伯承当然识破了他的两面三刀，却仍然咬牙隐忍，他知道，只要杨森在明面上不乱来，地下党就能争取到更多主动。

他还命人四处传言：只要杨森不主动抵抗、不破坏城市，战后定不追责。

这些话像一张无形的保单，传进杨森耳朵里，虽不完全相信，却也让他暂时收手。

他把话语中的“合作”换成了“中立”，把计划中的“破坏”拖延到“观察”，他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没放下。

而就在这僵持不下的几日里，渣滓洞、白公馆的枪声却已经响起，毛人凤不等命令，直接下令屠杀关押的进步人士。

三天之内，数百条鲜活生命被枪决在地牢与山洞之间，子弹、刺刀、绞索，冷酷地收割了那些早已无力反抗的身影。

杨森知道，却闭口不言，也用一句“我管不了”，便将所有的血债一推了之。

他从未真正想保护这座城，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命、自己的钱、自己的家族，至于百姓的死活、城市的存毁，他不关心，也不负责。

最终，杨森没有放火，也没有迎敌，他带着金银细软悄然撤离，与此同时，杨森也注定在历史上留下注定不光彩的一笔。

同年12月，他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最终于1977年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

来源：法之生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