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4年，朝鲜摄影师李成浩按下快门，定格了平壤街头的“黄金时代”——捷克产的无轨电车穿梭在凯旋门大道，苏联伏尔加轿车载着外交官驶过金日成广场，中国捐赠的解放牌卡车满载货物鸣笛而过。那时的平壤，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汽车博览会”。

1990年代：平壤街头曾是世界“顶流”

1994年，朝鲜摄影师李成浩按下快门，定格了平壤街头的“黄金时代”——捷克产的无轨电车穿梭在凯旋门大道，苏联伏尔加轿车载着外交官驶过金日成广场，中国捐赠的解放牌卡车满载货物鸣笛而过。那时的平壤，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汽车博览会”。

“我们引以为豪！”70岁的退休司机朴永哲回忆，他年轻时开过东德产的依发卡车，车头挂着金日成肖像，车尾贴着“千里马精神”标语。“汽油随便加，路上一小时见不到10辆车，开车比骑自行车还自在。”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经济封锁，朝鲜的汽车工业一夜冰封。2000年初，平壤街头的车流肉眼可见地变少——伏尔加轿车因零件断供成了废铁，捷克电车锈迹斑斑，汽油黑市价格暴涨百倍。朴永哲的最后一趟运输任务，是开着烧木炭的卡车，把援助面粉从港口运到孤儿院。“车斗里飘着木炭灰，面粉袋都染黑了，孩子们却像过年一样欢呼。”

2010年代：中国二手车“统治”平壤

2013年春天，平壤光复大街突然冒出一批“神秘新车”——比亚迪F3、中华骏捷、长城皮卡，清一色挂着“和平汽车”的鸽子标。这些中国淘汰的二手车，经丹东口岸翻新后，成了朝鲜的“顶流座驾”。

“方向盘在右，车牌在左，交警都看懵了！”出租车司机金明浩笑着回忆。他花全家积蓄买下一辆二手比亚迪，车头贴着金正恩视察汽车厂的宣传画，计价器却是手摇的——起步价2美元，外国游客按“外汇价”收10美元。最魔幻的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12元人民币，而普通工人月薪仅300元。“加满一箱油，等于吃掉全家半个月口粮。”金明浩说，他常偷偷往油箱兑豆油，“车跑起来一股炒菜味，但能省一半油钱。”

这一时期，平壤街头还出现了“贴标豪车”。一辆老款奔驰S600被换上“口哨牌”（朝鲜自主品牌），车标用螺丝钉硬拧上去；翻新的雷克萨斯LX570涂成军绿色，成了高官专车。最离谱的是2017年的一场交通事故——一辆“国产”吉普车撞上电线杆，围观群众发现发动机盖上竟刻着“一汽奔腾”的拼音。

2019年寒冬，我站在平壤地铁荣光站出口，看着一辆捷克产T3电车缓缓进站。这辆1970年代进口的“老古董”，车顶电线噼啪作响，车窗用胶带补着裂缝，座椅的海绵从人造革里钻出来。乘客大多是老人，他们熟练地把菜篮卡在座椅缝隙，仿佛这辆车从未老去。

“它比我爷爷年纪还大！”00后大学生李秀妍告诉我，平壤人早已和这些“活化石”达成默契：电车半路抛锚，全车人下车推着走；车门关不上，就用麻绳捆住；没有报站广播，老乘客靠数路灯判断位置。最令人动容的是2021年的一场大雪——电车卡在坡道上，路过的军人、学生、主妇自发组成人链，硬是用肩膀把车顶到坡顶。“那天所有人的棉衣都结冰了，但车厢里有人在唱《祖国的怀抱最温暖》。”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车悄然渗透。我在金日成大学门口拍到一辆比亚迪电动巴士，车身上印着“自力更生”标语，充电口却用中文标注“紧急断电按钮”。平壤某机关司机透露：“电池是从丹东拆车场论斤买的，充电桩是拿微波炉变压器改的。”

女交警：三十年的“街头玫瑰”

在平壤，女交警的制服就是一部微缩编年史——

1990年代：橄榄绿军装、白手套、铜哨子，指挥台是木箱搭的；

2000年代：天蓝色制服、荧光指挥棒，路口装上手动红绿灯；

51岁的前女交警金善姬，家里收藏着三代制服。“1995年最苦，冬天站岗穿胶鞋，脚趾冻得没知觉，就用《金日成将军之歌》的节奏跺脚取暖。”她最骄傲的是2002年接待韩国代表团：“那天我指挥了足足300辆车！虽然一半是借来的，但韩国人看得目瞪口呆。”

如今，她的女儿也成了女交警，包里装着中国产的暖宝宝。“年轻人嫌红绿灯抢饭碗，但我不担心。”老金望着路口的女儿，“只要这些老电车还在跑，女交警就永远不会消失。”

在平壤汽车厂的陈列室，我见到一辆“镇厂之宝”——1978年产的口哨牌轿车。车身钢板用锤子敲出弧度，仪表盘是闹钟改装的，座椅填充着玉米皮。厂长自豪地说：“这车参加过国际博览会！”当我问及产量，他却岔开话题：“我们在研发太阳能汽车，用镜子聚焦阳光驱动！”

离开展厅时，一群工人正给生锈的比亚迪换车标。锤子敲打铁皮的叮当声中，我忽然想起羊角岛酒店门童的话：“我们修车靠三样法宝——铁丝、胶带、革命精神。”

老车只是生锈

离开平壤那日，我在火车站拍下最后一幕：一列蒸汽火车喷着黑烟驶过江桥，桥下是蹒跚的无轨电车。这个国家就像一辆老车，用全世界的零件拼凑前行，把每一次喘息都伪装成前进的轰鸣。或许正如那位换车标工人所说：“车旧了有什么关系？路还长着呢。”

来源：百姓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