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不久，我与赵昱鲲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心法”的深入对谈。我们共同探讨：在心理问题日益成为公共议题的今天，中国人是否需要一套扎根自身文化的心理体系？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能永远用西方的手电筒照中国的黑夜。

0 1 什么是“中国心法”？

主持人：彭老师，您怎么理解“中国心法”？它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方法”或“心态”有何不同？

彭凯平：中国人有很多智慧，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心理底层操作系统。我们总是在用西方的手电筒，去照中国的黑夜。这个比喻，我常用。意思是，我们用了太多西方的概念、模型和工具，去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现象、文化行为，结果很多东西看不清、解释不通。不是因为我们缺智慧，而是工具不对。

“心法”这个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特别想区分它与“方法”和“心态”的区别。方法是具体操作手段，比如正念冥想、情绪调节这些，它可以教、可以练；心态是状态，比如乐观、沉静、积极，是一种情绪或认知取向；但“心法”不一样，它是一套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如何做出判断、又如何行动的系统。

心法是贯穿信念、认知与行为的一种文化心理机制，是一种“看不见的操作系统”。你可以说它是价值观，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可以说，它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会自动运行的判断和行动指南。它不是用来说的，是要活出来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心法更像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操作系统？

彭凯平：对，是“底层代码”。我研究文化心理学很多年，就发现中国人的“心法”其实一直在我们文化里，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它系统整理出来。比如我们特别重视“关系”、讲“整体观”、相信“中庸”“辩证”“敬畏”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文化心理基因”的表现。

而西方的心理学体系，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它强调功能性、操作性，追求理性、自主、自我。比如认知行为疗法，它有完整的流程、结构和技术，强调的是“改想法，变行为”。这很好，但它的问题是，它默认人是孤立的、是理性的、是追求效率的。

而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活在关系网里。我们也不只是理性动物，我们有太多情、太多隐忍、太多讲究“和”的东西。西方的那一套，很多时候在中国“水土不服”。

赵昱鲲：我一直在讲，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在用西方的脑袋、操作着中国的身体。我把它叫“西方脑，中国心”。我们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理工科思维，但生活的现实、家庭的关系、文化的脉络，全都是中国式的。这种撕裂和错位，带来非常深的焦虑。

而“中国心法”，就是试图把这种错位整合起来。它既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科学验证与系统结构，又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智慧，是我们建构的一套中国人能用得上的“心法”框架。

彭凯平：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有心法。儒家讲“诚意正心”，道家讲“无为而治”，佛家讲“止观双运”。它们都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之法”。它是文化之下、心理之中、行为之上的一种东西。

但以前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古人的修身词”，没有现代化。我们要做的，是让它“重启”在当代生活里，翻译成现代心理学可以研究、可以训练、可以传播的形式。

主持人：那您认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中国心法”？

彭凯平：因为这是一个心理的时代。过去是物质的时代、权力的时代，而今天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心理问题。焦虑、孤独、虚无、内耗、关系破裂，这些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心的问题。

而当我们的心乱了，我们就要回到“心法”。这个“心法”不能是空的、玄的、虚的，它必须是我们的文化里真的存在过的，是能被科学研究验证的，是能够指导行为、安定人心的。

我一直强调，文化心理学不能只是“讲文化”“讲传统”，它是实证科学。它是能做实验、能收数据、能开发干预的。我们不是回到古代，而是用文化的智慧去回应现代的问题，找到真正适合中国人、能帮助中国人过上好生活的心理路径。

02 中国人的心理底色与“文化基因”觉醒

主持人：在您看来，中国人有哪些独特的“文化心理基因”？这些文化底色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状态、社会系统，有什么现实意义？

彭凯平：我们这代学者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提炼出来，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说清楚、做实证、能落地。比如我们讲“文化基因”，很多人一开始觉得它听起来有点虚，但我们现在做的“文化基因组计划”，就是用AI、大数据的方法，把五千年中华文明里的“关系性”“整体观”“时间观”等核心观念系统性挖掘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文化心理资源变成可被理解、可被应用的工具。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心理底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导向型社会。中国人的很多心理问题，其实不是来自个人内部，而是关系内部。父母关系不好，孩子就容易焦虑；职场中人际紧张，员工就容易内耗；老人觉得被家人忽视，内心就容易空。西方的个体心理学工具，在这方面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的，是以“关系”为核心出发点的心理服务体系。

再比如我们的“整体观”。西方心理学很多是模块化的、单变量研究，比如只研究焦虑、只研究注意力、只研究亲密关系。但中国人思维是系统性的，我们习惯看全局，看变化，看“气场”——你说话好不好听，除了逻辑，更在于你的语气、表情、姿态，这些东西是整体感知的。这种“整体直觉”也是我过去在美国研究文化心理学时非常关注的领域。我们发现，中国人对情绪、关系、空间的判断，确实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加工特征。

还有“时间观”。我们中国人讲“前世今生”，讲“因果报应”，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时间观是一种“延展性时间观”。西方人更强调“当下”，中国人更容易把一件事放在长远背景下考虑。比如一个人现在过得不好，但他会说“吃苦是福”，会有一个“未来会变好”的心理预期。这种时间观本身就是心理调节资源，是我们文化给予的心灵免疫力。

那这些文化底色怎么发挥作用？就要靠我们把文化心理学真正“落地”到教育、企业、医疗、社会治理中去。我们做心理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里，而是要进入到真实场景中，和家长、老师、医生、领导者、社工一起合作，把“心法”变成真正管用的方法。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理服务体系还主要是“舶来品”，大量引进的是西方的治疗技术、工具和评估标准，但这些放在中国往往“水土不服”。比如中国人讲“忍”，在西方心理学里可能会被视为压抑情绪、负面因子；但在中国文化里，适当的“忍”是智慧，是一种延迟反应、维持关系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文化的解释框架和实证标准。

现在很多教育机构、企业、政府组织都在做心理建设，但没有文化支撑，很容易流于表面。我们希望的是，未来能真正建立一套“文化心理服务系统”，它是以中国文化为根，以现代科学为枝叶的——不仅有心理学的精准性，也有文化的温度和韧性。

这件事不是哪一个教授、哪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更多学者、出版人、媒体人、技术人共同参与，推动一个真正的“文化心理复兴”。我们的目标不是回到古代，而是用今天的方式，把古人的智慧“激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问题是现代病，但文化有可能是它最根本的药方。

03 人生的意义靠活出来——从虚无、焦虑到积极心法的实践

赵昱鲲：我是在学理工的时候开始思考“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我们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人，总觉得每个问题都该有标准答案。于是我开始想：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这辈子是为了什么而活？

但从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人生没有意义。我们不过是基因延续的工具，偶然来到世界，最后又回归尘土。从这套逻辑出发，我曾一度陷入虚无主义。虽然表面上过着正常生活，内心却越来越空。

后来我接触到积极心理学，兴冲冲地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结果发现它根本不告诉你意义是什么，而是用大量研究告诉你：“意义感”对人很重要，但怎么获得——那得靠自己去活出来。

刚开始我也很抵触，觉得这不就是心灵鸡汤？可等我真的去做那些练习，比如感恩日记、三件好事、积极关系的建设……我发现自己慢慢变了，变得柔软、敏感、更能体察他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意义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彭凯平：这点我特别认同。我们常说“幸福是一种能力”，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认可，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感受、去行动、去连接。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并不像西方那样执着地去找一个标准答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是在你喜欢的、热爱的事情中，一点一点活出来的。

我们强调“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这些话不是空话，它们背后有非常强的行动导向。你做得对，你心安，你就觉得有意义。

赵昱鲲：我过去也是“知道太多，做得太少”的人。理性分析、思辨、推理样样行，但真正遇到情绪问题、人际问题，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后来我学到一个概念：“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阳明心学特别讲这个。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你不做，就不算真的知道。

我当时听了其实有点羞愧。因为我们现代人太容易陷入“过度思考”，而不是“深入实践”。阳明心学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你脑子里有多少想法，而是你是否用行动把这些想法活出来。

彭凯平：所以我后来也常说，心理学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心理学”，更要走向“行动的心理学”。

我这几年在研究“具身认知”，也就是“肉身的智慧”。我们的大脑、身体、情绪，其实是一体的。你动了，情绪也就转了，认知也就跟着变化了。

这跟我们传统文化里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样的。你要修身，就要在行为上做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每天的起居饮食、为人处世，处处都在修。

赵昱鲲：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普遍焦虑，就是因为“知道太多，行动太少”。我自己也曾是这样。以为读够了书、懂得多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结果却陷入空转。后来才发现，一点点把书里学到的东西落到生活中，才是解药。

比如练习“正念呼吸”，比如记录“感恩三件事”，比如和父母多说一句“谢谢你”……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日积月累，真的能帮你稳定内核，活出意义感。

彭凯平：这也正是“中国心法”的实践路径。我们讲“心法”，不是玄学，也不是口号，而是一套有文化根基、有心理功能、可落地执行的实践体系。

它的核心就是“内在觉知”和“知行合一”。你知道了，要感受到，再去做出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有方向、情绪才会稳定、意义感也就自然浮现。

所以我说，人生意义不是问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活在当下，活出觉知，活得有爱、有行动、有温度，就是最好的“心法”。

04 心理学的第四次革命：文化心理复兴与未来的可能性

主持人：彭老师，您多次在演讲中提到“心理学的第四次革命”。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所说的这场“革命”意味着什么？未来文化心理学的方向又会走向何方？

彭凯平：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精神分析到行为主义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人本主义的兴起；第三个阶段，则是积极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它将焦点从“问题”转向“潜能”，从“治疗”转向“成长”。

而我所说的“第四次革命”，是文化心理学的崛起，是我们开始真正正视“文化”这一变量对于人类心理的深刻影响。它不是对前面三次革命的否定，而是一次必要的延伸和升级。

尤其在中国，我们要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不仅是学术的任务，更是文明的责任。

过去一百年，西方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工具与模型，但它始终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前提之上。我们不能再完全照搬，而是要提出自己基于文化土壤、生发于本民族智慧的理论与方法。

赵昱鲲：其实我们做《中国心法》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就是：文化心理学不是玄学，而是可以实证研究的科学。

比如说，“辩证思维”这个概念，看起来很中国、很哲学，但其实我们早在2005年就开始实证研究，彭老师的团队做了大量实验，证明它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认知、情绪调节、人际处理等方面有明显作用。

彭凯平：我们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脑神经研究。我的学生王非博士是第一个在国际上通过神经影像技术定位“吾尔”——也就是“我怎么想别人怎么想我”的思维方式在大脑中具体部位的人。

他发现，“吾尔”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大脑内侧前扣带回有关，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异性的神经加工结构。这说明中国文化中某些看似模糊的“心法”，其实是有脑科学依据的。这就是文化心理学的力量。

主持人：那接下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彭凯平：我想，接下来的重点是“落地”和“融合”。

我们不能让文化心理学只停留在学术圈，它应该走入校园、走入企业、走入社区、走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比如教育问题，亲子关系，老龄社会的心理调适，甚至企业文化建设、国家治理策略，其实都离不开“文化心理”的视角。

我们正在推动一项工作叫“文化基因组工程”。什么意思？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把五千年中华文化中反复出现、反复被强调的心理关键词提取出来，做成一个数据库。这会成为我们研究、传播和设计心理干预的重要参考。

赵昱鲲：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个体系的建设与传播。不是只有学术背景的人才能参与。出版人、媒体人、教育者，乃至所有关心心理和文化的人，都可以成为“心法共同体”的一份子。

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未来我们希望建立更多的桥梁，把“心法”这个体系翻译成课程、转化成服务、发展成产品，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用、能练、能传的心理资产。

彭凯平：是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的人，都能成为文化心理学的传播者。让世界看到，中国不只是制造的国家，更是智慧的国家。

心理学的未来，一定不是美国心理学的延伸，而是世界各国文化智慧的融合。而中国，在这场融合中应该承担起它应有的角色。这，就是“第四次革命”的使命。

结语

“心法”不是只在书本里，更要在生活中活出来。

无论你是教育者、管理者、父母还是个体生命的探索者，心法提供的，不是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盏照见自我的灯。我们期待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这套来自中国文化深处的心理智慧，在新时代中继续生长、流动、落地，成为我们共同的心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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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彭凯平教授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