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天津老城区海河之畔,一座青灰色砖木建筑静静矗立,这里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全日制法政专门学校——北洋法政学堂的所在地。1906年创立的这所学府,在科举废除与新学兴起的时代浪潮中,聚集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法政教育先驱。他们以现代法治理念为火种,在封建帝制的余晖中培育
在天津老城区海河之畔,一座青灰色砖木建筑静静矗立,这里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全日制法政专门学校——北洋法政学堂的所在地。1906年创立的这所学府,在科举废除与新学兴起的时代浪潮中,聚集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法政教育先驱。他们以现代法治理念为火种,在封建帝制的余晖中培育出中国最早的法政火苗。
北洋法政学堂创立之初,清政府以“师夷长技”为方针,聘请多位日本法学专家担任教职。其中,今井嘉幸与吉野作造尤为瞩目。
今井嘉幸是日本明治时期的知名法学家,专攻国际法。他热爱中国,同情中国革命党,建立日中亲善联盟,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大力呼吁恢复中国司法主权。他曾在《言治》上发表文章,称“视中国殆无异母国也”。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将“民本主义”理念注入宪法讲义,其“主权在民”的论述成为李大钊等学子民主思想的启蒙火种。作为吉野作造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李大钊一直感念自己的老师,每当与来访的日本人见面时,必定会问及吉野先生安否。
与日本学者并立的,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本土教师。白雅雨堪称最具悲壮色彩的代表之一。作为地理教员,他在课堂上讲授的不仅仅是山川地理,更是“国家危亡之图景”。他秘密加入同盟会,在天津组建“共和会”,以学堂为据点发展革命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学生赴滦州策动新军起义,最终兵败被捕,临行前,他拒跪高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白雅雨的存在,解释了北洋法政学堂教师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知识的传递者,亦是革命的践行者。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成为学堂的重要基因。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法政学堂的教师群体中涌现出更为激进的思潮引领者。于树德和安体诚两位校友,以革命导师和理论旗手双重角色,为学堂注入澎湃的红色血液。
15岁的于树德考入北洋法政学堂,从此与革命结缘。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1921年回母校任教,创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培养工人骨干; 他是周恩来的“留学资助人”,1917年自筹300大洋赠与周恩来,促成两人共赴日本求索真理;他也是党团建设的“奠基人”,担任中共天津党小组首任组长,以学堂为基地传输革命力量。
安体诚这位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材生,既是讲授知识的谦和学者,又是以笔名“存真”撰写檄文、揭露军阀统治腐朽的英勇革命者。他发动“反基督教联盟”,领导天津声援五卅运动,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让爱国热血沸腾海河。
回望北洋法政学堂的师者群像,我们看到了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从法治启蒙到宪政探索,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不同理念在此碰撞交融。这种多元思想的交汇,恰是北洋法政学堂最宝贵的遗产。
后来,学堂并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最初的教师多数已星散四方,但他们在旧式书院与现代大学转型期构建的教育范式,奠定了中国近代法政教育的基础。
今天,当我们追寻中国法政教育的来时路,依然能在北洋法政的旧址前,听见百年前启蒙者敲响的法治晨钟。
来源:津彩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