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守成与新变——金代赵励家族壁画墓研究

摘要：本文聚焦位于北京地区的赵励家族墓葬，将其置于10—13世纪的时空氛围中，爬梳其中的出土遗迹与视觉资源，结合石刻碑铭与文献记载，探讨时代变迁中艺术史的审美意涵与多元互动。

#我的宝藏兴趣#本文聚焦位于北京地区的赵励家族墓葬，将其置于10—13世纪的时空氛围中，爬梳其中的出土遗迹与视觉资源，结合石刻碑铭与文献记载，探讨时代变迁中艺术史的审美意涵与多元互动。

2002年在北京发现金代赵励墓，编号M1，壁画曾一度存放在文物保管部门。若仅从壁画内容风格看，与辽墓壁画相似，后知有墓志，为金代早期砖砌壁画墓。此后笔者在研究辽墓壁画的基础上，延展出对金代墓葬的兴趣，并展开相关系列研究。[1]近年读到有关赵励墓的讨论研究[2]，颇受启发，写成此文，就教专家。

一、共性中的异象

2002年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八角村附近工地发现一座砖砌壁画墓，编号M1。距M1西南10余米发现M2，两墓时代和位置接近，估计墓主之间有一定关系。M1出土赵励墓志，确认为金代早期夫妇合葬墓，M2未出墓志资料，推测是同一家族成员墓，尚待进一步确定。[3]

从辽代晚期天祚帝1101年至金代中期大定1161年之间，幽云地区出土多座这一时期的辽金时期墓葬，如鲁谷地区的吕氏家族墓，以及幽燕地区的时氏家族墓和宣化张氏、韩氏家族墓。对墓葬形制、墓葬壁画以及墓主身份地位等进行比较，发现赵励墓无论是墓葬形制、棺床，还是壁画，都显示出一些时代的异象与特色。例如，一是墓葬形制为仿木构和棺床形制，壁面绘制有生活风俗壁画等，反映了宋辽时期的特性，而非金代早期开始流行的女真石椁墓的特性；二是正壁壁画以床榻与屏风组合表现出的卧寝内容，展示出多样的来源、传播渠道与视觉元素；三是十二生肖图像与十二宫图式的相类，而迥异于唐宋以来流行的兽首人形和文官捧物的组合图像。探析以上表象特色的趋同与异象，或许有助于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仿木构墓葬形制的主动选择

考古报告称，赵励墓为单室圆形墓，坐北朝南，穹窿顶，拱与枋围成六块长方形龛，墓室外径270厘米，内径230厘米，墓壁以砖砌出6根仿构立柱，将内壁分为6格，南壁为墓门，其余5壁绘制壁画。南壁墓门两侧各有一个壁龛，墓室后部居中是砖砌棺床，棺床与墓壁不相连属，平面作长方形，侧面呈“亚”字形。

墓志记载赵励夫妇合葬于1143年，即金熙宗皇统年间，此时幽燕地区开始流行女真石椁墓，如下葬于1127年的河北新城时丰墓，下葬于1160年的北京南辛庄张□震墓，下葬于1167年的北京磁器口吕恭墓，还有下葬于1177年的北京通县石宗璧墓，以及推断为辽代晚期至金代中期的河北宣化辽金墓[4]，合葬于1201年的北京鲁谷吕氏家族墓。墓主身份多样，包括降金辽臣、宋官入金、汉人士族等，从五品到九品的不同等级官员。[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时丰之父时立爱，入金为官，官居一品，与赵励同一年（1143）入葬，他为长子时丰选用了女真石椁墓的墓葬形制，却为自己选用了仿木构多室墓的墓葬形制。[6]还有1150年入葬的萧仲恭，也是使用了仿木构多室墓形制，并绘制壁画。将时立爱与萧仲恭二者作比较，前者位于今河北新城，后者位于今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附近，均在古代幽燕地区。时立爱为辽代进士，仕途通达，拒宋入金，于官政民事多有谋划，加官封爵。萧仲恭（1090—1150）与时立爱有相似遭际，也是由辽入金的契丹贵族，曾随辽天祚帝西奔，拒宋入金后在太宗和熙宗朝立功，封王赐谥。另外，北京延庆晏家堡村壁画墓亦为仿木构形制，其墓志盖上阴刻“故吕夫人墓志”，据考证为辽代晚期至金代早期。这些位高权重的汉人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虽然入仕金朝，却对在女真上层贵族和汉人世家大族中逐步流行的女真石椁墓视而不见，依然选择了宋辽仿木构壁画墓。同一时空下仿木构壁画墓与石椁墓并存，推测原因是其背后不同观念的博弈。大定年间，金世宗曾有一段观察言论：“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7]墓葬形制的多样，或正是“诡随”定性的一种显现在外的表象，也为理解历史现象提供了形象化的证据。

（二）建筑空间与壁画装饰的联动

赵励墓内的壁画装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十二生肖形象被绘制在墓室上部，位于墓室内左右两拱与上下两枋间的6个横置长方形空格中，圆形外框内置生肖动物图像，以北壁鼠牛起首，形成顺时针方向，只是各自头部有顺逆方向的不同。现存10个生肖，空缺虎兔，有色彩平涂和单勾填色两种形式。报告引用宿白先生观点，认为是辽地统治下的汉人生活，仍沿袭辽以前之旧俗，较居于中原的北宋人家，更多地保有胜朝遗风。

墓室的下部墓壁以砖砌出6根仿木构立柱，将壁面分为6格。北壁绘制四扇花鸟屏风，前有围栏床榻，榻上有枕头，旁有侍女执扇，躬身对榻。北壁两侧分绘侍洗与备茶，各绘一人领衔，朝向北壁，形成呼应。南壁为墓门，其两侧绘制散乐图和备宴图，虽人物间有回环照拂，但整体势态朝向北壁。壁画以单线勾勒，主要施绘红、褐和黑色。

上下两部分壁画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上部生肖与下方的宅内生活壁画形成呼应，如以鼠牛为例，其下对应屏风床榻的卧榻主题，依次上下顺时针方向完成茶饮、备宴、散乐、备洗等日常生活，仿佛晨昏暮晓的时间流转，既像一日之计的生态，更透露出人生的日常，为同步于天地规律法则，达成天人合一能量的圆融与协调。

（三）壁画图像的接受与传播

赵励墓室壁画与幽云地区其他墓室壁画小异大同，主要表现在屏风床榻形成的卧寝主题，以及流行于宋辽时期的十二生肖图像。

壁画墓中绘制统一表现为帷帐之下、屏风之前置床榻的场景，已经引发学界关注[8]，这一图像的主要元素包括帷幔、屏风和床榻，有些增加榻旁侍从和榻上物品。北京唐代开成三年（838）王公淑墓后壁为屏风画，或开其先河，10世纪晚期，幽燕地区的韩佚墓（995）和西翠路墓后壁也绘制屏风画。此后南方、中原地区和山西地区亦多路流行。如南方的江苏淮安杨庙杨氏族墓（1060年和1094年），中原地区出现于绍圣四年（1097）的河南黑山沟墓和宣和二年（1120）河南安阳赵火粲墓。大同新添堡M29（1119）和辽代大同卧虎湾M4，以及绘制于辽代晚期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等，均见此类主题壁画。[9]金代也在幽燕和山西地区出现此类装饰，如金代前期的时丰墓，以及山西平定城关镇西关村1号金墓（1157—1159）、大同云中大学M1和M2[10]和山西平定西关村M1等。[11]上述这一类型壁画均绘制于墓室后壁或称北壁，床榻壁画前多为承放夫妇遗骸的棺床。根据其所在位置与壁画内容配置，具有夫妇主位，以及晨起与暮寝、起始轮回、循环往复的双重含义。而值得关注的是河南登封黑山沟墓（1097）的相关内容并未进入正壁，而是在东壁，且在西北壁出现夫妇共坐图像，提示屏风床榻并不一定代表夫妇，早期应是表现内宅生活主题的有机组成之一。这一图像还在金代后期山西地区的墓葬壁画中获得延续发展，显示了接受与传播的多样化。

赵励墓壁画十二生肖的图式与元素似曾相识又有别于同一时空。其实，“十二辰配禽说”在汉代定型，南北朝开始具有十二属的称呼，并在墓葬中出现十二生肖俑和壁画，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也有新的发展和内涵。赵励墓室上部的十二生肖图像，是以圆形外框内画动物作为图式，这种图式传统上多见于金乌玉兔和四神图像，如汉代马王堆帛画、唐韩休墓壁画，以及后来出现在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壁画和山西阳泉高新区南杨家庄元代M15壁画中。金乌玉兔代表自然界最基本的力量，代表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循环。在隋及初唐的墓志边饰和铜镜中亦多见与四神、十二生肖题材相配的图式。《太平广记·王度》篇中记述隋汾阴侯生临终前赠王度一枚古镜，文中描述这枚镜子：“鼻作麒麟伏之象，绕鼻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并有留言：“持此（镜），则百邪远人。”[12]既可鉴人，还可避邪的古镜装饰为十二生肖提供了文献和图像的双重证据。发展到宋辽金元时期，有关十二生肖的起源与更迭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内涵。但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则更多是在圆形图式内绘十二星宫配二十八星宿，如8座宣化辽墓均在墓顶彩绘十二星宫图像，还有敦煌莫高窟61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吴地出土对凤纹铜镜、北宋开宝五年（972）刊刻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陀罗尼经》、北宋景德二年（1005）苏州博物馆藏《大随求陀罗尼经》，以及延续到金元时期的山西忻州原平南头村金墓M1穹窿顶和河北邢台开元寺金代大钟外圈嵌刻，均可见十二星宫图像，并有跨阶层的传播。赵励墓中十二生肖似是借用了十二星宫的图像样式，将十二生肖置入其中。再有，赵励墓中的十二生肖动物均呈写生化形象，如绘制的耕牛、坐龙、瘦狗、野猪等形象相对成熟，且利用造型与色彩强化了其写实特征，应该是由来有自。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齐娄睿墓中的十二生肖动物形象，还有湾漳大墓壁画中的生肖图像等，其中圆形框定的十二生肖均以写实形象示人。而与同时空的墓葬壁画有所区别，比如宣化墓葬壁画中的生肖形象为人形，下注鼠牛等十二生肖字样明确身份，配有墓顶彩绘天象；其他墓葬壁画或生肖陶俑表现为兽首人身或文官兽冠手捧动物表现，鲜有写实动物。[13]可见赵励十二生肖图像有所创新融合，或另有传播途径。

赵励墓延续了宋辽传统的仿木构单室圆形墓葬形制，而非此一时空开始流行的金代女真石椁墓。壁画中卧寝的表现以及与十二生肖的组合关系，指向唐代的传统，也有幽云地区以及南方的影响，既保存了墓葬壁画的本体色彩，也受到版画等其他视觉图像的影响，存在多样的传播路径与变动不居的融合汲取。

徐苹芳先生认为：雕砖壁画墓在北宋末年则成为无官品但富于赀财的地主商人，以营建华丽墓室来夸耀财富的表现，一时成为风尚。这种雕砖壁画墓实际上是在北宋初年以来，在中原北方中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又重新流行起来的，而墓主人的身份却从官僚转变为地主商人，这个变化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从中古时期向近世时期发展过程中社会阶层关系和力量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考古学上是一个从微末细节观察社会之大端的例子。[14]还有学者指出，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山西地区在辽代晚期发生变化，原来流行于官宦之家的墓葬装饰，此时开始大量流行于富民阶层，影响到金代初年的下层官吏。[15]而南京地区壁画墓多为中下级官吏及富家大户。[16]启发我们关注墓主人身份阶层的变化，这些都暗示了背后文化和经济力量的作用。

赵励墓从墓葬形制规划建构反映出的秩序性和规划性，从壁画装饰透析出的平静享乐，还要回溯到这个家族的兴衰起伏来探究，这是什么样的家族，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二、赵氏家族的传承与文脉

赵励墓葬出土墓志一方，北面凿成顶式，未磨光，尺寸为67厘米见方，文字33行，共888字。墓志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家世背景与传承延续，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墓主赵励的身世经历，第三部分记述了赵毫秀的孝道践行。其上显示，赵氏家族数代成员身份从节度副使到节度使，从御史中丞到提刑、贡举，以及三代中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家族发展与时代信息。纵观中国古代家族传承绵长有多个重要因素，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开拓人，也需要在传承拓展过程中接力的关键人物；既需要主政家业者长寿，也需要代代相传的持续有力。也就是说有形的物质资本和无形的精神、社会资源资本，进而为家族繁盛提供绵绵不绝的力量。[17]分析赵励家族代际间的消长盛衰也正符合了这样的规律。

首先来看赵氏家族的三位奠基人。墓志首先追溯了赵氏的先世，虽未留下姓名，但知其曾出任卢龙节度副使，之后定居幽燕，不复南迁。幽州的经济富庶与文化昌盛也决定了家族后世的发展空间。家族第一位有名讳的是高祖赵九思，因有先世的背景与积累，且个人努力有成，以其学识和见识而成为辽兴宗的国师，封高官并得厚遇，兴宗所赐葬地成为家族祖茔。曾祖赵知新是在兴宗和道宗朝为官，登第并出任御史中丞，成为家族发展的高峰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墓志中指向地域的几个关键词，包括墓志题头的天水，以及忻州、卢龙、燕人、析津，还有最后铭文中的幽燕等，串联起一个赵氏家族起家、开创、发展的历程，自然透露出隐藏在后的观念归属。一是无论“春秋襄子”还是“天水赵公”，都表明与中原文化传统观念和文脉做了勾连。二是从忻州、卢龙到析津、幽燕的地域流动，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五代以来，从“晋北锁钥”和“北隔长城揽云朔”，逐步向幽云十六州的辽境发展，是赵氏家族在胡汉互动与交融的大背景下的作为。三是在幽燕的发展空间，为赵氏家族从经济、物质到文化、人才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铺垫与机遇。

其次，墓志还记载了家族传承中第四代的关键人物——赵圭延，也就是墓主赵励的叔父。他应在章宗朝为官，“生而聪明，甫壮及进士第”，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赵圭延可谓允文允武，不仅快速中举进士，且后位居安国军节度使。此后“七充提刑，九典贡举”，屡屡提拔且握有实权，为人公勤廉干，延誉于后世，政声优秀。同时，他代兄照抚侄子赵励，将其养育成人，一方面嘱咐其走科举仕途，另一方面支持赵励开馆教学，使其自食其力，赋予了赵励另一种延续家族的能力和积累财富的手段。作为家族中极有实力的中坚力量，赵圭延承上启下，左挈右提，可谓功德无量。但是考虑提刑和贡举职位需要频繁奔赴各地，严于律己，因此到底能够倾注多少时间来关照后辈成人成才，或许实际上要打上些许折扣。

再次，墓志称志主赵励是天水赵公，其父赵景延博学多识，谈辩如流，这种家教氛围给予赵励良好的启蒙教育。墓志称赵励长益苦志，贯通经史，而具备才学，成年后致力于教育授徒和开馆授业，形成家族营生，培养了大批子弟，其中有很多登第显擢者，或许也延揽一定的人脉资源，积累了一定的家业。但从其四个女儿夭亡，以及中举后早逝，均可见其精力体力的消耗。而且，赵励少年父母双亡，成长过程中缺乏父辈的有力扶持。虽然个人举业是其终生所追求，但举业是“长期投资”，赵励以开班授业供养自己的举业，虽然个人可以承担教学任务，但仍然需要馆舍产业、购买书籍和各项衣食服务等，所以维持产业资源和人脉资源以及生源仍然需要耗费较大精力。开馆授学牵涉赵励过多精力，或对其举业也产生干扰。另外那时遭遇战乱，时运不济，华北士族面临新的统治者，仅能艰守旧局，难展新猷。赵励53岁中举，54岁即去世，未能有所大成，虽可能有一定的积蓄，但未能为家族和家庭带来更多福祉，延续的资源与生命力有限。

最后，我们看墓志记载赵氏家族的另一位主人公——赵毫秀。赵毫秀完成了家族的期待与使命，他成就了赵氏家族，使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赵氏家族的分支之一，赵励后人伶仃。赵毫秀作为家中长子，也是唯一男性继承人，自幼生活在父亲的授学营生与动荡生活之中，从父亲去世（1123）至寻找到父骸的15年间，他也从将近而立至不惑之年。他少年起即奔波劳碌，虽未能中举，但承恩补入仕为官，那时他的长女13岁，长子仅11岁，赵毫秀担负照护母亲和养育妻儿的责任，也从九品奋斗到从七品官职。最终赵毫秀寻到父骸，使其魂归故里，完成父母合葬，竭尽全力达成人子之孝。

综上所述，可以从优势与劣势两个维度探析以赵励父子为代表的赵氏家族的发展历程。

优势表现在，赵励家族前辈以武起家，具有一定军事和管理才能，在五代至辽代早期的乱世之中居于卢龙节度副使之位，形成最初的家族积淀。而发展到辽代兴宗朝，国家政治稳定，国朝兴盛，且汉化渐深，故赵氏定居南京，并注重儒家修养而有所作为。自高祖、曾祖、祖父到赵励，四代人出了三代进士，均通九经，明儒术，博学多识，形成深厚家学。他们在近百年时间中审时度势，感受着辽兴宗以来幽燕地区儒学汉化氛围。几代人先后获得国师、赐葬地、御史中丞、左承制、提刑官、贡举官等三品、四品高官待遇，一度迈入上层统治阶层。

而家族发展中的劣势也有体现，有些甚至成为家族没落的重要原因。一是祖父荫补，父亲夭亡，缺乏表现政绩和发展的机会，导致家族竞争力降低。二是赵圭延身居提刑官和贡举官，每年定期外出，到所辖州县巡查，尽职尽责，公正廉明，但难有更多闲暇时间和精力经营家族事业，因而或对家族照拂不及，未见后人有大成。三是家族成员的外向发展策略上亦有欠缺，未能形成具有凝聚向心的共同体意识。赵励夫人吴氏乃是吴侍郎侄孙，吴侍郎似应是与恩荫的赵有章为同时代人的关系，甚或更早，此外并未见有较强势的人际网络。此外，赵氏房支分散，成员减少，分支子女也不多，年寿不长。这种情况不仅在仕途上无法发挥承继，在家族发展上亦显花果飘零。

赵氏家族与同时空范围内的汉人世家大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非韩氏、时氏权倾朝野也非张氏富豪商贾，而是数代业儒，儒家文化是其底色。[18]这样的原生家庭，是赵毫秀对墓葬形制与装饰的选择的文化背景，为成就他的孝道实践做好了“硬件”和“软件”准备。

三、孝行的实践与记载

墓志以三分之一篇幅记述了赵毫秀的孝行过程，赋予其一种传奇色彩。

作为孝行的实践者，赵毫秀与同时代的人们共同面临宋金政局的兴替和诡谲多变，联金灭辽军事行动引发的动荡时局。赵毫秀成年后至为迫切的使命就是寻父骸归葬，他往返幽燕和汴京地区，终成心愿。

赵毫秀一生曾两度往返幽燕与汴京。虽然宋代的交通工具相对发达多样，包括各式驼、马、骡、驴车，还有轿子等，而且当时士大夫外出配有地图，如苏颂在《驿程地图》中就记载了开封至契丹驿路上的城邑、邮亭和次舍。[19]这些当然为出行与远途跋涉提供了便利，但赵毫秀的第一次出行是迫于政权压力，从汴京回燕京，老少家眷辎重负累，尤其兼有女眷，或用时相对较长。而第二次从幽燕返汴寻父骸，则是时局动荡，危机四伏，他首先要在各政权允许的情况下返回到父亲的临时葬地汴京。因为政权的叠变，地域的分隔，导致信息不畅、传闻四起，从而更加重了其焦虑，《宋史》甚至记载“两京冢墓发掘殆尽”。[20]此后爆发了刘豫主导、孟邦雄执行的挖掘永安陵的事件等[21]，而金朝掳掠人口回流金源之地，同时也有大量人口迁移到幽燕，这些人口散布的信息相信赵毫秀都会知悉，因而当宋金和议出现转机（1138），他就迫不及待在第一时间奔赴汴京。推测赵毫秀单骑或有一位仆从跟随。一方面孝心驱策，另一方面政局时时有变，赵毫秀应该是日夜兼程。据学者考证，“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中央集权加强，都对行旅速度提出了更快的要求……日行百里是常态”。[22]赵毫秀寻到父骸后又辗转各地为官，历时五年。1143年母亲去世，赵毫秀以幽燕祖茔为根基营建墓葬，将父母合葬。现存赵励墓葬的形制与装饰，都较女真习见的石椁墓成本更高。应该说，辽宋金时期埋葬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包括择风水、墓地、土木建筑、棺椁、葬礼等。官员葬费至少100贯，普通百姓几十贯。[23]能够实现这一理想，赵励与赵毫秀两代人有了一定的家业积累。赵毫秀从九品奋斗到七品职位，其俸禄资料不详，但据宋代史料记载，州录事参军相当于从七品或从八品，其月俸禄20贯左右[24]，可见，合葬费用或至少需赵毫秀半年的俸禄。另外，其父赵励的家业积累也是值得一书的。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25]赵励有家学传承，自身贯通经史，开馆授学有一定的学术实力。入宋以来，随着儒学的振兴和理学的兴起，师道重振，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宋金汉人儒士越来越多以教师作为职业和理想。宋代的蒙师或是私学教师，一般由落第士子，不事科举和离任、致仕官员组成。教师成为学而优则仕之后的第二理想职业。如黄干所称，培养儒生“不惟使之识义理，不为小人之归，亦望之使之多闻傅识。进可以应举，退可以为书会，以不失其衣食之计”。[26]可见为儒成为仰事俯育之计，所谓“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27]赵励将开馆授业从事教学作为一种职业和生存之道，“学徒闻风愿受业于门者，蔼蔼如也”。因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故而生源充沛稳定，“其登第显擢者亦甚众焉”，可见效果也不凡，因而能够以另一种形式维持家族的经济。这种现象在宋代可谓屡见不鲜，如学者研究所见，宋初宋州的戚同文办应天书院，“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历城乡先生田诰，“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南宋林光朝“学通六经，旁贯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亲还里，开门教授，四方之士，抠衣从学者岁率数百人，其取巍科登显仕甚众”。[28]

再者，“河朔之间，富有膏腴之地”。幽燕地区经济富庶，经济实力雄厚，具有极强的“负重力”。[29]乡试、府试、会试，均在燕地举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也为赵励的开馆授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源。[30]

这一时期，多样的家族发展与上升路径，包括商贾、武功、举进士，辅以捐官等。赵氏家族与长城以南长于商贾的宣化汉人韩师训不同，也不同于毛子廉长于材勇善射，或者韩氏、耿氏和吕氏的高官诡随，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有坚守着的儒家文化信念，因而为赵毫秀营构墓葬提供了“硬件”和“软件”的支持。在此背景下，赵毫秀选择更为精巧费工的仿木构形式，选择歌舞升平与柴米油盐的烟火人间图景，这样可视化的岁月静好才足以尽人子之孝，因而也呈现出宋金以来墓葬形制与装饰的多元选择方式与时代风貌。

作为赵毫秀孝行的记录者，也就是墓志的撰述者则是另一值得关注的群体。墓志后半部记录了靖康之变前夜的悲凉，“大兵至汴，迁公全家归燕，苍卒迫逐，而公之丧遂不得俱北”，而后金朝废齐一统，又出现宋金和议的转机，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划定分界线，宋金形成对峙局面。墓志记载赵毫秀抓住了这一时机，于天眷二年（1139）春返汴寻亲，“欲即其元葬故地而求之。奈大军之后，汴城之外，四顾茫然，将何地而可得焉。方踟蹰洒涕之际，忽于众农夫中有一人指引到长庆禅院，但旧址瓦砾而已。又逢元营葬之人，询得故院主僧仿佛端的。呜呼。孝悌之至，通神明耶。毫秀之所遇，迨神明所赐也。翌日，乃与前人披荒榛涉水，潦到一地，恍然神㥉不数缄而获。毫秀之旧志仍存诚异事也。遂奉之还任”。赵毫秀从四顾茫然、求而不得，到逢人指引、感通神明，终得天从人愿，达成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的尽孝行为。赵励墓志的记载，虽有传统墓志铭中固定的呈现与模式，但更多展示了真实的一面，所以更具感人肺腑的力量。

撰写人是饶阳（今河北衡水）进士赵宾，书写人是松山（今河北保定易县）进士刘子裕。二人均出身幽燕地区，或可能也曾在墓主赵励门下受教，与赵毫秀为同辈且相识相熟。可见赵毫秀与一些受教于父亲、并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子弟，建立维持了良好的情谊。但似乎也仅仅止步于此，赵毫秀与家族内部维系凝聚不足，人生成长中缺乏家族的有力支持，没有接近上层的途径，仕途难以更上一层，低级官吏的职位限制了其表现机会和发展空间。因此从整体发展看，其实中举仍是赵氏家族唯一的晋升渠道，也是家族坚守的信念，故而坚守儒家理想与规训是其底层逻辑。

墓志的记载也使我们对那时的时势巨变、政权转移对于社会众生的影响有更为深切的了解。赵励夫妇合葬在金熙宗完颜亶当政的皇统年间，此时四方无事，政府实施改革。后宋金和议，宋高宗奉表称臣，金朝逐步走向兴盛。熙宗自幼跟随重要的臣僚韩昉等儒士学习汉文经史，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象戏，被称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金史·熙宗本纪》中评价完颜亶：“熙宗之时，四方无事，敬礼宗室大臣，委以国政，其继体守文之治，有足观者。”金朝的汉化自此一路高歌。

墓志的记述至少提供了两个视角：一是孝行，二是时代信息。撰志之人一方面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孝行实践，颂扬儒家的孝道与仁义礼智，反映了共同关怀的议题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记录了时代变局的动荡、个人的漂泊与无能为力，因而更为孝行的实践涂上了悲壮的底色。墓志成为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传达了既有的社会价值观，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墓葬的视觉资源提供了有价值的社会史料。

墓志中还有一段记载可谓惊心动魄，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葬仪的渊源脉络：

缘兵火避地，挈族归宋，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即境上换授将仕郎，粤明年（1123）五月十六日至阙下，未及授命，六月十四日以疾终于同文馆。享年五十有四。权葬于汴西长庆禅院。朝廷悯恤，特授长男毫秀将仕郎（未中举）。本朝天会四年（1126）正月闻大兵至汴，迁公全家归燕，苍卒迫逐，而公之丧遂不得俱北。次年王师下汴（1127）以立为楚国，后立为齐都，益致悬绝。

宋辽金时期的政权更迭、社会流动以及人口迁徙，导致亡者落叶归根、归葬故里难上加难。魂归祖坟成为强烈的人生诉求，而火葬后归葬故里成为权衡变通的不二选择，正如宋代吕祖谦：“旅官远方，贫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归葬？”[31]贾同《禁焚死》：“闾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为之。或以守职徼远，葬于先祖之茔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火葬既解决了现实问题，也是权宜之计。[32]

于是，无论是死于任官属地还是上任路上，抑或是像赵励这样客死异地，都选择火化后再归葬故里。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卷七《丧仪》指出：“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柩，收烬归葬者。”在殓葬方式方面，辽代汉人多采用火葬，而北方地区的宋墓尤其是仿木构装饰墓中，以尸骨葬较常见。发展到金代中叶以后，火葬成为习见之俗，如王恽所记：“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33]赵励家族有自己的祖茔之地，归葬故里势在必行，赵毫秀将父亲遗骸从汴京带回幽燕，五年后与母亲合葬祖茔“燕城宛平县崇让里黑山之西南隅”，墓主赵励终于魂归故里，得以安眠，而赵毫秀也最终完成了家族的使命和孝行之举。此时，距赵励去世已经有20年了。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一个感天动地、孝悌通神明的故事与个案，是对逝者的尊重，对生者的慰藉，值得在历史中延续和被铭记。赵毫秀的个人成长、寻亲奔走、墓葬营构等事，以及墓志的撰述均体现了普遍的社会文化观念，是10—13世纪时代风云的一个侧面，由此也为理解墓葬艺术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证。

结语

赵励家族数代人坚持儒家科举，认同宋代汴梁政权，在辽代疆域内获得一方茔地。其后人营建展示了一个有视觉特色的墓葬，以儒家传统形式寄托哀思，完美展现了一个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

研究辽宋金时代的社会流动，无法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活动与角色扮演与社会息息相关。赵励家族的流动性贯穿了数条线索。一是家族在地域上呈现的流动性。从忻州到幽燕，从幽燕到汴京再回到幽燕，无论是因身负家族传承还是孝行实践的使命与责任。二是家族身份阶层的转换。赵氏家族自五代后晋至辽宋金，在回环往复中，随政权的更迭呈现的恩荫科举与授官换官，是其或被动或主动的选择。三是自我认同与在政权中的融通转圜。墓志起首点明先世居太原忻州，即襄子之后，在首题中又以天水为堂号。这表明其以宋朝赵氏为荣，或可见其本源的思想倾向。四是变动不居的时代，为墓葬形制提供了不同来源与传播途径，为多样的选择与坚守提供了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孝的文献与图像在金元时期逐渐完善，并且兴盛于幽云地区的墓葬装饰中。变动不居的时代，如何让亡者魂归故里，如何让后辈尽忠尽孝，如何以视觉的形式达成心愿，对此辽宋金时期的人们做了不凡的努力，从中也可见历史的耐心与耐力。

通过对赵励家族的认识，对其家风的了解，且通过知晓家人的艰辛的生命历程，可见在辽宋金时期的政权更迭、空间转换、身份转换、心态转换下，视觉图像与墓志文献中的汉化、胡化的互动，区域地方性的传统与传播，其中不变的是文化观念。虽有客观的契机与外在的多变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的选择与内在的坚守。赵励及其后人，以人生守存量为家族传承的不二法则，把经历变成人生积累，守住存量，持守、转圜、调停、斡旋与自我调适，殊为不易。在大的时局变化中，守中求变更有把握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寻父、寻亲、寻道义、寻文脉，在异地坚守，对于异地者来说是一种新变。赵氏家族一方面囿于在多元政权中的游走与生存策略，另一方面不断为儒家文化“招魂”，在疏离与倾向中，呈现出有弹性与张力的历史价值。

注释：

[1]张鹏：《金墓壁画的考古发现与美术史研究》，《民族艺术》2009年第3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墓室壁画·宋元明清》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张鹏：《论大定规制对女真贵族墓葬的影响》，载《“宋代的视觉景象与历史情境”会议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王清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墓志与壁画》，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有关墓葬情况均出自本文，不再一一标注）。陈康：《金代赵励墓志考》，载《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李梅：《考古故事动荡岁月的见证——金代赵励墓》，载北京市文物局编《新首博专辑：文物背后的故事》，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811825303912574，齐秋：《〈金赵励墓志铭〉（〈天水赵公墓志铭〉）重校及吐槽》，2022年10月登录。周峰：《魂归故里何其难——金代赵励墓志、苗公泽墓志对读》，《寻根》2024年第4期。

[3]王清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墓志与壁画》。

[4]刘海文、王继红、寇振宏等：《河北张家口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3期。

[5]丁利娜：《从考古发现谈金中都的社会等级结构》，《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6]张鹏：《金代时立爱家族墓葬艺术研究》，《美术大观》，2022年第4期。

[7]脱脱等：《金史·卷8·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第184页。

[8]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第93页、96页。

[9]徐光冀、汤池、秦大树等：《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科学出版社，2012，第135页。

[10]王银田：《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1]徐光冀、汤池、秦大树等：《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科学出版社，2012，第176页。

[12]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王度》，中华书局，2003，第1762页。

[13]王元林：《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生肖图像的起源与流变》，《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14]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徐苹芳：《宣化辽墓考古剩语》，载《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