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道图》是唐代行政地理著作，服务于中央集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铨选改革使州县等第嵌入吏部注拟体系。唐代后期，著录州县等第的《十道图》与《循资格》《长定格》一起成为吏部格文；五代至北宋前期，该书著录的县望等次一直是中央官府的行政依据。宋代《九域图》《元丰九域志》
作者简介
王丽，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十道图》《九域图志》行政功能探析
王丽
【摘 要】《十道图》是唐代行政地理著作，服务于中央集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铨选改革使州县等第嵌入吏部注拟体系。唐代后期，著录州县等第的《十道图》与《循资格》《长定格》一起成为吏部格文；五代至北宋前期，该书著录的县望等次一直是中央官府的行政依据。宋代《九域图》《元丰九域志》《九域志》都以《十道图》为蓝本编纂而成，在编纂原则、结构体例以及记载州县等第服务行政等方面，与《十道图》一脉相承。记载州县等第是《十道图》《九域图志》行政功能的关键。探讨《十道图》《九域图志》等行政地理志书的发展演变，对于唐宋时期州县治理、铨选改革等相关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十道图》；《九域图志》；行政功能；州县等第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十道图》《九域图志》（宋代《九域图》《元丰九域志》《九域志》的统称）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全国性地理志书，对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山川地理风貌、政区设置及沿革、经济与文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前辈学者从地图学、历史地理学、地志学角度对上述作品考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十道图》《九域图志》作为朝廷行政依据的“政书”性质缺少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拟从考察《十道图》《九域图志》的行政功能，尤其是吏部铨选管理的功能出发，探讨唐宋时期行政地理志书的发展、转承，以及铨注法、州县等第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对加强中央集权背景下唐宋铨选变革及州县治理等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十道图》：行政管理功能突出的地理图志
疆域版图以及域内山川关隘、人口物产等是一个国家实施统治的基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地理图籍的收集和编制。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日益巩固，出现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书，如隋朝《诸州图经集》、《区宇图志》，唐代《括地志》、《职方记》、《十道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其中，《十道图》在唐宋时期的官府行政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十道图》的内容及行政属性
史载唐代《十道图》有三个版本，分别是《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李吉甫《十道图》（十卷）。李吉甫编撰《十道图》时为元和八年（813年）其任宰相期间。从三种卷本《十道图》时间上的前后关系看，李吉甫《十道图》应是对前两版本《十道图》的修订完善。这三种版本《十道图》现均已亡佚，仅能从史籍散见记载推知其主要结构及内容。
唐代政治经济稳定后，唐太宗即开始调整隋以来混乱的州县设置。贞观元年（627年），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行政区划基本稳定，“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这次“定簿”采取以十道系州、县的编排体例，“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叙之为十道也”。之后，唐代全国性地理志书多以“十道”为名、为纲编写。《十道图》亦是在此框架下编著而成。
《长安四年十道图》的内容已不可考。从《唐六典》中据传为《开元三年十道图》的内容看，主要概述十道州府名称、四至及山川贡赋。李吉甫《十道图》在南宋末年已散佚殆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唐宰相赵郡李吉甫弘宪撰，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料。《唐志》云十卷，今不分卷。”除陈振孙所见《十道图》残卷所载州县总数、文武官数及俸料等内容外，据五代及北宋人关于《十道图》的记述看，该书应该还载有道府州县望次、距京城道里、山川名胜，考定物产、土贡、户口等文字。
关于《十道图》的行政实用性。王庸认为，《十道图》是中央综合各地报送的图经编修而成的总舆图，“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而绘制的”；“《十道图》附说甚多，全国行政大纲均备载焉”；“（《十道图》）作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依据”，但这些只是论断性表述，并未对《十道图》的行政性做深入分析。目前，并未见到能说明《十道图》在唐代中期以前发挥行政用书的史料。笔者认为，从其先后两次被修订来看，《十道图》应担负有重要的行政、实用性功能。因为一般的地理志书修成后藏于私家或秘阁，如《括地志》成书后，“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这样的地理志书无需修订。只有那些有实用功能的图书，需要随着政治、经济等形势变化而增删、修改。
（二）唐代后期，《十道图》具有吏部法令功能
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请修订《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奏文如下：
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格式。前件格文，本朝创立，检制奸滥，伦叙官资，颇谓精详，久同遵守。自乱离之后，巧伪滋多，兼同光元年八月，车驾在东京，权判南曹工部员外郎卢重本司起请一卷，益以兴复之始，务切怀来，凡有条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选人，并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余人，铨曹检勘之时，互有援引，去留之际，不绝争论。若又依违，必长讹滥。望差权判尚书省铨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旧《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务令简要，可久施行。
仔细释读这段史料，我们可以推知以下两点：
其一，关于《十道图》吏部法令的属性。奏文将《十道图》与《长定格》《循资格》并称为“格文”。“格”是唐代重要的法律形式，系由君主制敕编撰而成。因“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的内容多为官司行政办公事务规范，常被看作行政法。传世文献中所见“格”主要是尚书省二十四司命名的法典，或者尚书省各部的单行法典。《循资格》是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所创，以年资为条件的选官法。《长定格》指开成二年（837年）颁布的，规定官员铨选规范、文书格式的法令。《循资格》《长定格》属于吏部法令，则与之并称的《十道图》也具有“格”的属性，是吏部管理遵循的规范。
其二，关于《十道图》等三件格文行用时间。奏文中“本朝创立”应为唐朝而非后唐，“久同遵守”应该是指自唐至后唐，三件格文都被遵守使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唐后期或唐末，《十道图》已成为法定吏部管理用文书。
（三）五代时期，《十道图》吏部管理的行政功能和政治功能
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国祚短暂，其实际控制的疆域与唐《十道图》的疆域差别巨大，但《十道图》一直行用，并被多次修订。这些修订不是因地理疆域或行政区划变更的需要，而是因吏部注拟需要，或出于政治考量。
五代时期，出于吏部“检制奸滥，伦叙官资”管理的需要，见诸史籍的对《十道图》的修订至少有四次。
同光二年（924年）二月，“吏部奏《十道图》内州县名，共三十七处犯献祖庙讳。敕改易之”。此次将《十道图》内犯忌讳的37处州县名称进行修改。
同光二年（924年）八月，因冬集选人、南郊大祀恩赏人齐集吏部，待选人数多，人员复杂，铨注法令无法满足注官需求，造成“铨曹检勘之时，互有援引，去留之际，不绝争论”，因此，中书门下奏：“请差左丞崔沂、吏部尚书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选司《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吏部奏称，要将后唐增设的泾州平凉县、庆州同川县、安州吉阳县三县编入《十道图》，但三县无望次。“敕：以吉阳、平凉并为中县，同川为下县”，朝廷以诏敕形式确定三县望次后，编入《十道图》。
后周时期，吏部侍郎张昭有《请改定奏》：“内铨见行用《十道图》，除旧洛都，并都外有新升京都，及节度、防御、团练等，名目不一。又自明宗以来，回避庙讳，所改州县名，多未结入《十道图》。铨司入官之时，格式旋简元敇施行，未曾添入《十道图》，无所准的。请下当司改定。”
以上四次对《十道图》的修订，其中有三次由吏部主官提出，其原因主要是因政权更迭造成州县名称、名目、等次的改易，这些改易如果不记入《十道图》，吏部铨选时就无法使用。
为维护王朝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长兴三年（932年）四月，后唐重定三京、诸州府地望次第。《旧五代史·明宗纪》记述中书门下奏文如下：
旧制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今都洛阳，请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为二，河东道第三，余依旧制。其五府，按《十道图》，以凤翔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为次。中兴初，升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七州，余依旧制。又天下旧有八大都督府，以灵州为首，陕、幽、魏、扬、潞、镇、徐为次，其魏、镇已升为七府，兼具员内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为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为额，仍据升降次第，以陕为首，余依旧制。《十道图》有大都护，请以安东大都护为首。防御、团练等使，自来升降极多，今具见在，其员依新定《十道图》以次第为定。
对于此奏文，《旧五代史·郡县志》的记述如下：
后唐长兴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据《十道图》，旧制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本朝都长安，遂以关内道为上。今宗庙宫阙皆在洛阳，请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为二，河东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剑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陇右道第九，岭南道第十。从之。
综合同一奏文的两种记载，可知：
其一，奏文所称“旧制”是《十道图》所载诸道、府、州、县次第及其划分原则。即“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根据政治、经济地位划分全国道、府、州、县为等级并排列先后。《十道图》依据唐代统治形势，记载了以关内道为首的十道，以及分隶十道的都督府、都护府、州、县等地方的自然、人文及行政等信息。《十道图》记录的不仅是唐代地理信息，还是以皇帝所在之地为中心，等级层次明晰的中央-地方政治结构。这一结构体现了皇权至上思想、皇权中心的政治观念以及李唐的皇权权威。
其二，后唐重定三京、诸州府地望次第，修订并形成新的《十道图》，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并宣扬其政权的正统地位。因后唐定都洛阳，政治中心改易，加之李存勖同光元年（923年）在魏州称帝，改魏州为兴唐府，改镇州为真定府，以及其他一些州府望次变化。中书奏请依据《十道图》及《十道图》中体现的原则，将河南道升为十道之首，将兴唐府、真定府置于唐《十道图》所列五府之上，大都督府、防御、团练州等按此前已发生的望次升降变化，其余则依《十道图》旧制，形成新《十道图》。后唐重新厘定全国道、府、州、县位次，除了为适应新的统治形势和统治需要而修订《十道图》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举宣示王权所在，强化新政权的正统地位。
（四）北宋前期，《十道图》是朝廷核定县望等次的依据
北宋初，政治制度多袭唐五代以来的旧制，《十道图》亦被新王朝继承使用。乾德二年（964年），“有司言《十道图》无全、邵二州名及其望。壬戌，诏并为中州”。北宋新收复的全、邵二州在《十道图》中无记载，经“有司”申请，朝廷定两州为“中州”。此条史料说明，《十道图》中的州县望次在官司行政中有重要作用，若《十道图》未记载，需即刻申请朝廷认定。
北宋政治稳固后，王朝疆域和地方路府州县的行政设置与唐有很大差别。景德四年（1007年），“命知制诰孙僅、龙图阁待制戚纶重修《十道图》”。该重修书未成。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权判吏部流内铨慎从吉奏请重修《十道图》：
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法官亦用定刑，而户岁有登耗，未尝刊修，颇误程品。请差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图》及馆阁天下图经定新本，付逐司行用。
宋代格式司“掌幕职州县官格式、阙簿、辞谢”，负责幕职州县官阙和官员俸料等级的管理，其核定州县官官阙级别和俸料多少的基本依据之一是《十道图》。大理寺、刑部也是依据《十道图》所记载州县之名号、等第、距京城道里等决定官吏、人犯之流放、贬谪地点等。从慎从吉的奏文看，北宋立国50余年，官司一直以《十道图》核定县等望次。
二、《九域图志》：《十道图》行政属性在宋朝的传承
为适应新的统治形势、新的行政需要，宋真宗朝起，在对《十道图》改造修订的基础上，相继编撰《九域图》《元丰九域志》《九域志》（一般统称为《九域图志》）等。宋代《九域图志》的修撰、修订始终是依据《十道图》的原则，以及著录赤、畿、望、紧、上、中、下等县望等第为基本内容，以便于行政为根本。
（一）《九域图》：《十道图》在宋朝的初步转变
从上文可知，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北宋中央政府在较定县望等次时，一直沿用《十道图》。权判吏部流内铨慎从吉说“而户岁有登耗，未尝刊修，颇误程品”，奏请：“差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图》及馆阁天下图经定新本，付逐司行用”。随后，朝廷差翰林学士王曾总领修订《十道图》事宜。天禧三年（1019年），“书成，凡三卷。诏付有司”。该书即《九域图》。从成书经过可以看出，《九域图》与《十道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继承关系。首先，《九域图》是在《十道图》长期未刊修，影响官司“较郡县上、下、紧、望”政务的情况下编修的；其次，新书主要依据《十道图》和馆阁藏天下图经；其三，新书修成后“付有司”，替代《十道图》成为考定官吏俸给、刑罚等的依据。因此，《九域图》是《十道图》在宋王朝的继承性修改，而继承的核心是其“较郡县上、下、紧、望”的行政实用性。
（二）《元丰九域志》：《十道图》的继承与变革
熙宁年间，为了节约开支，宋神宗诏令合并、废除了一批州县，“省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废县一百二十七”，省并州县造成大量州县区划、名称等发生变动。熙宁八年（1075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上奏：“今《九域图》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余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三馆、秘阁删定。”此时距《九域图》成书已60余年，由于州县废置、名号改易、等第升降等原因，刘师旦提出重修《九域图》。于是，朝廷乃命王存总领馆阁校勘曾肇、光录丞李德刍等删定编修。元丰三年（1080年）书成，“旧书名图而无绘事，乃请改曰志”，因原书名图而只限于文字记载，故改名为《九域志》，此即《元丰九域志》。
《元丰九域志》的内容“始于四京，终于省、废州军及化外羁縻州，凡州县皆依路分隶，首具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名，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该书“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对县望等次的记载与《十道图》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元丰九域志》仍是供“有司”使用的地理志书。元祐五年（1090年），宋廷朝臣就宋夏边境胜如、质孤二寨的弃守问题争论，御史中丞苏辙说：“（胜如、质孤）二寨既于元丰五年废罢，具载《九域图志》，见今无使臣兵马住坐，而妄谓夏人旧系守把，朝廷从而助之，以《九域图志》为差误也。吏部见差管勾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为守把”。苏辙认为胜如、质孤二寨废弃明确载于《九域图志》，批评宋朝廷为争夺二寨的驻兵权，歪曲二寨已废弃的事实，临时派二寨的巡检使臣为守将。从此段话不难看出，沿边堡寨的废置会及时记载于《九域图志》，以作为吏部差注巡检、守把等官员的依据。
（三）《九域志》在北宋后期至南宋的修订及其行政功能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州县名号及行政区划时有变更，崇宁末至宣和年间，朝廷置“详定九域图志编修所”，对《九域志》进行修订。宣和二年（1120年），“详定九域图志编修所”罢局之日，虽未修成新书，但作为宰相领局的重大事项，曾诏令全国提供资料备修，根据州郡地方呈送资料，“详定九域图志编修所”调整、规范了州县等第与名号问题。
其一，规范政治性县望等级。《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四京属县为赤、畿县，十次府属县皆为次赤、次畿。“随着北宋末年次府增多，次府地位贬值，其属县的等级不断下降”，次府属县并非都是次赤、次畿。政和二年（1112年），详定九域图志所奏请确立兴仁府、郑州、颍昌府、开德府为四辅，“四辅所治县，自合正名次赤，余县合为次畿”，将次府属县为次赤、次畿，调整为“四辅”属县为次赤、次畿。
其二，调整了县望划分标准。政和五年（1115年），根据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的奏请，朝廷下令，除赤、畿、次赤、次畿依旧外，“一万以上为望，七千户以上为紧，五千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为中，不满三千户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上为下”，改变承用数百年的县等划分依据。
其三，重新认定了一些州府名号和等级，并得到诏敕批准。这些敕令变更的州县名号、等第增入了原书，形成新的《九域志》，此即北宋后期以至南宋末所行《九域志》。
南宋对于《九域志》的记载较少，但从嘉定八年（1215年）二月，吏部尚书李大性关于“作县罢黜人”铨注问题的奏文可以确定，《九域志》一直是吏部的行政用文书。奏文称：
此外又有望县，有紧县，有畿、赤县，有选阙县；又有上县，有中县，有中下县，有下县，皆出于邸吏供具，以为《九域志》所载如此。采之郡议，稽之案祖，……有进奏院供到十一县，《九域志》内不曾该载望、紧、上、中下县去处。数内欲将抚州临川县作望县，处州庆元县、建昌军广昌县、抚州崇仁县、乐安县、建昌军新城县并作上县，武冈军武冈县、靖州永平县、德安府云梦县、复州玉沙县、蕲州罗田县并作中县。乞下吏部，照上件分定县分高下，置籍遵守，差注施行。从之。
李大性的奏文反映出，吏部官阙是根据《九域志》核对地方奏报官阙确定的，其所谓“案祖”即《九域志》。这说明，直到南宋后期，《九域志》仍是吏部确定县望等次的依据，在吏部差注时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功能。
唐后期至五代，《十道图》是与《长定格》《循资格》并行并用的吏部法令；北宋前期，《十道图》是吏部注拟、刑部及大理寺等核定州县等第的依据；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末年，作为《十道图》的延续，《九域图》《九域志》一直是吏部校定县望等次的案籍。从现有史料看，《十道图》《九域图志》的行政功能主要体现在其记录的州县等第为吏部注拟提供依据方面。那么，州县等第与唐宋吏部行政管理有何关系呢？
三、州县等第与唐宋时期州县官员管理
州县分等是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实施地方治理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唐宋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铨注法的发展，州县等第在地方官员配备、吏部注拟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州县等第是朝廷配备地方官员的依据
隋朝建立后，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废除了州县长官自辟佐吏的辟属制度。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州县长吏、僚佐皆由朝廷统一除授。为便于对幅员广大区域、千数州县配备官吏队伍，隋朝将州县等级与官吏的规模、品级挂钩，不同等第州县规定相应的官员配置。唐初承隋制，除首都及陪都所在地外，根据户口定全国州分上、中、下三等，县分上、中、中下、下四等。“武德令，三万户以上为上州。……户五千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与州县等第对应，规定了各等级州县官吏的配置。武德元年（618年）诏：“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县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县各有差。”《唐六典》记载了唐代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下都督府、上州中州下州及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各级官府官吏的设置情况。现将其中上州、中州、下州设官分列如下：
唐代前期，官吏品级、官员队伍的规模严格依据州县等第高低安排。而官品不同，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享受的待遇不同。唐中期后，虽然州县等第与官品对应的秩序被打破，但州县等第仍然是影响州县官吏品秩、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有唐一代，州县等第在官僚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北宋初承唐制，地方官吏的配置以州县等第为准。开宝三年（970年），为了减员增俸，宋廷颁布了按户口增减州县官吏的诏令，“西川管内诸州，凡二万户，依旧设曹官三员；户不满二万，置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各一员，司法兼司户；不满万户，止置司法、司户，司户兼录事参军；户不满五千，止置司户，兼司法及录事参军。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三员；户不满千，置令、尉，县令兼主簿事；户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户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诸道减员亦仿此”，诏令中的“依旧”是承旧制，即以县等配置官吏队伍之制。此诏虽然突出了户口在官员配备中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州县等第是配备地方官吏的基础。
宋代县望等第与官员品级有对应关系。如元丰官制：“三京畿县令，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从政郎”，“京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主簿，马监主簿，迪功郎”，县望等级与官阶的对应关系已不像唐代那样细致分明了。
唐宋朝廷通过划分全国州、县等级望次，并为各等次州县配备相应品级、规模的官员，给予官员不同的政治权力和俸禄等，达到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此意义上讲，州县等第在中央集权国家官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二）州县分等在地方官员注拟中的作用及变化
隋唐收地方官员管理权归中央，数量庞大的待选官员集聚于吏部。随着唐王朝政治日渐稳定，入仕人数增多，“参选者岁有万人”，“铨法简而任重”，吏部法令规章不适应铨选等管理需要，造成吏部铨选混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裴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裴行俭铨选改革有三个关键点，一是设立长名榜，通过严格参选官员资格审查，提前就将一些条件较差的选人黜落，将符合条件的选人排出名单。二是“引铨注之法”，以法令、条格铨选、差注官员。此前，吏部选任官员一直是由吏部尚书、侍郎等知选官员对所有待选人铨衡——主要依据吏部知选官员个人主观判断。裴行俭引“法”入铨选，将一些客观标准纳入铨选体系，改变了此前依靠个人好恶铨衡官员、注授官职的传统。三是“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校定州县等级，升降州县，理顺包括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及州县差注次序。“定州县官资高下”与“长名榜”相对应，使官员差注与州县等第紧密结合。
随着官阙少而选人多的局面日益严重，选人为得到理想职任，“专务趋竞，铨品枉桡”，已有的铨注法令无法应付选任腐败。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循资格是将待选人的官品、选数等综合形成任官“资格”。与循资格匹配，全国州县官阙形成了以京城为中心，道、府、州、县由高到低、由近到远的注拟体系。“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自下升上，限年蹑级，不得踰越。”具有一定“资格”的官员与相应高低远近的阙位相匹配。所有官员自下升上，由远及近，逐级进升，改变了“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的铨授局面。循资格进一步将州县等第嵌入官员铨注、管理体系。
循资格设立的同一年，开元十八年（730年），唐朝调整了州县等划分的标准，将六雄十望州、三辅、都督州、畿内州并同上州，赤、望、紧、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实际形成了八等州县的格局。此后，唐代县制由四等、七等、八等以至十等县，层次累增。对于州县等第细密化，《通典》说：“其后选人既多，叙用不给，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郡自辅至下凡八等，县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冲府亦有差等。”杜祐认为，“累增郡县等级”的目的是缓解吏部“选人既多，叙用不给”的压力。现代学人罗凯、陈志坚、曹雨琪都关注到唐朝中后期，州县等次增加与官员管理的关系。朝廷通过增加州县等级，以减小吏部注拟压力的做法，实际上强化了州县等次在官员铨注管理中的地位。
从州县等第决定州县官员队伍配备，到铨选改革强化州县等第在官员注拟中的影响，以及通过增加州县等第缓解注拟压力，这一系列举措都说明州县等第在唐代官员管理制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结 语
将地方官任免权归中央是隋唐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但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全国州县的地理环境、政治地位、经济水平各异，朝廷如何为数以千计的州县配置官吏，以实现更合理、有效的治理。二是为数不多的吏部官吏如何应付对数万官员的选任管理。根据政治地位和户数划分州县等级，以州县等级配备官员，是隋唐朝廷解决地方官吏配置问题的措施；以铨注法代替品评官员德能的铨衡制度是应对官员选任问题的措施。这两项措施都与州县等第密不可分，而著录州县等第的《十道图》遂成为官员管理的行政依据之一。为保证记载州县等次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适应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行政需求，《十道图》在唐代两次大规模修订，在五代、北宋前期不间断地补充，宋朝相继编修了《九域图》《九域志》等。由《十道图》到《九域图志》的演变，不仅反映出唐宋时期地理志书编撰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州县分等制度、吏部铨选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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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刘婧妍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