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晚上十点多，医院大厅的自动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正打算收拾拖把回仓库，一抬头看见一个浑身是雪的人，推着轮椅进来了。轮椅上裹着好几层被褥，只露出一张皱巴巴的脸。

那个特别冷的冬天，我在县医院干杂活的时候，遇到了王婶。

那天晚上十点多，医院大厅的自动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正打算收拾拖把回仓库，一抬头看见一个浑身是雪的人，推着轮椅进来了。轮椅上裹着好几层被褥，只露出一张皱巴巴的脸。

推轮椅的是王婶，当时我不认识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脚上是一双沾满泥雪的胶鞋，右脚鞋底开了个口子，用铁丝捆着。

“大妹子，急诊在哪？我婆婆喘不上气了！”王婶嗓子都喊哑了。

我拖着没干的地，指了指楼梯尽头。她推着轮椅就要往前冲，我赶紧把拖把一扔上去搭把手。轮椅轮子上结了冰，滚动时咯吱咯吱响。

急诊室的张医生正在给人缝合伤口，见状赶紧喊护士。他们七手八脚把老人抬上病床。

“血氧只有76，赶紧上氧气！”张医生皱着眉头说。

王婶站在一旁，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嘴唇干裂，都有血丝渗出来。她的裤腿湿到膝盖，结了层薄冰，在医院暖气下开始慢慢融化，水滴答滴答落在地上。

我去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杯子，手抖得厉害，还使劲嘘了嘘才敢喝。

“你们从哪来的啊？”我问。

“石板沟。”

“石板沟？那不得十八九里地吗？”

王婶点点头，说话还有点喘：“哎，是啊，我婆婆今天突然不行了，村里没车，公交又停了。”

她没说完，医生叫她去交费。我看着她踉跄地走向收费处，才注意到她腿好像有点不利索。

第二天一早，我去打扫病房，发现王婶婆婆住进了普通病房。王婶在床头摆了个塑料袋挂的点滴架，一个旧暖瓶，还有个饭盒。

她正给老人喂稀饭。那只碗边缺了口，贴着块胶布。

“阿姨，好点没？”我问那位老人。

老人没反应，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王婶替她回答：“她中风八年了，不会说话。”

我点点头，装作懂行的样子：“嗯，卧床时间长容易肺部感染。”

“可不是，去年冬天也是这样，喘得厉害。”王婶叹口气，“我们村太远了，医生不上门出诊，每回都得折腾到这来。”

病房里其他家属有人给老人翻身，有人帮忙按摩肩膀。王婶却什么活都自己干，从喂饭到擦身子，动作熟练，跟护士有得一拼。

午饭时我看见王婶在医院食堂打了份最便宜的素菜，她自己没吃几口，倒是把里面的胡萝卜挑出来，用筷子碾碎了拿回去喂婆婆。

“你们乡下有几口人啊？”我边拖地边问。

“就我和婆婆。”王婶笑了笑，“男人十年前去了，也是在这个医院。肝癌。”

她顿了顿又说：“孩子在广州，在那边成家了。”

“常回来看你们吗？”我随口问。

王婶眼神闪了闪，没答话，低下头去整理婆婆的被角。

第三天，我在楼道拐角碰见王婶蹲在地上，缝那只开了底的胶鞋。针线是医院垃圾桶捡的输液管，用火烧了个小孔，穿着缝。我看着她手指被针扎得起茧，忍不住说：“王婶，这鞋底都磨没了，缝了也没用啊。”

“再穿两天就回去了，回头我有时间去街上买双新的。”

不知怎么的，我就多嘴问了句：“您儿子不给您买鞋啊？”

她抬头笑了，那笑容有点难过：“孩子有孩子的难处。”

我看她手上还有几道新伤，像是擦破的，有点疑惑。

她顺着我的目光解释：“昨天晚上下去倒尿盆，楼梯太滑，摔了一跤。”

我这才注意到，王婶右腿走路时微微拖着，像是有伤。但她不说，我也没多问。

那天下午，我路过病房，听见里面的收音机正播着戏曲。王婶正一边给婆婆按摩腿脚，一边轻声跟着哼。婆婆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嘴巴一张一合，像是要说什么。

“您想说话？”王婶凑过去，“是不是想听《铡美案》那段？我给您换。”

她摆弄着那个掉漆的老收音机，天线是用铝箔纸包着的铁丝，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个频道。婆婆眼睛跟着她转，嘴角似乎微微上扬。

这时候走廊上传来护士的吵闹声：“3床患者家属！轮到你推老人去做CT了！”

王婶赶紧应了一声，看了看墙上贴的检查单，是昨天医生开的，收费单上写着480元。我看见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个褪了色的红包，仔细数了好几遍，才起身去交钱。

那个晚上我加班收拾手术室。回去的路上经过住院部，发现王婶居然躺在走廊的长椅上睡着了，盖着那件旧棉袄。保安摇了摇她：“大姐，病房不让家属通铺，你得回去。”

王婶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哦哦，我就歇一会儿，这就回病房。”

保安走后，她并没有立刻回去，而是揉着腿呲牙咧嘴。我走过去问：“王婶，腿不舒服？”

“没事没事，老毛病了。”她站起来，腿却一软，差点摔倒。

我扶住她：“咋回事啊这是？”

她犹豫了一下，掀开裤腿给我看。我倒吸一口冷气——她小腿上有条十来厘米长的伤疤，已经有些年头了，伤口愈合得并不好，看着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

“这是…”

“十多年前的事了，”王婶笑着说，“那会儿我和老头子刚结婚不久，婆婆身体还好着。有天我去井边洗衣服，婆婆帮我拿盆，不知怎么的，一脚踩空了，从台阶上滚下来，我去扶她，结果俩人一起摔下去了。我这条腿给石头划了个大口子，婆婆没事，就是受了点惊吓。”

她说着，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下雨天老毛病就犯，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把裤腿放下，摆摆手。

我没多想，送她回了病房。临走时，我看见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小包药，倒出两片干咽了。

第二天我见到张医生，随口问起王婶的腿。他翻了翻记录说：“哦，她啊，前年来过一次，那条腿有陈年骨折，愈合不好，建议手术的，她说回去考虑考虑，就再没来过。”

“多少钱啊那手术？”

“保守估计两万吧，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一部分。”

我点点头，心想怪不得她不治。

王婶婆婆住院第五天，开始退烧。她从家里带来的中药喝完了，准备熬新的一副。我下班路过，看见她在医院后门的空地上，用捡来的砖头支了个小灶，烧着一锅黑乎乎的汤药。

冬天的风吹得火苗东倒西歪，王婶蹲在地上，不停地往灶里添着从垃圾桶捡来的纸盒和树枝。

“这不是医院食堂可以热水吗？”我问。

“婆婆这药得熬两个小时，食堂师傅不让占着电磁炉。”王婶的脸被烟熏得脏兮兮的，“再说了，这药得用砂锅炖，瓷勺搅，才出效。”

我帮她往灶里添了点柴，问：“这啥药啊，这么讲究？”

“清肺的偏方，是我们村老中医给的，我婆婆吃了好多年了。”

王婶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槐树枝：“这是我上山砍的，要新鲜的才行。”

她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槐树枝掰成小段，放进砂锅。那锅早就没了釉，外面黑黢黢的，一看就用了很多年。

趁着等药熬好，王婶从包里拿出一件毛衣，一边织一边讲起她和婆婆的事。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刚进门那会儿，婆婆可厉害了，”王婶笑着说，“我做啥她都看不上，饭做咸了嫌咸，做淡了嫌淡。有一回我洗她衣服，把她最爱穿的那件红毛衣染色了，她气得一个礼拜没理我。”

王婶说话时手上的针没停，织着的是件灰色的毛线背心，线是从旧毛衣拆下来的，打了好几个结。

“后来她中风了，倒是啥脾气都没了。刚开始我还有点暗自高兴，觉得终于不用看她脸色了。”王婶自嘲地笑了笑，“可人就是贱，等她真的不会说话了，我倒希望她骂我两句。”

夜色渐深，医院后门的路灯亮了，惨白的光打在她沧桑的脸上。

“前些年她还能坐起来，我就天天背她到院子里晒太阳。去年下半年开始，她连坐都坐不稳了，整天躺着，嘴也歪了。村里人都说别折腾了，送敬老院算了，我儿子也这个意思。”

药快熬好了，王婶用勺子搅了搅，尝了一口，脸一皱：“苦死了，不过管用。”

我问：“那您怎么还一直照顾她呢？”

王婶笑了：“我跟她相处一辈子了，都是一家人，哪有把人送走的道理。再说了…”

她顿了顿，盖上锅盖：“再说了，有些事情，只有我和她知道。”

第七天，王婶婆婆的病情有了好转，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可下午查房时，婆婆突然高烧不退，血氧又开始下降。

我在走廊上碰见王婶，她正和医生说话，脸色很难看。

“必须上ICU，”张医生说，“老人家这情况很危险，再拖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ICU多少钱啊？”王婶声音发抖。

“一天至少3000，还要交5000押金，”张医生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们困难，但没办法，这是规定。”

王婶沉默了。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吧，”我忍不住说，“这种时候了。”

王婶抬起头，挤出个笑容：“没事，我有办法。”

她转身就走，我还以为她是不想治了，赶紧追上去：“王婶，您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

没想到她直奔医院后门，拦了辆摩托车，也不讲价钱就上去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大约两小时后，王婶回来了，浑身是泥，手里提着个沾满灰尘的塑料袋。她把袋子交给收费处，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钱，有百元的，也有五十、二十的，甚至还有几张零钱，角票。

“一共5800，押金5000，药费800。”她一边数一边说。

收费员有点不耐烦：“大姐，你这钱哪来的啊，脏得…”

“都是血汗钱！”王婶突然提高了声音，“我攒了十二年的钱，你嫌脏啊？”

收费员被她这气势镇住了，默默点起钱来。

王婶转向我，声音又低了下去：“我回家拿的，藏在罐子里的。本来是打算给自己手术攒的，现在给婆婆用了。”

“您…您腿上的伤？”

“哎，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疼啥啊。”她摆摆手，眼里闪着泪光，“婆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腿好了又有啥用？”

后来我才知道，王婶那天是跑了十八里地回村取钱。石板沟离县城十八里，没有公共交通，平时村民要进城，只能搭乘每天一班的农用车。王婶那天为了省钱，坐了一段摩托车后，大部分路程都是走回去的。

婆婆进ICU的第三天，我值夜班。凌晨两点多，医院走廊冷清得可怕。我看见王婶坐在ICU门外的椅子上打瞌睡，手里还握着个旧式翻盖手机。

“王婶，”我轻声叫她，“去休息室睡会儿吧，这儿冷。”

她睁开眼，摇摇头：“不了，我守着，医生有事好叫我。”

我怕她饿着，从食堂带了份剩饭给她。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但只是放在一旁。

“我吃过了，”她笑着说，“你别担心。”

可我分明看见，她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您儿子…”我犹豫着开口。

“我打过电话了，”王婶淡淡地说，“他说最近太忙，等忙完了就回来。”

她低头摆弄着那个旧手机，屏幕已经有些发黄了。我瞥见她在翻看相册，是几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年轻小伙子抱着个婴儿，站在一栋楼前。

“我孙子，今年四岁了。”王婶脸上露出一丝骄傲，“长得可精神了，跟他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她翻到下一张，是她和婆婆的合影。照片里的婆婆坐在轮椅上，脸上带着些许笑容，王婶站在她身后，手搭在轮椅把手上，两个人都穿着过年时的新衣服。

“这是前年春节，她那会儿还能坐起来，”王婶眼里泛着光，“那天我们村里放电影，我推她去看了。她最爱看电影了，年轻时候是村里有名的戏迷，会唱一整出《白蛇传》。”

这是我第一次听王婶提起婆婆年轻时的事。在我印象里，那位老人就是病床上不会说话的一具身体，很难想象她也曾经活力四射。

王婶继续说：“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我老头子第一次见她，当天就跟他爹说非她不娶。”

“那…您跟您老公感情一定很好吧？”

王婶笑了，眼神有些飘忽：“也没什么好不好的，都是过日子。”

停顿了一会儿，她又说：“其实老头子刚去世那阵子，我特别想跟着去。每天半夜醒来，看见婆婆躺在那里，我就在想，我死了谁照顾她呢？就这么撑下来了。”

“儿子不照顾吗？”我忍不住问。

王婶摇摇头：“孩子有自己的路要走。再说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再说了，这些年婆婆养我比我养婆婆多。”

我有些疑惑。王婶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解，但她只是笑了笑，没再多说。

夜深了，医院里只剩下仪器的嘀嗒声。王婶靠在椅子上，渐渐睡着了。我给她披上件外套，蹑手蹑脚地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护士电话，说王婶婆婆突然病情恶化，医生正在抢救。我赶到ICU外，看见王婶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双手紧紧攥着一串佛珠，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张医生从里面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稳定了，不过还得继续观察。”

王婶腿一软，差点跪下去。我和护士赶紧扶住她。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她不停地说。

张医生拍拍她的肩膀：“大姐，你婆婆这把年纪了，能挺过这一关真是奇迹。说实话，我看过不少老人，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细心的照顾，你真的很了不起。”

王婶擦擦眼泪：“应该的，都是应该的。”

下午三点，医生允许家属探视五分钟。王婶换上了医院发的隔离衣，小心翼翼地走进ICU。我从窗口看见她站在婆婆床前，轻轻抚摸着老人的手。老人眼睛微微睁开，似乎认出了她。

五分钟后，王婶出来了，脸上挂着泪，但眼神却格外明亮。

“她认出我了，”王婶激动地说，“她冲我眨眼睛了！”

接下来的几天，婆婆的情况渐渐稳定。王婶也放松了许多，开始主动和病房里其他家属聊天。

一天中午，我在食堂看见王婶居然破天荒地买了两个荤菜。

“今天这么奢侈啊？”我开玩笑地问。

“好消息啊，”王婶笑着说，“医生说再过两天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再说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什么日子？”

“我和老头子结婚纪念日，”她腼腆地笑了，“31年了。”

我有些吃惊：“您还记得这个呢？”

“当然记得啊，”她说，“每年这天，我都会给他烧张纸，告诉他我和婆婆都好好的，让他放心。”

王婶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年轻时我脾气差，总和婆婆闹别扭，他夹在中间挺难做人的。现在想想，他妈也是疼他的，就是方式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王婶提起和婆婆的矛盾。在我眼里，她一直是那个任劳任怨的好儿媳。

“我刚嫁过来那会儿，婆婆管得特别严，连我上街买针线都要过问。有时候我和老头子说说笑笑，她就阴阳怪气地说我不务正业。”王婶摇摇头，“那时候我恨死她了，还和老头子说过，等你妈死了咱们日子就好过了。”

她自嘲地笑了：“结果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先走的是我老头子，留下我和婆婆相依为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听她讲。

“老头子刚走那会儿，我真的接受不了。整天以泪洗面，啥活也干不了。是婆婆硬把我拉起来，逼着我干活，说人活着就得往前看。”

王婶眼圈红了：“那时候她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天天给我做可口的饭菜，怕我想不开，晚上还跟我挤一张床睡。就这样，我慢慢熬过来了。”

“后来她中风了，我就想，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让我报答她。”

王婶婆婆康复得很顺利，比医生预期的要好得多。半个月后，老人已经能坐起来喝水了。

出院那天，张医生特意来送他们。看着王婶收拾东西的背影，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像老王这样的儿媳妇，我这么多年就见过这一个。”

王婶没听见，正忙着给婆婆穿衣服。她从包里拿出一件崭新的红毛衣，小心翼翼地给老人套上。

“我自己织的，”她冲我们笑着说，“婆婆最爱红色了。”

这时，意外发生了。婆婆突然抓住王婶的手，嘴巴一张一合，似乎在说什么。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婶激动地凑近：“妈，您说什么？”

老人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微弱，但在病房的寂静中，我们都听清了。

她说：“谢谢你…闺女…”

王婶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紧紧握住婆婆的手，哽咽着说：“不用谢，妈，都是我应该做的。”

张医生也红了眼眶，悄悄对我说：“中风病人能恢复语言功能，这概率比彩票还低。”

我看着王婶小心翼翼地扶婆婆坐上轮椅，突然明白了什么。

“要不是您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张医生走过去，拍着王婶的肩膀说，“她绝对撑不到今天。您救了她的命啊。”

王婶抹着眼泪笑了：“不，医生，是她救了我。”

一年后的冬天，我已经调到县医院当了正式工。下班路过住院部大厅，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王婶，她正推着婆婆的轮椅准备离开。不同的是，这次老人精神好多了，脸上有了血色，甚至能微笑着和路人点头。

王婶的腿似乎也好了不少，走路时不再一瘸一拐。她穿着一双崭新的棉鞋，戴着毛线帽子，看上去精神了许多。

“王婶！”我快步走过去。

她转过头，笑容依旧温暖：“哟，是你啊！听说你转正了，恭喜恭喜！”

“您婆婆看起来好多了！”

“是啊，”她骄傲地说，“现在每天都能说几句话了，还能自己吃饭呢！”

婆婆冲我点点头，虽然动作还有些僵硬，但眼神已经清明了许多。

“您腿也好了？”我问。

“去年做了手术，”王婶笑着说，“儿子出的钱。他现在回来得勤了，隔三差五就回村看我们。说来也怪，自从他奶奶病好一些，会说话了，他好像一下子懂事了不少。”

我陪她们走到医院门口。外面下着小雪，王婶从包里拿出一条围巾，小心地给婆婆围上。

“王婶，”我忍不住问，“您还记得去年您说的话吗？说是婆婆救了您，而不是您救了婆婆。这是什么意思啊？”

王婶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人活这一辈子，最可怕的不是没人照顾，而是没有可以照顾的人。老头子走后，是婆婆让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要不是为了照顾她，我可能早就……”

她没有说完，只是摇摇头，拍了拍婆婆的肩膀：“走吧妈，回家了。儿子今天回来，说是给您买了礼物呢。”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