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是美国的半夜。睡梦中醒来，看到微信，很有些愕然，因为我们在四月赴美之前，还借了裘先生从医院到学校来的机会，在光华楼27楼看望了他，那时候虽然他眼睛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但是气色不错，当时留下一张合影，他还挺有精气神。当他为了合影特别睁大眼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很

收到裘先生往生的消息，是美国的半夜。睡梦中醒来，看到微信，很有些愕然，因为我们在四月赴美之前，还借了裘先生从医院到学校来的机会，在光华楼27楼看望了他，那时候虽然他眼睛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但是气色不错，当时留下一张合影，他还挺有精气神。当他为了合影特别睁大眼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很清澈很明亮。

葛兆光、戴燕与裘锡圭先生合影

裘先生是我和戴燕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我们1977级大学生是1978年春天进校的。在古典文献专业欢迎新生的会上，第一次看见裘先生；随之而来专业对左言东老师的批斗会上，第二次看见裘先生。那时候他还是青年教师，坐在很多老先生后面，戴着一顶帽子，不怎么说话，所以，一开始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深。不过就在1978年，《人民教育》登出了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称他是“古文字学界的陈景润”，其中说到他如何刻苦读书，如何破译古文字，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报道里面，有这样一则故事，讲到他率先指出侯马盟书中的“麻夷非是”，就是“灭夷彼氏”，而且还因此更正了《公羊传》两千年古人注解之误，以至于郭沫若大为称赞“至确”。于是，同学才开始对这位年轻老师刮目相看，不过，由于传说中他一丝不苟，论起学问来铁面无私，因此，当他给我们上“文字学概论”课的时候，大家也都有点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到学期结束，格外认真地对付这门课的期末考试，最终卷子发回，好像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得了“优”，其他大多只是“良”，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认真和严厉。这大概是二年级，也就是1979年末或1980年初的事。

到了1982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也就是早年王国维说的“两重证据法”，不过，王国维的时代，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简帛文献的出土，但裘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他们，正好碰到这个“地不爱宝”的时代，因此，他们开启了被称为第二次古典学重建的时代。我这里用的“第二次古典学重建”这个概念，是裘先生说的，他认为，古史辨时代是中国第一次古典学重建，是以去伪存真为重心，现在大量简帛文书的出现，则可以是第二次古典学重建，因为这个时候的重心，是通过出土文献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我理解，他也用 “古典学”这个词，和李学勤先生一样，也是要把古代中国文明放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去重新比较和认识。在我读研究生的时代，他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大趋势。他那篇《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大概就酝酿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给我们讲课的内容，他的课给我印象很深，所以一直到上个月我在加州伯克利作演讲，还首先提到这篇文章。

一旦公众舆论把裘先生比为陈景润，很多类似陈景润式的故事就传播开来，半真半假，以至于很多人都想象，裘先生仿佛刻板得像走路碰上电线杆的陈景润，我们同学中也曾传说，裘先生如何不留情地当面批评某前辈的著作，如何不懂得穿衣吃饭的常识，如何在国外访问时天天只吃白煮鸡腿，其实很多人会忽略了裘先生的另一面。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在1979年北大中文系新年联欢会上，听过裘先生清唱京剧裘派花脸的段子《铡美案》（裘先生原来唱老生，但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改唱花脸），那还真是有板有眼，声音洪亮；当时，另一位也在现场唱京剧余派老生名段《四郎探母》的，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金开诚先生，他们当时都是古典文献专业的中年教师，这一场表演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特别是，很多人都觉得裘先生沉浸于古文献和古文字，是不问世事的“专门学问家”，其实，他不光对各种思想文化问题有自己的立场，也关心很多理论甚至是海外理论，只是不常外露。1990年代我参与编辑《中国文化》集刊的时候，曾特意去他家向他约稿，他觉得《中国文化》刚刚创刊，不宜发表过于专深的文字考释，于是，便特意写了一篇讨论古代风俗文化史的《寒食与改火》给我，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光引征了大量古代中国的历史文献，也用了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类似的文章还有《杀首子解》等，这让我们看到了裘先生的另一面。后来，我们先后从北京移居上海，住在同一个小区，戴燕曾经受刊物之托，去他家专门对他做过一次很长的专访，在访问中他谈到专业研究，但也谈到了很多专业之外的感想和故事。近二十年里，不知道多少次，我们在小区院里遇见他和董岩老师散步，也会常常天南地北乱聊，这时候，你如果听到他有关社会和政治的一些议论，你一定会知道，他绝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那种书呆子。

教过我们的那一代老师，好多都已经过世，从进学校后只见过一面的游国恩（1899-1978）、魏建功（1901-1980），到教过我们课的周祖谟（1914-1995）、阴法鲁（1915-2002），再到相处更为密切的裘先生这一辈如金开诚（1932-2008）和严绍璗（1940-2022），正如麦克阿瑟那句名言说的，“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想起他们，就不免有些伤感。不过我也知道，伤感是免不了的，但不必只是伤感。当我们回忆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老了，总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也会被后辈回忆（或者遗忘），学界总是一代又一代更替的，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可以宽慰的，只是薪尽火传，他们以及我们，至少还在世上留下了些许文字，人走了，文字总是可以传下去的。我在想，等回到上海，就把六卷本裘先生文集拿出来重温，作为对裘先生的纪念罢。

2025年5月8日匆匆写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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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