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版｜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完整实录（上）

摘要：但沃伦·巴菲特这次满足了大家想听观点的好奇心，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已经说的够透了，而且，全程还充满了很多回忆杀，“查理”的名字出现了几十次。最后一刻突如其来的宣布年底换届，让结束的掌声意外、不舍、经久不息……

今年几个小伙伴做好了熬夜准备看全程。但实话说，原本都没打算要第一时间做文章，安安静静，享受问答的过程就好。

但沃伦·巴菲特这次满足了大家想听观点的好奇心，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已经说的够透了，而且，全程还充满了很多回忆杀，“查理”的名字出现了几十次。最后一刻突如其来的宣布年底换届，让结束的掌声意外、不舍、经久不息……

无论如何，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届股东会。这也是巴菲特的第60次伯克希尔股东会，全程一共回答了34个问题（算上贝姬在上半场最后提醒巴菲特介绍下经营情况的问题）。嗯，想起上上一次股东会，巴菲特说自己打算回答60个问题呢～～

值得记录且反复咀嚼，所以就应呼声，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把全程翻译整理出来。全是绣花活，细细重温的感觉还是很值得。希望这种获得感，也能传递～～

这是我第60次参加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我认为也将是最好的一次。

在正式开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些昨天的数据，因为我们创造了各种纪录。昨天，在中午到下午五点之间，有19700人到场。而去年的纪录是16200人。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打破了纪录。

喜诗糖果（See's Candies）销售额为31.7万美元，而去年是28.3万美元。

大多数销售其实都受到产能限制，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排队。

布鲁克斯（Brooks）的销售额是31万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他们预计本周日会有将近3000 名跑者参赛，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大概最多是2200到2400 人。

当然这不包括我，我是不会参加的（笑）。

还有Jazzwares（一家玩具公司），他们大概卖了25万美元，是去年的两倍。他们基本上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几乎每个展台都有排队的顾客，在收银台前面，有时候排得非常长，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但我们会慢慢学会怎么应对这一切的。

几乎每家公司都打破了纪录。

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场出席了。还有很多人是在线上、来自世界各地收看直播的。我想我们会在多个方面打破纪录。

稍后我们就要进入问答环节了，但在这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董事。

我叫沃伦·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出生和长大；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是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还有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他是在印度出生并成长的。

我们这个小团队就非常多元化。

在座的董事们，我会按字母顺序介绍你们。如果我叫到你的名字，请你起立。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忍不住，但请把掌声留到最后，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读完整个名单。我们从A开头的开始：

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霍华德请起立。（掌声请暂时按耐）

苏珊·巴菲特（Susan Buffett），史蒂夫·伯克（Steve Burke），肯·查纳（Ken Chena），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苏·德克尔（Sue Decker，前雅虎总裁），苏是我们的首席董事，夏洛特·戴蒙（Charlotte Diamond），汤姆·墨菲二世（Tom Murphy Jr.），罗恩·奥尔森（Ron Olson）。

我稍后还会讲一点关于他的事情。

还有沃利·韦茨（Wally Weitz）和梅里尔·惠特默（Meryl Whitmer）。

就这样，我们的全明星阵容都到齐了。

（转向罗恩）罗恩，如果你不介意起立一下的话，我想特别说几句。

伯克希尔终于通过了一项董事年龄限制政策。我记得我们前些年有5位董事都超过了90岁（笑）。但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年龄上限，苏告诉我，这是她查过的所有公司中最年长的年龄限制。

罗恩在董事会已经任职28年了。更早之前他就在芒格·托尔斯律所（Munger, Tolles & Olson）与查理·芒格共事了很多年。

在伯克希尔，他经历过各种危机、欢乐、失望与惊喜，始终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支持力量。所以我想，请大家特别为罗恩·奥尔森（Ron Olson）鼓掌致谢。（全场鼓掌）

还有一件事，我想做点年会上不常见的事。

我前天（5月1日）下午听了一场电话会，这也是我唯一会听的投资类财报电话会，就是蒂姆·库克（Tim Cook）的电话会。

我可能在台上看不清他，但我知道他来了。哦～他在那里！

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讲这句话：蒂姆·库克为伯克希尔赚的钱，比我本人为伯克希尔赚的还多。所以他值得所有的赞誉。

我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以前短暂接触过。乔布斯是那个创造苹果的人，在这点上没人能跟他匹敌。但是乔布斯选择了蒂姆·库克作为接班人，而他真的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乔布斯去世得太早了。没有人能像乔布斯那样创造苹果公司，但也只有蒂姆能把苹果发展成今天这样。

我代表整个伯克希尔：谢谢你，蒂姆！

我还想感谢几位其他的人。

我个人其实并不参与伯克希尔事务的具体执行，但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很多伯克希尔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人从来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让专业人士来吧。”他们就是亲力亲为，把这场大会办了起来。

我们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每一位员工都倾力参与。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

而这些年，这项工作的组织者是梅丽莎·夏皮罗（Melissa Shapiro），是她让一切顺利运转。感谢你，梅丽莎！

实话说我们很多年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其实要从更早讲起，也许是65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了卡莉·索娃（Carrie Sova）的祖父。他和他太太有9个孩子。

我和苏珊（Susie）当时一起加入了一个剧社，我知道我看起来不像是会加入剧社的那种人（笑），但那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个非常棒的决定。

我很喜欢那些话剧表演，更重要的是，除了认识了卡莉·索娃的祖父（他在奥马哈经营一家保险公司，叫比尔·凯泽），我还认识了 “南瓜男孩”（Pumpkin Boys）兄弟的父母路易（Louie）和弗朗西斯（Francis）。

可以说，一次二十几岁时的偶然相遇，带来了无数美好的后续。

卡莉的父亲后来经营一家公司，叫Central States。而我们后来也收购了那家公司，他继续担任公司的管理工作。

再后来，卡莉的妹妹也曾想来伯克希尔工作。不过后来她决定成家，并养育了4个孩子，所以就离职了。但卡莉·索娃接了她的位置。

卡莉是个非常有天分的人，就像我们公司许多同事一样。

很多人，你不给他们一些责任，就永远发现不了他们真正的才华。

大概是在10年或11年前，我请卡莉编写一份《伯克希尔成立50周年纪念册》。我跟她说，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好，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不需要向我报告。

她以前从没做过书籍编辑，没出过书，也没和印刷厂打过交道。但她就这样接下任务，很快就把这本50周年纪念册做出来了。

之后呢，卡莉当然结婚了，生了3个孩子，所以她也离开了我们。

但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一场棒球赛，也会邀请一些“杰出校友”回来，比如卡莉。

即便是在育儿期间，她仍然主动请缨编写《伯克希尔60周年纪念册》。这其实是我提出的请求，她接下这个任务，还是像当年一样，一个人搞定所有事情。

她仍然每天照顾3个孩子，偶尔我问她进展如何，她就简单告诉我进度。就这样，她又完成了这本60周年纪念册。

我是在会议前大约一周才把任务交给她的（确实比较晚），结果她也如期交出了成品。

昨天我们大约卖出了4400本书，也可能接近4500本。我们最初只打算印5000本，后来决定印8000本。现在还剩下大约3600本，今天还可以继续出售。

这本书风格上有点俏皮幽默，但内容真实准确，正是我当初希望呈现的样子。更了不起的是，卡莉·索娃分文未取。

不过，我确实请她告诉我，她最喜欢的慈善机构是哪一个。她选择了斯蒂文斯中心（Stevens Center），这是一个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组织，同时也在其他领域做了大量善事。这个中心的位置就在我们现在所在会场往南大约五六英里处，多年来一直表现出色。

卡莉的祖父曾是该中心的创始成员之一，如今她的丈夫也已加入董事会。

此外，我们还出售了20本签名纪念版图书。坦白讲，这算是一次商业性质的销售。

在年会开始前，我们只允许售出其中10本，就这10本就筹集了几十万美元。其中有一本甚至卖出了10万美元的高价。我们设定了这10本的售价上限。

这些特别版与普通版（售价25美元）的唯一区别是：这20本书都由我和卡莉共同签了名。

昨天我们又卖出了其中6本，总共筹得14.8万美元。平均下来每本售价超过2万美元，可谓相当可观。

之后我又让他们准备了最后4本，供今天下午继续销售。所以今天下午，当我们在1 点钟闭幕时，在我们身后那个卖书的展位，那些卖纪念品的地方，会出售最后4本限量签名版。

等全部售罄后，我将按同等金额进行配捐，把我们为这20本书筹得的全部金额翻倍，一并捐给斯蒂文斯中心，既是资金支持，也能提高这个机构的公众认知度。

总而言之，你如果翻翻那本纪念册，你就会发现，整个项目都是卡莉一手完成的。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她自己一条条查找、整理，过程中可能只有一两次来问我核实某些细节。

她甚至从芒格家族那边找来了很多资料。她做得真的太棒了。而且我怎么劝她都不肯收一分钱。所以未来我可能还会请她帮我做很多事情（笑）。

好了，关于大会前的事务我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

贝姬·奎克（Becky Quick）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观众的问题。她从中挑选了一些，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提前看过。我们将由贝姬选出部分问题来提问，然后和现场观众的提问穿插进行。

我们现场观众的提问是按区域划分的。那么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贝姬，请她来读出第一个问题。

贝姬·奎克谢谢你，沃伦。第一个问题来自Bill Mitchell。是我收到最多提问的问题，没有之一。他写道：沃伦，在你2003年发表于《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你曾提议使用“进口凭证”来限制贸易逆差，并表示这些进口凭证在实质上相当于关税。但最近你又说关税是一种经济战争行为。

你的贸易壁垒观点发生改变了吗？你现在是否仍将进口凭证视为一种不同于关税的手段？

巴菲特 是的，进口凭证确实有别于传统关税。它的出发点是让出口与进口保持大致平衡，避免我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失控。

当时这套方案还包含了一些条款，想帮那些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快一点发展——考虑的东西挺多，但核心目的其实就一句话：别让贸易失衡拖累大家的长期成长。

我一直认为，贸易平衡是件好事。越平衡，对世界越好。

像可可种植在加纳、咖啡在哥伦比亚等等，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美国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起初几乎就是个纯农业国家，250年前，我们出口的主要是烟草和棉花，一步步才变成工业国家的。

而我不想看到的，是我们积累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把自个儿推向一个背负巨额债务的境地。

我当年搞的那个进口凭证方案，查理觉得有点太复杂了，他说这玩意儿像是“鲁布·戈德堡式”的玩意儿，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听过这名字（笑）。确实是有点花俏，但我个人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方案要靠谱得多。

当然，贸易可以变成一种武器，而它所引发的态度和情绪变化，有时候比政策本身还危险。

我那套进口凭证的想法，最后当然也没能推行。我们手头好像还有几份复印件？不过需求不大啦（笑）。如果谁真的想看看，写封信到办公室我们可以寄给你。

但重点不在那纸文件上。重点是，别把贸易当成武器来使用。

美国从250年前一无所有，走到今天——这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先例。依我看，当世界上的75亿人对你心存不满，而3亿人还在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这显然既不正确也不明智。

世界其他地方越繁荣，我们自己会越安全，我们的孩子们也会更有保障。不过你也别指望我的这个理论哪天能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笑）。

提问者 我是TJ，来自香港。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过去五六年在日本的投资非常成功。如今，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超过3%，距离2%的目标不远。

日本央行似乎非常坚定地要加息，而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则在考虑降息。您认为，日本央行坚持加息是否合理？这种加息是否会影响您继续投资日本股市，甚至会促使您兑现当前利润？

巴菲特 我要把你刚才对我表达的善意，也同样送给日本（笑）。

日本人民一直在努力探索最适合自己的经济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发展故事。

你说得对，（投资日本）确实已经是6年之前的事了。

我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关于日本公司的小册子，大概有两三千家日本公司的名字。不过我现在遇到个问题，那册子我已经看不清楚了，字体太小（笑）。

然后我发现了那五家日本商社，日本人对这类公司有个特定称呼。

当时它们的股价便宜得惊人，我花了一年时间慢慢买入这些公司。随着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企业，和管理层的人打交道，越了解越喜欢。

我们曾经承诺过，不会在未经他们同意的前提下持股超过 10%。现在我们接近了这个上限，所以我们最近确实向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放宽这个持股限制，目前正在放宽的过程中。

我可以替我自己，也替格雷格说——接下来的50年里（我希望那时候是他在掌舵），我们不会考虑卖掉这些股票。

日本整体的经营记录其实非常出色。我猜啊，如果你去问蒂姆·库克（Tim Cook），他大概会告诉你，日本的 iPhone 销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本土；你去问美国运通，他们也会说在日本的业务做得非常好；还有可口可乐，在日本也有重大投资，同样表现非常出色。

日本有很多文化上的习惯跟我们不同，比如他们一直偏好罐装饮料，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习惯的形式。他们还有一整套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分销系统。

但我们与那五家公司合作得非常顺利，沟通也非常顺畅，主要是格雷格在和他们谈。我一两年前去过一趟日本，但真正跟他们打交道的，还是格雷格。

格雷格比我“国际化”多了……当然，说他比我国际化，其实门槛也不高（笑），但确实如此。

格雷格，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每年大概跟那五家公司中的其中哪一家代表，见面多少次？

阿贝尔 沃伦刚才提到的这五家公司，不仅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我们更重要的是正在建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设想的是，这笔投资将持有50年，甚至永久持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和每一家都开展一些额外的合作。它们分别能带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全球机会，所以我们才想和它们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关系。

巴菲特 这些公司拥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商业习俗和经营方式，这在全球各地都很常见。而我们并不打算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因为它们做得非常好，我们的主要角色只是在旁边鼓掌欢呼。

这一点我到 94 岁还可以胜任（笑）。我们会继续持有这些股票，绝不会卖出，甚至几十年后都不会动。

这些商社基本上在全球都有业务布局，我们认为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些很大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对单一公司来说体量巨大，而我们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资源或帮助，从而助力这些合作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

可惜的是，伯克希尔的体量实在太大。

我们特别喜欢这笔投资，真希望这块头还能再大点。尽管这五家公司已经是日本非常大的企业，我们在这块的投资市值也有大约200亿美元，但我巴不得能投个1000亿美元。

我对我们手上好几笔投资都有这种感觉。只不过，体量太大反而成了表现的敌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查理以前老说，有点问题其实是好事。我一直不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笑）。但要是你听过他那些金句语录，你可能就明白了。

总之，日本这笔投资完全契合我们的投资逻辑，可以说是非常对胃口。

阿贝尔 沃伦说得很对。这确实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之一。我也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非常大的合作机会，这段关系本身就充满可能性。

巴菲特 我觉得这些公司本身也很乐意给我们提供合作机会，而我们也非常乐意去接受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资金，双方也相处得非常愉快。

当然，我们之间的文化习惯不同，比如他们最喜欢的可口可乐产品是乔治亚咖啡。我没能说服他们改喝樱桃可乐，他们也别指望我改喝乔治亚咖啡（笑）。

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合作关系。我只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更多这种合作的机会。

我当初也没想到，这一切竟是从翻开一本小册子开始的。

那本册子其实也不算小，挺厚的，一页大概列了两家公司，总共有几千页。但就像我常说的，只要你肯一页页翻，很多机会就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

我们去年放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翻每一页”。我想说，“翻每一页”这件事，其实是投资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但现实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去一页页翻；而那些愿意去翻的人，他们找到的东西，大概率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这活儿，得你自己亲自去做。

贝姬·奎克这位提问者是来自纽约的Advate Prasad。他写道：如今伯克希尔持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的约27%，而过去25年的平均水平是13%。这也使得伯克希尔目前持有了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债市场近5% 的规模。

除了保险业务所需的流动性之外，这样做更多是因为当前市场估值过高、主动降低风险的策略吗？还是你有意为未来的领导交接铺路，为格雷格·阿贝尔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和一份“干净”的资产负债表？

另一位股东Mike Conway也写信问道：你是否对即将出现的大好机会感到鼓舞？”

巴菲特 （笑）我要说，我可没那么高尚，不至于为了让格雷格将来看起来更出色，就特意按住自己不去投资。

如果他真因为我退场得了什么优势，我可能还会有点小吃醋呢（笑）。

我们现在的现金储备，其实是出于很实际的考量。比如，不久前我们差一点就花了100亿美元去买一家公司。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别说100亿，1000亿我们也能花出去。这些决策其实不难，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就行：我们看得懂，价格合理，而且我们不必太担心风险。

问题就在于，投资机会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地出现的，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你没法指望每天都能遇到几个差不多的投资选择。要是我经营的是个地下赌球庄家，那我每天只要掌控好赔率，每天的预期收益都差不多，唯一的问题就是交易量。但我们不是做那种生意的。

但我们不是做那种每天都能有“好球”进账的生意。我们做的是那种极度依赖少数大机会、但长期奏效的投资。

查理一直觉得我做得太多，他认为：一辈子只做5笔交易，可能比做50笔更好。他总是认为我们还不够集中。

我不否认，我们现在账上有3350亿美元的国债，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个数字只有500亿——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但现实是，市场就是不那么配合。

过去，我们恰恰是因为不强求“永远满仓”，才赚到了不少钱。

而且我们并不认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长期持有几笔简单的投资坐等收益，有什么不好。事实上，这也是种极好的策略。

身为主动投资者，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节奏注定不规律。但也正是这种“不追求频率，只等待好球”的节奏，让我们走出了与众不同的投资之路。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我每年必须投资500亿美元，直到我们账上的现金从3350亿降到只剩500亿，那将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决策。

你要知道，真正超值的机会，往往出现得非常偶然。

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大概率是往上的。可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市场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怎么走。我不知道，格雷格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没人知道。

更别提个别公司的业绩了，没人能预测它们明天或下个月会发生什么。

我们迟早会被一连串机会砸中，到时候你会庆幸自己手里有现金可以接住它们。

当然，如果明天就来，那当然最好玩了。但很可能不会，非常非常不可能。但要是拉长到五年呢？概率就会慢慢变高。

这其实就像死亡一样（笑）。你10岁的时候，明天就死的概率几乎为零；可你要是活到100岁，那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尤其是你是男性的话（笑）。

所有的长寿纪录几乎都是女性保持的。我当年还试图说服查理去做变性手术，这样他就有机会破纪录了（笑）。不过以男性标准来说，他已经活得非常好了。

提问者 我叫Jackie Han，来自中国，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了。说实话，我花在你们身上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看 Netflix 的时间还多（笑）。

作为一个出身中国家庭的人，我们天生对房地产有点偏爱。所以我想问的不是“你为什么不买房”，而是：“你为什么还在买股票，而不是去买更多房地产？”

具体来说，在如今利率高企、全球局势不确定的环境下，你是否依然相信那句老话：“在别人恐惧时贪婪”？或者说，价值投资在当下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巴菲特 房地产这个事儿，说实话比股票难太多了。你得谈判，得花时间，牵涉的利益方还一大堆——尤其等它出了点问题，你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房东”，而是各种权益人一起上场了。

当然，也确实有时候你能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一些房地产，但通常，那些时候股票价格会更低，而且买起来省心得多。

查理在房地产上做得比我多，他是真的喜欢玩那一套。事实上，在他人生最后五年，还在做不少交易。但如果你让他在21岁时就选——这一生只能做股票投资或者房地产投资，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选股票。

至少在美国，证券市场提供的机会，远比房地产丰富得多。

做房地产，你通常是和某个家族或者老资历的持有人谈判，可能他们资产杠杆过高，可能趋势对他们不利，但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场“世纪大决策”。

而你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五分钟，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就能匿名成交，做完就是真的做完了。

房地产不一样。哪怕你和对方就一大笔交易签了字，那也只是刚开始。接下来的细节、条款、交接流程，够你磨上好几年。这完全是不同的游戏，也适合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享受这个过程，我们不太是那路人。

08、09 年那会儿，我们确实做过几笔房地产交易，但说实话——跟在股票市场上做一笔聪明、回报更高的买卖比起来，房地产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你想啊，房地产交易里，每句话都可能引发拉锯，每个词都可能要来来回回地改；而股票交易？

如果有人要卖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只要价格合适，我们5秒钟就能搞定，而且是100%成交。

说句玩笑话，有些你可能不太愿意让他做你女婿的人，在股票交易中却特别守规矩，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电话全程被录音（笑）。

所以你看，股票这边，价格谈妥就是交易完成；而房地产，往往价格谈妥只是拉锯战的开始。

我今年都 94 岁了，说真的，我实在没兴趣去搞那种要谈三年还没个准的交易。

我们不是不能投房地产，能力有的是。但历史上你回头看看，做房地产摔得重的人可太多了。

比如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那可是1960年代风头无两的人物，想要“改造世界”，世纪城（Century City）就是他的代表项目；又比如泛欧房地产公司（Euro Property Group），当年也曾叱咤风云，拥有一大片办公楼群，但最后也崩了。

房地产行业的人容易踩雷，银行又不愿意面对现实，这就让整个周期拖得特别长。你看看马斯克三年前买推特（现在叫 X）时借的那笔贷款——银行一直拖到最近才把它重组完。这么一个交易，前后花了三年时间。

我们不喜欢这种节奏。三年才谈成一个交易，对我们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相比之下，有人直接打电话过来、我们能在几分钟内做成几亿美元的买卖——这种效率，我们早就被“宠坏”了（笑）。

而我得说，我很喜欢这种“被宠坏”的状态，也打算一直这么“被宠下去”。

贝姬·奎克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难以解释，你们认为这对保险行业在风险评估、定价和转移方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你们是否觉得，这跟伯克希尔过去在承保或资本配置中经历过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有可比之处？

巴菲特 不过这个问题我得交给阿吉特来回答，他的智商比我高出一百点，而且他今天早上还在这里，所以我请他先来讲。

贾恩我毫不怀疑，AI一定会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会重塑我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销售保险、乃至理赔的方式。

但话说回来，我也看到很多公司在AI上砸了大把的钱，只是因为它是时髦的新概念。

伯克希尔一向不是最快出手、也不是第一个上车的。我们的风格是 “先观察，看清楚之后再行动”。只有当机会明朗，我们对失败概率、收益风险比有清晰认知时，才会真正大举投入。

目前我们的各家保险子公司的确在尝试AI，看看哪些地方能用得上。但从集团层面来说，我们还没有进行那种大手笔、战略性的投入。

只要机会真来了，我们不会迟疑。

巴菲特 我得说句实话，如果你现在让我选：要么给阿吉特1000亿美元去投财产与意外险市场，要么给我个未来10年最顶尖的AI团队，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第一个。

我是认真的。如果你让我选，是要AI专家、超级大模型，还是要阿吉特·贾恩做决策，我随时选阿吉特。不是开玩笑。

提问者 Sean Siegel，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非常感谢您和执行委员会举办这场盛会，让不同背景的人齐聚一堂。我想请问，在伯克希尔拥有的众多公司中，有一家来自芝加哥的企业，Portillo’s 热狗连锁店，请问您当初是怎么判断它适合加入伯克希尔大家庭的？

巴菲特 这个嘛……你得去问格雷格。我对这家公司一点概念都没有（笑）。可能我转身喝了口可乐的功夫，他就把这家公司买了。

阿贝尔 这个我得打个电话求助了（笑）。我们确实拥有不少公司，我通常对它们都很熟悉，但Portillo’s……应该不是我们买的。可能是某家子公司的子公司……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家热狗公司和我们伯克希尔没关系。

巴菲特 不过我对热狗这玩意儿本身倒是还挺熟的（笑）。

我们在芝加哥的确有很多业务，尤其是Marmon集团，下面聚集了很多优质资产。但Portillo’s，不在我们的列表里。

阿贝尔 对，Marmon是个非常有趣的集团。我们通过它在芝加哥收购了一大批好公司，Portillo’s不是其中之一。

巴菲特 我每个月都会看我们大概50到60家主要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但像 Marmon这种，它下面自己就有上百家公司。

Marmon 原本是由杰伊·普利兹克（Jay Pritzker）和他弟弟鲍勃一起创立的，收购时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后来我们进一步扩展了它的业务结构。

（聪投注：杰伊·普利兹克同时还是凯悦酒店帝国的创始人。他在1957年收购洛杉矶的一家破产旅馆，并将其改造，最终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凯悦酒店集团。

同一时期，他和弟弟鲍勃·普利兹克还一起创办并打造了Marmon Group，这是一家工业控股集团。换句话说：凯悦酒店和Marmon是“同一个家族的两个巨作”，前者面向服务业、酒店业，后者面向工业和制造业。）

它现在几乎成了“伯克希尔里的小伯克希尔”，而且这套结构我们运转得非常顺。

杰伊·普利兹克是个非常厉害的经营者。普利兹克家族分了好几个支系，往上还能追溯到 A.N.普利兹克。

我记得 1954 年的时候，美国税法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对我来说那可是件大事。那时我正在哥伦比亚读书，手里捧着 J.K. Lasser 的税法指南，结果新税法一出来，我那本书瞬间全废了（笑）。

那是个大年份，就像1986年那次改税一样。几十年才有一次的大改，估计下一次也快到了。

当时在布鲁克林有一家叫洛克伍德巧克力（Rockwood Chocolates）的公司，生产的洛克伍德巧克力豆我们家以前的杂货店就卖过，顾客都拿它做巧克力曲奇。

然后，可可价格发生了大事。最近你们知道可可暴涨，其实早在1941年每磅才 5美分的年代就有类似波动。当年“后进先出”法（LIFO）首次被允许用于保险公司核算。

洛克伍德用了LIFO，把可可豆库存按最低成本记账，他们囤了大概三千万磅。结果1955年，可可价格大涨。

我那会儿刚搬到纽约。

1954年的新税法里有条规则：如果你在两个以上的公司里持股满五年，并做出特定的公司重组，就可以免交因为LIFO库存增值带来的资本利得税。而当时的联邦税率高达48%至52%。

这让他们账面上浮盈巨大，但问题来了，他们卖洛克伍德巧克力豆的时候根本卖不过成本，因为零售价追不上批发进货价。

这事现在又重演了。好时（Hershey）公司刚刚发布业绩预警，说受西非供应影响，可可原料成本涨到了每磅 4.5 美元。

当年杰伊·普利兹克就买下了洛克伍德的控股权，公司名义上归Johnson公司。他当时才 29 岁，我也就 24、25 岁。他们开了场股东大会，要通过一次重组，让这笔 LIFO 带来的利润合法免税。

我去了那场布鲁克林的会场，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完全就是那种“翻每一页”的时刻（笑）。

除了我之外，就只有杰伊，一个29岁的家伙，那栋楼也很破，但里面真囤着大量可可豆。

那天杰伊给我上了一课，讲清了整套税务安排。我敢说，就算我在研究生院多读十年，也未必能学到他那一节课的内容。

几年后，我们真的买下了那家公司。洛克伍德经过杰伊的一番重组之后，成了 Marmon集团的基础之一。

Marmon业务很广，甚至做出了第一辆赢得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车的车。这家公司还发明了后视镜。是不是啥赚钱的大创新？我不知道（笑），但当年印第安纳500赛车比赛要求每辆车必须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开车，另一个人专门往后看，看对手在干嘛。有一年我们那“后视员”病了，我们就只好发明了后视镜（笑）。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伯克希尔的“实验室”里都在忙啥……我们搞出了后视镜（笑）。

阿贝尔 沃伦，我刚刚打电话问了下情况，还真打听到了。Peter Eastwood——他是我们旗下其中一家子公司的负责人，人特别靠谱。他刚确认，Portillo’s 是被一家叫“伯克希尔合伙人”（Berkshire Partners）的私募基金收购的，和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一毛钱关系。

巴菲特 哦，原来如此，那这事儿算是水落石出了（笑）。谢谢你，Peter！

这事儿就是我们伯克希尔风格的真实写照：有问题？搞清楚！（笑）

贝姬·奎克接下来这个问题来自Jessica Poon。您一直是“美国顺风”的坚定信仰者，也始终相信美国的韧性。从历史来看，您也确实被证明是对的。但现在，美国似乎正面临深刻、甚至可能颠覆性的变革，一些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国例外论”是否还能成立。

请问，您觉得如今的市场情绪是不是过于悲观？还是说，美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基本面的大变局？

巴菲特 Jessica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她可能是我在年报中提到过的一位经理人的继孙女，也可能记错了（笑），但不管怎样，她提到的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处在剧烈、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之中。我们国家最初是一个农业社会，许下了很多伟大的承诺，可很多承诺起初并没有兑现。

比如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最早的宪法里却把黑人算作“五分之三”人；再比如宪法第二条，里面用了二十次“他（he）”，一次“她（she）”都没有。

直到1920年，我们才通过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给女性投票权。这距离1776年建国，已经过去了整整144年。可即便如此，这些权利的落实依然拖了很久。

所以，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在变革中前进的国家，一直在修正、在进步。你当然总能找到值得批评的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是一片值得珍惜的土地。

对我来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一天，就是我出生的那天——因为我出生在美国。那是1930年，当时全世界只有大约3%的人口出生在美国。

我常开玩笑说，好像我提前发了封信给我爸妈，“求你们赶紧搬到美国去，不然我就来不及了！”但实际上，我就是纯粹走运。

我出生在奥马哈，是个白人男孩，享有当时社会里很多天然的优势。真的，这是一种巨大的运气。

如果你以为1930年以来美国没怎么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诞生……这些在我出生时根本连想都想不到。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国家眼下看起来问题重重，就感到沮丧。

说真的，如果让我今天再出生一次，我肯定会跟上天讨价还价，直到他们答应我能在美国出生（笑）。

我们其实都非常幸运。

要不要让我们这两位不是在美国出生、但现在都住在美国的朋友来聊几句。（笑）

好的，下一位。

提问者我叫 Daniel，来自新泽西州的 Tenafly。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我想问的是，您一直强调“耐心”对于投资有多重要。但在您的投资生涯中，有没有哪一次您放弃了耐心、快速出手，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巴菲特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些时候你必须快、准、狠。我们曾经因为反应比别人快，而赚到了非常可观的钱。

我还记得1966 年，有位名叫斯坦纳（Steiner）的人从纽约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代表安嫩伯格女士（Mrs. Annenberg）打来，她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那家族里有九个姐妹，唯一的儿子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

（聪投注：沃尔特·安嫩伯格是美国知名出版家、外交家和慈善家，1969年至1974年间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他创立了安嫩伯格基金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斯坦纳告诉我，他们有家公司想卖给我们。我立刻打电话给查理，跟他讲了些细节，听上去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俩就飞去纽约见面了。

这家公司其实是安嫩伯格女士的丈夫和我们后来认识的经理人本·罗斯纳（Ben Rosner）合伙创办的。

她丈夫去世后，本继续跟她合作，但很显然，两人合作得非常紧张，他已经快要崩溃了，不想再继续共事，所以想干脆把公司低价卖给我们。

你听听这个生意：600万美元收购价，账上有200万现金，在费城市场街 900 号还有块价值200万的地产，而且每年税前利润200万。也就是说，买它只花了三年的利润，外加那些资产。

我们回到办公室，本·罗斯纳亲自来见我们。他当时紧张得不得了，还说：“我可以把公司帮你们运营到12月31日，然后我就退出。”

我把查理拉到走廊上说：“如果这人真的在年底退出了，那我以前读过的所有心理学书都可以拿去喂狗了。”（笑）

我们最终买下了这家公司，也开始了一段非常愉快的合作。

你想想，那天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那时美国东部有些人对我们中西部人有点刻板印象，觉得我们憨厚可靠；而刚好，本的前妻是爱荷华人，他就觉得来自中西部的人还挺靠谱，我们也算是“地缘信任”的受益者（笑）。

但你想啊，一个人走进你办公室，开口就说他愿意 600 万卖你一家公司，而那家公司账上就有200万现金，还有几百万地产资产，每年净赚200万。

这时候你还讲什么耐心？不，该耐心的，是你在等待电话打来那段时间；可当它真的响了，你得毫不犹豫立刻接招。

我的电话总会响。有时我还在打盹，它就把我叫醒。可能那一刻，一个了不起的机会就来了。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所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的是：一旦出现值得做的交易，就要当天完成，不留一丝犹豫。

你不能被那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拖住自己。耐心不是一个恒定的美德或缺陷，而是一个工具，关键在于你什么时候该用它。

阿贝尔 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们耐心等的同时，其实沃伦、阿吉特，还有我们旗下的很多经理人都在暗地里做大量准备。

我们不停地读资料、看数据，保持头脑清醒、手上有招。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机会出现，我们要马上就能出手。这种“准备就绪”的状态，其实也是耐心的价值所在。

巴菲特 没错。这个行业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就是机会的出现总是不均匀的。

你必须做到的核心一点是：你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挂断一个电话，也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果断说“干” ！

你不能在这个行当里优柔寡断、怀疑自己，那样注定做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投资这行最幸福的事，其实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这才是我 90 多岁了还在台上讲这些事的真正原因。

钱，我早就够用了。对我来说也好，对我的孩子也好，那些财富已经绰绰有余。但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信任你、把希望托付给你，那种感觉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查理和我一开始合伙开公司时，从没去主动找机构投资人。我们不想每三个月就有人敲门、要求你出具这个、汇报那个。我只想和真正相信我们、愿意长期同行的人一起前进。

所以，才有了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场景。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要还在那里“保持耐心”，你得在当天把事情敲定下来！

贝姬·奎克接下来进入下一位股东提问。问题来自危地马拉的股东 Flavio Montenegro。几年前在这场大会上，阿吉特·贾恩先生曾提到，Geico 在信息系统现代化和整合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尤其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上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这影响了公司的风险定价能力。但如今，Geico 显然已经走出低谷。请问：

在托德（Todd Combs）的领导下，Geico 推出了哪些关键改革？这些举措又将如何帮助公司在未来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贾恩托德·康姆斯是这几年确实做得非常出色，推动了Geico一场深刻的业务转型。

他接手时，Geico 面临两大短板：

第一，我们在“风险定价匹配”方面明显落后，也就是保费无法精准反映驾驶人的真实风险水平；

第二，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几乎处于行业垫底。

而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飞跃。Geico的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不再是短板，甚至可以说已经赶上了行业领先水平；在风险定价方面，我们也追了上来，与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托德还带领公司大刀阔斧进行成本控制。他将员工总数从近5万人缩减至3万人左右，这一调整每年节省的开支高达20亿美元以上。

这些改革使得Geico如今成为一家聚焦明确、运营高效的竞争者。

过去7个季度，我们的综合承保比率都保持在80%左右，意味着公司每收进1 美元保费，仅支出约80美分。这在行业内极为罕见，也意味着Geico是当前美国个人车险市场上最赚钱的承保商之一。

当然，我们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宣称大功告成。技术更新仍在持续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会保持机动性与预备状态，时刻为下一阶段竞争做好准备。整体而言，Geico当前的状态非常稳健。

巴菲特 Geico绝对是一个精彩的商业案例，而这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我们所拥有的每家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各有各的难题，也各有各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