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一篇谈到，在上海这个新崛起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中，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市民群体，为了满足这个市民群体的精神生活需要，产生了市民文化；而市民文化的勃兴，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和艺人进入上海。
六、进入上海的文化人和艺人（续）
上一篇谈到，在上海这个新崛起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中，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市民群体，为了满足这个市民群体的精神生活需要，产生了市民文化；而市民文化的勃兴，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和艺人进入上海。
1． 报刊
市民文化的兴起，首先表现在报刊这种当时来说比较新颖的大众传播媒体的飞速发展。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各样的报刊在上海大量涌现。这些报刊中，既有象《申报》、《新闻报》、《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这样有号召力的大报，也有多如牛毛的小报。最能体现市民文化特色的，也最能适合大批文人、报商、报贩混饭吃需要的，其实是那数不清的小报。这些小报通常不谈国事，而是专注于迎合各阶层市民的趣味，从内容来分，有文学文艺小报、社会新闻小报、戏剧小报、电影小报、游戏埸小报、知识性小报、综合性小报等，甚至还有专谈吃喝嫖赌经的黄色小报。应该说，其中大多数小报的格调还是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一些小报，为了赚钱，不惜宣扬色情、造谣生事、爆“花边新闻”，甚至向被报导的当事人“敲竹杠”，等等。不容讳言，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埸上，也产生了许多流氓文人或垃圾文人。
2．电影
电影这种新型的大众艺术形式，是1895年12月才在法国正式诞生的。而时隔仅8个月，即1896年8月11日，就有外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放映“西洋影戏”了。1908年，在上海海宁路乍浦路口出现了用铁皮搭建的专放电影的“虹口大戏院”；不久，在四川北路口又建了一座后来被称作“新中央戏院”的正规电影院。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是《难夫难妻》，郑正秋（广东潮阳人）编剧，并由他和张石秋（浙江宁波人）联合导演。1913年9月，这部片子在上海新新舞台举行首映式时，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竞相观看。我国第一本电影刊物是1922年由顾肯夫、陆洁（上海嘉定人）在上海创办的《影戏杂志》。打破外国人的垄断，为我国电影从无声走向有声立下不朽功绩的是司徒慧敏（广东开平人）、何兆璋（浙江定海人）。第一部国产长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创作者是“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江苏南京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制片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除上面提到过的外，还有袁牧之（浙江宁波人）、应云卫（浙江慈溪人）、孙瑜（四川自贡人）、陈波儿（广东潮阳人）、蔡楚生（广东湖阳人）、郑小秋（郑正秋之子）、聂耳（云南玉溪人）、夏衍（浙江余杭人）、田汉（湖南长沙人）、赵丹（山东肥城人）、王人美（湖南长沙人）、王莹（原籍江苏）、阮玲玉（广东中山人）、胡蝶（出生于上海）、白杨（湖南湘阴人）、周璇（出生于上海），等等。
3．戏剧
进入上海的戏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越剧。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县，但发祥于上海。越剧初名“的笃班”、“小歌班”，后称“绍兴文戏”。“越剧”这个名字的正式产生也是在上海。绍兴文戏最早来上海演出是在1917年。1924年1月，嵊县施家岙第一副绍兴文戏女子科班来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在这个女子科班中，有后来成为越剧四大名旦“三花一娟”中重要人物的施银花和赵瑞花，还有后来与施银花一起被上海人誉为“银杏并蒂”的屠杏花。三十年代后，越剧风靡上海。至1941年下半年，在上海的女子越剧科班达到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海。为了适应大都市观众的欣赏口味，一方面，越剧演员向京剧、昆剧等成熟的戏剧艺术学习，吸取其各种表演精华；另一方面，努力实行越剧改革。先有“三花一娟”中的姚水娟等人倡导变革，称为“改良文戏”，大量编演新剧目，演出《雷雨》等现代戏；改变传统“一桌二椅”的舞台形式，使用灯光、布景；在管理上。废除了封建式“班主制”，实行“经理制”；在传播手段上，充分利用了报刊、书局、电台、唱片等传媒形式。后有袁雪芬等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创导“新越剧”：向话剧、电影学习表演手段；大量吸收文化人加盟越剧领域；编写完整的剧本；废除幕表制，实行正规的编导制；对传统剧目从思想内容到表演形式重新进行改编，编演新剧目等。从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的上演，是标志“新越剧”诞生的里程碑。
从演员的籍贯来看，“三花一娟”和后来的越剧十姐妹中，施银花、赵瑞花、姚水娟、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筱丹桂、竺水招，都来自浙江嵊县；其他如王杏花、尹桂芳、徐玉兰、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则来自浙江省的其他地区。
除越剧外，大举进入上海的，还有江南各地的“滩簧”。滩簧广泛流行于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其曲调起源于各地的小山歌、田歌和民间小调。滩簧的表演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受“弹词”等形式的影响，为数人手持乐器坐唱，演唱各种故事，称为“落地唱书”，其实，越剧前身的“的笃班”也是从“落地唱书”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受到安徽凤阳花鼓戏等形式的影响，男女演员持锣挎鼓，边舞边唱，亦称“花鼓戏”。由于许多滩簧的唱词格调低下，时涉淫秽，加以演滩簧处往往有赌埸，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颁令严禁滩簧，于是，许多滩簧艺人就跑到上海租界里来演。二十世纪初，各地滩簧艺人纷纷进入上海，在上海的各游乐埸所演出。并且吸收京剧、越剧等其他戏剧的经验，增加演员，进行角色分行，化妆表演，使用舞台布景等，逐演变成各种地方剧种。在各地滩簧纷纷进沪时，上海本地滩簧为了表示区别，自称为“本滩”，后又改名“申曲”，这就是后来“沪剧”的前身。常州滩簧班的班主想挖无锡滩簧班子的台柱子演员，事泄后无锡滩簧班的演员打了常州滩簧班主，矛盾激化；后经“白相人”中间说合，双方相约到上海老城隍庙如意楼“吃讲茶”（下层社会的一种谈判方式），结果是坏事变好事，两个班子决定并班合演，在常州滩簧、无锡滩簧合演的基础上，产生了后来的“锡剧”。清末，浙江余姚滩簧的部分艺人由马楠本组班，进入上海演出，受其他戏剧的影响，逐渐戏剧化，成为“姚剧”的前身。1880年，宁波艺人组成“串客班”进上海演出，又称“宁波滩簧”，1924年遭禁演后改称“四明之戏”，1938年上演时装大戏，又称“改良甬剧”，成为“甬剧”的前身，等等。
此外，苏州、杭州等城市中街头说唱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流入上海后，登上舞台，演变成“滑稽独角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至今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滑稽剧”。
安徽的黄梅戏，也曾经进上海演出，但因为是“江北人的戏”，遭到江南籍上海人的抵制，票卖不出去，只好铩羽而归。解放后，黄梅戏在安徽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严凤英等优秀演员的不懈努力，已走向全国，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上海的沪剧等剧种却至今迈不出上海半步，这也是给故步自封的上海人的一个教训吧。
关于进入上海的艺人，还有很多话题，篇幅关系，就此打住吧。
来源：吴海平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