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的中国，百废待兴。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而化肥作为农业增产的关键，其生产能力却极为薄弱。当时全国化肥年产量仅有区区6000吨，且全部都是氮肥，连磷肥都无法自主生产。这种窘迫的状况，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

1949年的中国，百废待兴。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而化肥作为农业增产的关键，其生产能力却极为薄弱。当时全国化肥年产量仅有区区6000吨，且全部都是氮肥，连磷肥都无法自主生产。这种窘迫的状况，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

回望解放前的中国化肥工业，全国仅有三个主要的生产基地。大连化学工厂的前身是"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这座始建于1933年的工厂，在1945年遭遇了严重破坏。直到1947年解放军接管后，这座工厂才获得新生，与同时期接管的大连碱厂一起，成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重要起点。

南京永利铔厂则承载着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1934年，在范旭东和侯德榜两位先驱的带领下，中国化学工业迈出了重要一步。1937年2月，这里生产出第一包"红三角"牌硫酸铔，标志着中国首次掌握了合成氨、硫酸、硝酸等关键化工产品的生产技术。这座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厂"的企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顽强生存，为后来的发展保留了火种。

上海的氮气制品厂同样值得铭记。1935年，化工专家吴蕴初从美国引进合成氨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合成氨及硝酸的化工厂。这些先驱者的努力，虽然规模有限，却为中国化工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面对这样的工业基础，毛主席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新中国的起点，实在是恰如其分。有些人质疑这个说法，认为曾留下了一定的工业遗产。但客观来看，这些遗产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大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根本无法满足一个农业大国的发展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在战争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实际可用的生产能力更加有限。

面对这样的困境，新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化肥工业。但这条路注定充满艰辛。当时国际上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国内又缺乏专业人才和资金支持。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化肥工业开始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

1953年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这批援建项目中，化学工业占据了7个席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吉林、兰州和太原三个大型氮肥厂的建设。

吉林氮肥厂作为第一个开工的项目，于1954年破土动工。这座工厂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苏联技术，经过三年建设，于1957年正式投产，年产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兰州氮肥厂紧随其后，1956年开始建设，1959年建成投产，年产能达到合成氨5.2万吨、硝酸铵9.8万吨。太原氮肥厂的建设则稍晚一些，1957年开工，1960年建成，产能与兰州厂相当。

这些大型化肥厂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化肥工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一五"计划期间的产量数据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1953年全国氮肥产量仅5万吨，到1957年就突破了10万吨大关，达到12.9万吨；磷肥产量也从1955年的1000吨增长到1957年的2.2万吨。这种增长速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堪称奇迹。

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苏联援助虽然重要，但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付出的努力同样不可忽视。在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常常遇到技术难题，有时一个简单的故障就需要反复试验多次才能解决。工人们常常加班加点，在缺乏专业工具的情况下，用土办法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建的化肥厂不仅带来了产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化肥工业技术人才。许多年轻的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迅速成长，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化工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种技术传承的意义，远比单纯的产量数字更为深远。

1958年是中国化肥工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技术人员在消化吸收苏联技术的基础上，开始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吴泾化工厂的建设就是这一转变的生动体现。这座位于上海闵行的化工厂从设计图纸到设备制造，全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独立完成。

工人们回忆说，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高压容器的制造，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技术人员们白天在车间调试设备，晚上就聚在一起研究图纸，常常工作到深夜。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努力，1963年9月，工厂终于建成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合成氨和硫酸铵。

进入7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中国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吴泾化工厂的技术改造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工厂的技术人员大胆尝试，将合成氨产能从最初的2.5万吨提升到30万吨，整整扩大了12倍。他们还自主研发了尿素生产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当时参与技术改造的老工人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先进设备，全靠土办法。一个反应釜出了问题，大家就围着研究，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小型氮肥厂的普及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成就。这些规模不大的工厂遍布全国县城，让化肥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山东的一位老农至今还记得："那时候县里建了化肥厂，我们大队第一次用上了国产化肥。小麦亩产从200斤一下子涨到了400斤，村里人都说这是'神肥'。"到70年代末，全国小氮肥厂数量超过1500家，年产合成氨超过300万吨，为农业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段自力更生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与智慧。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人员创造性地解决了无数技术难题。他们用算盘计算数据，用简陋的工具制造设备，用土办法克服困难。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了中国化肥工业从模仿走向创新，从弱小走向强大。

在中国化肥工业发展史上，侯德榜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分量。这位出生于福建闽侯的化学家，一生都在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自主创新而奋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已经59岁的侯德榜本可以选择安享晚年，但他毅然决定留下来，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周总理对这位化工专家格外重视。在筹备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周总理特意派人联系侯德榜，邀请他作为科技界代表参加会议。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还存有疑虑，周总理的真诚邀请让侯德榜深受感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后来还亲自接见了他。那次会面中，毛主席握着侯德榜的手说："你发明的制碱法为我们中国人争了光，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化工人才。"这番话语让侯德榜备受鼓舞。

1957年，已经67岁的侯德榜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当时中国化肥严重短缺，特别是适合小规模生产的化肥技术几乎空白。侯德榜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带领团队在上海化工研究院日夜攻关，终于发明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的新工艺。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将合成氨原料气的净化过程与碳酸氢铵的生产结合起来，不仅简化了流程，还大大降低了能耗。

这项技术的突破意义重大。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建设大型化肥厂需要巨额投资和复杂技术，而侯氏新工艺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采用这种方法，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建设小型化肥厂，投资少、见效快。很快，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小化肥厂的热潮，碳酸氢铵这种价格低廉、见效快的氮肥迅速普及到广大农村。

记得那时候农村用碳酸氢铵施肥的场景。农民们挑着担子，把结块的肥料敲碎，撒在水田里。虽然气味刺鼻，熏得人直流眼泪，但看到禾苗一天天长高，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这种肥料虽然比不上进口的尿素，但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已经是难得的"宝贝"了。

从索尔维制碱法到侯氏制碱法，再到碳酸氢铵生产工艺，侯德榜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科学报国。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在实验室和工厂车间里耕耘，用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推动着中国化学工业的进步。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化肥工业体系。

197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转折点。国际舞台上，中国重返联合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解冻；国内则面临着粮食增产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化肥工业迎来了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1972年初，国家计委陆续向国务院提交了四份重要报告，详细规划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工业设备的方案。这些报告很快获得批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三方案"的重大引进计划。整个方案涉及43亿美元的外汇支出，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周总理亲自过问每个细节，从设备选型到厂址选择，都要求做到科学合理。

在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的引进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美国凯洛格公司的技术人员最初对中国工人的技术水平持怀疑态度，但当他们看到中国工程师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一套设备的安装调试时，不禁竖起了大拇指。在大庆化肥厂建设期间，当地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度，工人们硬是冒着严寒连续作业，保证了工程进度。

这些引进的化肥装置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每套装置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52万吨尿素，相当于当时几十个小氮肥厂的总产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和管理理念。山东齐鲁第二化肥厂的技术员回忆说："第一次看到那些自动化控制系统时，我们都惊呆了。原来化肥生产可以这么精确、这么高效。"

到1979年国庆前夕，十二套大型化肥装置相继投产，中国的化肥年产量实现了质的飞跃。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比1970年增长了近三倍。这些现代化的大型化肥厂不仅提高了产量，更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小氮肥厂纷纷派人来学习新技术，整个行业的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引进项目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当年参与建设的年轻技术员，后来都成为我国化工行业的骨干力量。他们不仅掌握了先进设备的操作技术，更学会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广州化肥厂的一位老厂长说："我们那批人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把学到的技术传播开来，这可能是'四三方案'最重要的遗产。"

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来不是靠单一因素。水利工程的建设让旱涝保收成为可能，杂交水稻的推广使亩产大幅提升，而化肥的普及则让土地持续保持高产。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在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老农们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用上尿素时的惊喜："那会儿麦子长得比往年高出一截，穗子也饱满多了。"

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是北方平原上的麦客，还是南方水田里的稻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身影构成了中国农业最坚实的底色。河北一位老支书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饥荒，更懂得粮食的珍贵。再苦再累，也要把地种好。"这种朴素的信念，支撑着中国农业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化肥工业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艰辛与辉煌。从侯德榜等老一辈科学家在简陋实验室里的摸索，到后来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再到自主创新，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南京化肥厂的老技术员回忆："七十年代那会儿，我们为了调试设备，经常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累是累，但看着化肥一袋袋生产出来，心里特别踏实。"

历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改革开放后农业的腾飞，正是建立在前期打下的工业基础之上。就像一棵大树，没有扎实的根基，就不会有后来的枝繁叶茂。今天我们在超市里随手可得的粮食和蔬菜，背后是一代代人接力奋斗的结果。这种奋斗的接力，从建国初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