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知道什么是反向孝顺吗？＂李大爷慢悠悠地搓着手中的紫砂杯，语重心长地问我，＂就是你以为的孝顺，实际上在伤害老人家啊。＂

三不归路

＂你知道什么是反向孝顺吗？＂李大爷慢悠悠地搓着手中的紫砂杯，语重心长地问我，＂就是你以为的孝顺，实际上在伤害老人家啊。＂

我一愣，手中的搪瓷杯微微倾斜，滚烫的茶水溅在了手背上。

我叫周建国，五十八岁，是四机部下属某厂退休的机修工。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我凭着一手精湛的技术，在厂里当了二十多年的技术骨干。

说来也怪，人这一辈子，总是在匆匆忙忙地向前赶路，却忽略了身后那些慢慢老去的身影。

我父亲周德明，七十二岁，曾是县里轧钢厂的老工人，一辈子跟着钢铁打交道，手上的老茧比脸上的皱纹还多。

母亲去世那年，恰逢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分了一套六十平的楼房，我和妻子李秀芝带着儿子小军搬进了城里的新居，留下父亲一个人在老家的平房里。

那时的我，被单位里的大小事务缠得团团转，加上妻子常说＂婆媳难相处＂，便只在逢年过节时回去看看。心里虽有愧疚，却总安慰自己：父亲习惯了农村生活，城里的水泥森林怕是不适应。

转眼十年过去，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父亲不小心在院子里摔了一跤，卧床半月才勉强能下地。隔壁王婶子打电话到厂里通知我时，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带着北方冬日的刺骨寒意：＂建国啊，你爹这次摔得不轻，你得回来看看。＂

我当即请了假，带着妻子赶回老家。推开那扇褪色的木门，屋内的寒气像刀子一样迎面扑来。

父亲躺在土炕上，盖着我小时候用的那床打满补丁的棉被，脸色蜡黄，双目无神。看到我们进来，他挣扎着要起身，却被我按了回去。

＂爹，您好好躺着。＂我心里一阵酸楚，急忙掏出带来的人参归脾丸，＂这是我从厂医院开的补药，您吃了身体会好起来的。＂

父亲摆摆手：＂不用，不用。老毛病了，缓两天就好。＂

炕桌上放着半碗凉透的稀粥，灶台上的煤球还剩下小半筐。妻子李秀芝环顾四周，皱着眉头用手帕捂住口鼻：＂这屋子太潮了，怎么住人啊。＂

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接父亲去城里同住。

＂不用，不用。＂父亲推辞着，眼神躲闪，＂我在村里住惯了，认得路，认得人。城里我不习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心里一酸，执意要尽孝道：＂爹，您一个人哪能照顾好自己？再摔一跤怎么办？城里医院近，有什么事情也好照应。＂

父亲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就这么定了，等您腿好些，我就接您去城里住。＂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炕头守着，看着他在昏黄的灯光下沉沉睡去。他的呼吸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仿佛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隔着一条望不见岸的河。

父亲腿伤好了些后，我便安排了厂里的解放牌小卡车，将他接到了城里。他皱巴巴地收拾了两件褪色的中山装，一个青花瓷茶缸，几本泛黄的《人民文学》和《工人日报》，还有一个装着老照片的铁皮盒子，跟我来到了城里。

那是1989年的初春，工厂大院里的杨树刚抽出嫩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新生的气息。

我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父亲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爬楼梯，每上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看着他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我心疼地想要背他，却被他固执地推开：＂我自己能行，不用你费事。＂

等到终于爬上六楼，父亲已是满头大汗，脸色煞白。他靠在门框上，目光扫过我家七十多平的楼房，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陌生与抵触。

我的儿子小军正在客厅里做作业，见到爷爷进门，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然后就埋头继续写他的数学题。妻子李秀芝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爹，您来了。快坐，我去给您倒水。＂

父亲局促地站在门口，像是不敢往里走。我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有五六年没来过我家了。上次来时，还是小军刚上小学，他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小木刻。

＂爹，您别客气，这就是您的家。＂我接过他手中的布包，领着他进了为他收拾出来的小房间。

那是原本用来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只有六七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后几乎转不开身。窗户对着通风井，终日不见阳光。妻子虽然嘴上没说，但从她收拾房间时的动作和表情，我能感觉到她的不情愿。

父亲却像是怕给我们添麻烦，连连说好：＂挺好，挺好，比我那屋子强多了。我一个人睡，够用了。＂

他小心翼翼地放下自己的布包，从里面掏出那个青花瓷茶缸，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那茶缸是母亲在世时给他买的，用了二十多年，缸沿已经有了几道细小的裂纹，却被擦得干干净净。

父亲抚摸着茶缸，眼中浮现出我读不懂的情绪。

城里的日子于父亲而言如同囚禁。

他习惯了农村的作息，每天天不亮就醒来，却因怕吵醒我们一家而不敢起床，只能躺在床上直到听见厨房有动静才小心翼翼地下床。

他爱听评书，每天下午都要拿着那台老式的红灯收音机，调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听单田芳讲《三国演义》。可小军正在备战中考，我怕影响他学习，总是让父亲关小声音或者干脆不听。

＂爹，现在不比从前了，小军学习紧张，您就忍忍吧。＂我常常这样劝他。

父亲也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把收音机调到最小声，凑到耳边听，或者干脆关掉，坐在窗边发呆。

他喜欢在饭后溜达消食，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在农村时，每天吃完晚饭，他都要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和几个老伙计唠唠嗑，谈谈国家大事，聊聊地里的收成。

可在城里，我担心他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会在陌生的街道上迷路，便不让他单独出门。

＂爹，您要出去散步，等我下班回来陪您。＂我总是这样告诉他。

可我常常加班到很晚，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吃过晚饭，缩在小房间里看那几本翻烂了的旧书。

一次，我提前下班回家，发现父亲正站在阳台上，隔着防盗窗望着楼下。那一刻，他的背影佝偻而孤独，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鹰，眼睛却依然望着远处的天空。

我悄悄走到他身后，轻声问：＂爹，您在看什么呢？＂

他仿佛被惊醒，慌忙转身，干笑两声：＂没看啥，就是看看楼下的人来人往，热闹。＂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楼下小区的老人们正在水泥地上打太极拳，有说有笑。

＂爹，要不我明天休息，带您下去和他们认识认识？＂我试探着问。

父亲摇摇头：＂不用，不用麻烦了。我这把年纪，也交不到新朋友了。＂

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像是一盏渐渐熄灭的灯。

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妻子李秀芝虽然表面上照顾父亲的起居，但总是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尤其是当父亲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了她刚拖过的地板上，或者在卫生间留下一点水渍时，她就会撇着嘴，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抱怨。

＂你爹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你别总挑他毛病。＂我低声对妻子说。

＂我什么时候挑他毛病了？＂李秀芝拉下脸，＂我天天洗衣做饭，伺候两头，还得被你教训？＂

我哑口无言，只能叹气。

小军对爷爷倒是没什么不满，只是两代人的隔阂太大，很少交流。父亲想和孙子说说话，可话题总是找不到共同点。

＂小军啊，你这数学学得怎么样啊？＂父亲笨拙地尝试搭话。

＂还行吧，爷爷。＂小军简短地回答，然后迅速转向自己的课本。

父亲尴尬地站在原地，像个局外人。

有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很晚，发现父亲还没睡，正坐在他那小房间的床沿上，手里摩挲着那个青花瓷茶缸。

＂爹，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我关切地问。

父亲抬起头，眼中有我从未见过的决绝：＂建国，我想回老家。＂

＂回去干啥？那又冷又潮的老房子，您一个人住着不安全。＂我急忙劝阻。

＂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父亲低声说，＂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我在这里像个多余的人。＂

＂您怎么会是多余的人呢？这就是您的家啊！＂我激动地说。

＂不，这是你们的家，不是我的。＂父亲摇摇头，＂我的家在老村子里，在那片我耕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我跪在父亲面前，抓住他粗糙的手：＂爹，您就安心住下吧，我会好好孝顺您的。＂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建国，我不需要你的孝顺，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父亲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

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下班回来，总会把从食堂带回来的窝头分给我们兄妹，自己只啃窝头渣子。那时候，他的脊梁挺得笔直，眼神坚定而有力。

而现在，那个在我心中如山般的父亲，却被我＂孝顺＂得像个囚徒。

第二天是周末，我决定带父亲出去走走。我们来到了城市边缘的一处公园，那里有片人工湖，水面平静如镜。

父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久久地望着远处。突然，他指着湖中的一群老人问我：＂那是什么？＂

＂老年游泳队。＂我回答，＂他们每天都来这里游泳，风雨无阻。＂

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年轻时也爱游泳，在村后的小河里，一游就是大半天。＂

我第一次听他提起这事，惊讶地看着他：＂爹，我不知道您会游泳。＂

父亲笑了，笑容里有往日的神采：＂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你妈生你那年，河水漫到村口，是我游过去的公社找的医生。＂

听着父亲讲述那些我不曾知晓的往事，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他的了解，可能仅限于＂父亲＂这个角色，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养老院。那是去年新建的，环境不错，院子里种满了花草，几位老人正坐在树荫下下象棋。

父亲停下脚步，久久地看着那景象。

＂怎么了，爹？＂我问。

＂那里挺好。＂他轻声说，＂有伴，有事做。＂

我心里一沉，明白了他的意思。

回到家，我找来了那家养老院的资料，认真地研究起来。标准的双人间，二十四小时医护人员值班，有图书室、棋牌室、手工室，每月还组织文艺活动和短途旅行。

费用不菲，但比起父亲的笑容，那算不了什么。

我把想法告诉妻子时，她先是一愣，继而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神色，但很快又掩饰起来：＂你爹愿意去吗？＂

＂我还没和他商量。＂我诚实地回答。

＂你得考虑清楚，别人会怎么看。＂妻子提醒我，＂把老人送养老院，人家会说闲话的。＂

我苦笑：＂人言可畏，可父亲的感受更重要。＂

第二天下班后，我带着养老院的资料回家，准备和父亲好好谈谈。

推开门，却发现家里空荡荡的。父亲不见了。

他只留下一张纸条：＂建国，不要担心，我回养老院去了。那里有我的老伙计们，我不寂寞。别来找我，我想过自己的生活。＂

我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所措。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像是他颤抖的手写下的绝笔。

＂养老院？哪个养老院？＂我慌了神，＂他怎么会自己去养老院？＂

我急匆匆询问了小区门卫，得知父亲是上午独自出门的，说是去老家拿点东西。

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根本没去什么养老院，而是想回老家住。可他一个人，拄着拐杖，怎么可能安全到达？

顾不上多想，我骑上自行车，沿着通往老家的公路疾驰。那条路我再熟悉不过，小时候，每逢过年，父亲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走这条路回老家过年。

那时的他，背影高大挺拔，我坐在后座上，感到无比的安全和温暖。

而现在，我却在这条路上寻找他孤独的身影。

细雨渐渐下起来，打湿了我的衣衫。视线模糊中，我看到前方路边有个熟悉的身影，拄着拐杖，蹒跚而行。

＂爹！＂我大喊一声，骑车冲了过去。

就在我快要接近他的时候，他忽然踉跄了一下，像是被路边的石头绊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扔下自行车，冲上前去，将他抱在怀里。他的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微微发青。

＂爹，您怎么样？坚持一下，我这就送您去医院！＂我慌乱地说。

父亲气息微弱地说：＂不用去医院了，我想回家。＂

＂好，好，我这就带您回家。＂我背起他，往回走。

＂不是你家，＂他艰难地说，＂是我的家，我的老房子。＂

我心如刀绞，却不敢违背他此刻的意愿，只能背着他朝老家方向走去。

雨越下越大，打在我们身上，冰凉刺骨。父亲的身体在我背上微微颤抖，却执拗地指引方向：＂往右拐，那条小路近。＂

那是一条我小时候常走的田间小路，如今已被荒草覆盖，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的记忆却异常清晰，仿佛那些路径早已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等我们好不容易赶到镇医院，父亲已经高烧不退，陷入了昏迷。

医生诊断是肺炎加上过度劳累，情况不容乐观。我坐在病床前，握着父亲粗糙的手，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第三天，父亲终于醒来。他虚弱地看着我，嘴唇干裂：＂建国，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爹，您别这么说。＂我哽咽着，＂是我不好，没考虑您的感受。＂

他轻轻摇头：＂我知道你是一片孝心，可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改不了了。＂

就在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推门进来，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温壶：＂老周，听说你住院了，我给你熬了点粥。＂

父亲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老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村里人都知道了，都担心你呢。＂被称作老李的人放下保温壶，转向我，＂你就是建国吧？我是你爹的老同事李大山，村里人都叫我李大爷。＂

原来，这位李大爷是父亲在轧钢厂的老同事，退休后也搬回了老家。两人常在一起下棋、聊天，感情很好。

＂你爹常提起你，说你有出息，在城里当技术员，日子过得好。＂李大爷笑着说，＂就是可惜他自己不愿去城里住。＂

我愕然：＂他不愿去？＂

李大爷点点头：＂是啊，这些年你少说请了他十几回，他每次都推辞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直到这次摔了一跤，怕你担心，才勉强去了。＂

我看向父亲，他避开我的目光，盯着天花板。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轻声问。

父亲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不想让你为难。你媳妇不喜欢我，我看得出来。再说，我在村里有我的活法，有我的老伙计们，有我的一亩三分地。去了城里，我什么都不是了。＂

就在这时，李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老周，这是上个月的退休金凭证，我帮你领了，你签个字就行。＂

我好奇地看着：＂父亲还有退休金？＂

李大爷惊讶地看着我：＂当然有啊，他在轧钢厂干了三十年，是高级技工，每月有一百多呢。＂

我更加困惑：＂那他为什么生活这么简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买？＂

父亲咳嗽一声，示意李大爷别说了，但李大爷已经开了口：＂他把钱都存起来了啊，说是给你们留着。前几年你儿子上学，不是缺钱吗，他偷偷让我把钱寄给你，还叮嘱我别说是他给的。＂

我如遭雷击，双腿发软，跌坐在椅子上。

原来，那几年小军上重点高中，学费和住宿费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我正为钱发愁，突然收到一笔汇款，署名是＂一位老同志＂。我以为是厂里的福利，没多想，现在才知道，那是父亲的养老钱。

＂爹...＂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父亲摆摆手：＂都是应该的。你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我心里亏欠你们。＂

他告诉我，我小时候家里穷，他和母亲省吃俭用，就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多念几年书。每次发工资，他都会偷偷留一部分，藏在砖缝里，说是给我们的＂上学钱＂。

＂那时候穷啊，你妈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父亲的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回到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看着厂里那些有文化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干净体面，心里羡慕得很。我想，我的儿子将来也要那样。＂

我泪流满面，这些往事，我竟然从未听他提起过。

＂后来你考上了技校，成了技术员，我就知足了。＂父亲微笑着，眼中满是欣慰，＂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愿望，也算是实现了。＂

听着父亲讲述那些艰苦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我才明白，他的固执和沉默背后，藏着多少无言的爱和牵挂。

李大爷在一旁插话：＂你爹这人啊，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他常说，儿女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拖累他们。＂

父亲对李大爷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再说了。但我已经明白了，父亲拒绝我的＂孝顺＂，不是不领情，而是不想成为我生活的负担。

住院期间，村里的老邻居们纷纷来看望父亲，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自酿的米酒。他们围在病床前，谈笑风生，说起村里的新鲜事，父亲的脸上焕发出我在城里从未见过的神采。

出院那天，我郑重地问父亲：＂爹，您是想回老家还是去养老院？＂

父亲坦然地说：＂我想回老家住。那里有我的老伙计，有我熟悉的一切。当然，养老院也不错，那里有护工照顾，我也不用让你们担心。＂

我沉思片刻，做出了决定：＂爹，我尊重您的选择。如果您想回老家，我就把老房子修缮一下，添置些新家具。如果您想去养老院，我就给您找个最好的。＂

李大爷在一旁笑着说：＂老周，建国这娃子明白事理了。＂

父亲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欣慰的泪光。

最终，父亲选择了回老家居住，但每周五会去镇上的养老院住两天，参加那里的文艺活动和下棋比赛。

我每周都会回去看他，有时带着小军一起。有了这个约定，小军和爷爷的关系也渐渐亲近起来。听爷爷讲那些年轻时的故事，小军的历史课也进步了不少。

有一天，我下班后去看望李大爷，感谢他这段时间对父亲的照顾。

就是在李大爷家的院子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那句话：＂你知道什么是反向孝顺吗？就是你以为的孝顺，实际上在伤害老人家啊。＂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明白了。孝顺不是按我的意思来，而是尊重老人家的选择。我那是占有，不是孝顺。＂

李大爷拍拍我的肩膀：＂老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说子女不孝，而是照顾老人确实不容易。与其勉强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如尊重老人的选择，让专业的人来照顾他们，我们做好探望和精神上的陪伴。这才是真正的孝道啊。＂

如今，父亲在老家住得很好。我帮他修缮了房子，安装了暖气，买了新家具。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蔬菜，养了几只鸡，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和村里的老伙计们一起晨练，下午听评书，晚上下棋聊天。

我每周都去看他，带些他爱吃的梨和小米粥。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听他讲年轻时的故事，或者只是安静地陪伴。

有时候，我会问起母亲的事，他便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皮盒子，里面是他和母亲的老照片。他轻轻抚摸着照片上母亲年轻时的笑脸，眼神温柔得像是窗外的夕阳。

＂你妈是个好人，＂他总是这样说，＂可惜走得早，没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

我常常想，人这一生，最难的或许不是付出，而是学会如何正确地付出。真正的孝顺，是让父母安心地走自己想走的路，而不是把他们拖进我们以为对的方向。

七十年代末的风，吹皱了父亲的脸，也吹醒了我的心。当我终于放下自以为是的＂孝道＂，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爱的本质。

它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放手，是尊重，是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到最后。

那个青花瓷茶缸仍然放在父亲的床头，每天盛着他爱喝的大麦茶。茶缸上的裂纹仍在，却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就像我们之间的关系，虽有裂痕，却因为相互理解而更加坚固。

每当夕阳西下，我看着父亲坐在院子里的背影，心中便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宁静与踏实。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道别方式——不是分离，而是各自安好；不是离弃，而是懂得如何相爱。

来源：公主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