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幕后的总导演”周恩来与电影《武松》的拍摄历程

摘要：一部虽遇周折却幸而有成的戏曲电影《武松》，再现了一代武生泰斗演艺的精粹，凝聚了周恩来对前辈老艺人的尊重关爱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扶持，为传承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文／朱安平

1956年，盖叫天在上海新居庭院里练功

一部虽遇周折却幸而有成的戏曲电影《武松》，再现了一代武生泰斗演艺的精粹，凝聚了周恩来对前辈老艺人的尊重关爱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扶持，为传承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61年暮春的一个下午，邻近杭州西湖、幽静雅致的“燕南寄庐”，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周恩来与陈毅。他们陪同外宾抵达杭州参观，特意忙中抽闲前来造访。

“燕南寄庐”的主人，就是闻名遐迩的京剧武生大家盖叫天。他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11月出生在直隶高阳县（今属河北）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张英杰，号燕南。他8岁开始学戏，初学老生、老旦、花旦、武旦，以“小金豆子”的艺名在天津登台，13岁在杭州搭班演出时自改艺名盖叫天，立志盖过当时“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16岁时，盖叫天改习武生，坚持勤修苦练，虽断臂折腿仍坚持不懈，努力继承创新，师承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又广泛吸收京剧、昆剧及其他地方戏中多派武生和其他行当表演技巧，并对武打设计、舞台美术和服装等加以改进，将武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他主要在上海等南方地区演出，以《武松》《三岔口》《一箭仇》等剧闻名。他不仅演艺绝伦，号称“江南活武松”，而且人品高尚，曾立下一辈子不唱堂会的规矩。京剧史上如溥仪娶妃、张作霖做寿、曹锟贿选总统、杜月笙建祠堂等盛大堂会戏，南北名角皆去捧场，唯有他拒绝参加，深受业界和观众敬重。新中国成立前，为避世态喧嚣和社会炎凉，他特意用自己历年演出所得，在杭州冷僻的金沙港小溪边盖上几间瓦房，命名“燕南寄庐”，没有演出时便在这里隐居，专心练功。1958年，盖叫天正式辍演定居于此。

对盖叫天这位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始终德艺双馨的艺坛前辈，周恩来、陈毅满怀敬佩和尊重，真诚关心和帮助。早在全国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就陆续听说他刚直不阿、洁身自好，嘱咐在上海和杭州的地下党组织，要关心这位正派艺术家。曾有人提议请梅兰芳和盖叫天等到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叙谈，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可能性存在，不能使这些艺术家的安全发生问题，尤其提到盖叫天时，说：“他性子很耿直，说话好激动，我们正式邀请他，日后可能会连累他。”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专门向受命前往上海主持文化接收工作的夏衍交代：“上海戏曲界，你首先要同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等一些代表人物成为好朋友，多关心他们。有事情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而是去登门拜访他们。你代我向他们表示问候！”1950年11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恩来第一次见到盖叫天，热情握着他的手说：“我在30年代就是您忠实的观众！虽然只是神交，但是我自信对您是了解的。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希望您今后能了解我们啊！”盖叫天感慨地表示：“我没文化，也不懂新的道理，可我知道现在是人民当家了，为人民唱戏，有什么差使，我随叫随到！”周恩来高兴地说：“有您这句话就好，一定要劳您驾！”盖叫天此番得以顺利赴会，还是上海市市长陈毅一手促成的。因其正直、孤傲，不同流合污，新中国成立前夕难得演几回戏，大多数时间在家闲着，依靠典当、借贷度日，生活异常拮据。获悉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派员送达邀请与会通知，陈毅当即特批20万元（旧币），供其还债、赎当、旅费所需，派人送去并转达问候，令盖叫天感动不已。上海戏曲界组织的皖北水灾赈灾义演、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演出，他都积极参加以作回报。

对于“燕南寄庐”，周恩来已是再度到访。上一次是1957年4月下旬，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访杭州，当地准备了两台晚会，一台是歌舞和杂技，一台是越剧。盖叫天听说后要求为晚会演一出折子戏，并说周总理曾答应过他有重要演出任务要通知他，但经办人员以演出规划已定为由婉拒了。他误以为有关部门故意不让他演出，专门面见周恩来申述。周总理热情接待，劝他不要生气，说：“您年事高了，不能太累了。好吧！我代您向文化部门提提看，您先请回，等我回音。”当天下午，周恩来果然前来，因金沙港路口窄只好停车步行，手撑雨伞踩着泥泞小道，走了很长一段才至。周恩来首先十分赞许盖叫天人老不服老、争取为国效劳的精神可贵，然后诚恳解释：“盖老正在巡回演出，所以晚会节目没有把您安排进去。他们做事考虑不周，请盖老原谅。但我很愿意在今晚邀请伏老来看您的戏，可是伏老有他自己的活动日程，能不能来，我不能代他决定。如果伏老不能来，我一定来看戏。”当晚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演出，结束后还一起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伏罗希洛夫事先听周恩来介绍了盖叫天为演戏断腿折臂的事迹，第一句话就是：“您真是英雄！”此后苏联文化界人士专访了盖叫天，其小传被收入苏联的百科全书。

当周恩来、陈毅步入“燕南寄庐”时，盖叫天既意外又兴奋，乐呵呵地打趣道：“从前宰相出门，前呼后拥，又是鸣锣开道，又是放鞭炮。二位怎么只身而来，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啊？”周恩来笑着以家人口吻应道：“我们是来串门的，看看您五爷嘛！”盖叫天兄弟五个，其排行第五。

上茶落座，周恩来指着陈毅初次登门带来的“见面礼”，介绍说：“盖老，陈老总敬重您的为人，热爱您的艺术，今天要送您一幅字！”陈毅展开亲笔书写的对联，用特有的四川口音诵读：“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寥寥数语尽显盖叫天的风骨和艺术成就，令其不禁湿了眼眶。他说：自己不过一介旧社会过来的艺人，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器重。他双手郑重接过，连声道谢。

随后，周恩来和盘托出此行目的，邀约盖叫天拍摄戏曲电影《武松》。他详说原委：新中国成立后为抢救京剧艺术遗产，曾命文化部电影局组织力量，及早摄制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几位优秀演员的舞台艺术影片，后来拍成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荒山泪》《宋士杰》《盖叫天的舞台艺术》。前三部都是彩色片，后一部是黑白片，而且限于片长，仅拍了几个折子戏片段，未能充分展示盖派艺术成就。现在上影准备再拍彩色片《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其中包括“麒派”两大代表剧目《徐策跑城》《坐楼杀惜》。他接着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我有一个想法，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以供后人观摩借鉴。还是那句话，‘把盖派艺术推广流传’，您说好吗？”

全本《武松》戏，包括《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多达六出，唱念做打，功夫繁多，对年逾七旬且腿有旧伤的盖叫天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负担。他眉剑双竖，略思片刻，“把盖派艺术推广流传”令他怦然心动。当年让其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一向清高的他起初执意不干，周恩来得知后相劝：“浙江您应该领衔，具体工作由副主席帮您操办。”他说：“我演戏呢！”周恩来笑道：“这不妨碍演戏。每年演他几回，为戏剧界示范，把盖派艺术推广流传。”他听从安排，遂爽朗应诺：“总理，我心里的事您想到了，我愿意努力试试看！”

看到盖叫天欣然接受，周恩来很高兴，当场明确指示：“具体怎么拍，由文化部牵头，与北影协商，让导演搞出拍摄方案，你们商讨合作。”

1957年，周恩来、贺龙在杭州与盖叫天（中）交谈

文化部认真落实《武松》拍摄事宜。分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提议，经周恩来拍板，指派“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担任导演。崔嵬进入电影界前，有20多年舞台艺术工作经验，戏曲修养极深。

1962年春，一切准备就绪。盖叫天接到文化部安排其到北影拍戏通知，立即在夫人及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

文化部特地举行了一个欢迎茶话会，邀约盖叫天与崔嵬见面。这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专门安排的。导演人选汇报上来后，周恩来一方面觉得论声望、造诣，崔嵬是不二人选，一方面也担心二人都个性极强，难免会有争论冲突，特地嘱托相关领导：崔嵬同志的水平和资历是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的，盖叫天先生也会接受。他们之间的合作，文化部和电影局要多关心。盖老为人很正直，但是心高气傲，不肯随便屈就，这要向崔嵬同志打好招呼，要有思想准备。

欢迎仪式隆重热烈，齐燕铭、夏衍、田汉、马彦祥等文化部、全国剧协领导及在京相关名人到场。田汉为两人作了介绍，预祝他们合作愉快取得成功。影坛闯将和菊坛大家紧紧握手。崔嵬高声说：“盖老，在周总理指示下，我们有机会合作。我有几点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怎么拍好。”说着双手递上拍摄计划书，盖叫天随手将计划书推还给崔嵬，直言道：“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又是周总理推举的导演，还会有错？我不懂电影，从今儿个起，听您的！”

然而，两位彼此尊重又都同样期待良好合作的艺术家，开始不久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次拍摄采取艺术片样式，镜头灵活多变，不同于以往拍舞台纪录片的做法，不仅程序与舞台表演截然不同，而且需要适应镜头运动加以调度。“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可谓得心应手，但是站在聚光灯下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下达指令的导演和工作人员，总感到束手束脚十分别扭，一会儿拍这个镜头，一会儿又跳拍那个镜头，尤其是遇到特写镜头，强光打到脸上，让他感到眼神都散了，情绪实在无法连贯和控制，入不了戏。而且，二人都是刚直性格，一位是以“疯子”著称影界的山东大汉，一位是菊坛出名的“燕北好汉”，相处没几天就起了争执，并且很快发展到脸红脖子粗大吵起来。盖叫天一怒之下脱下罗帽，道了声：“我累了，先歇了吧。”他径自走出了摄影棚，拍摄只好停了下来。

事情迅速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专门找了崔嵬做工作，强调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团结一位老艺术家。崔嵬直言：“老先生有点儿脾气，不好侍候，我的性子也很急，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周恩来耐心开导：“盖叫天有句常说的话，叫作‘试试看’，我在台上试，你在台下看，我练得顺手，你就看得舒服，不行咱从头再来，什么事都是试出来的。这话很有些道理，凡事试试再看，可以逐步做好的。”崔嵬爽快地表态：“好，我就试试看。”

两人达成谅解，重新回到摄影棚。然而，拍摄进行得还是不顺利，各自依旧坚持专业见解，一再出现“卡壳”“顶牛”的情况。

比如崔嵬要求盖叫天所饰的武松，在镜头下应有特定神情，要在一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内达到最佳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耗胶片不多。但是盖叫天一时做不出导演所要求的表情，必须通过一番唱念和身段，到了那个份儿上才有那种特定神情。这样就要花费时间和许多胶片，从拍摄角度看既浪费人力物力，又有损银幕表现效果。又如电影镜头集中于一点呈现，再大场面也只是一个局部画面。而舞台表演则是需要照顾剧场上下前后千百名观众，演员在台上必须唱念做打面面俱到，不使一个角落的观众看不到。如果照电影拍摄要求，盖叫天原有表演程式和演唱规律就要被打破，完全不能发挥自己所长，破坏了他最为追求和讲究的“精气神”统一与舞台形象完美。

最为突出和常见的是，盖叫天的舞台表演身段动作很多，自觉是充分展现演员深厚功力和深受观众欢迎所在。崔嵬则感觉动作过于冗长繁复，屡屡建议将动作改得再精练些，时间再缩短些，只要表达出人物情绪即可。盖叫天一开始也尝试减少几个动作，但是表演起来总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影响到表演情绪，便又恢复原样。崔嵬便再次提出意见，如此反复几次，双方在言语中就起了冲突。

开始双方尚能迁就和容忍，但最终无法继续下去了。盖叫天抱怨：“崔导演，您把我几十年苦练出来的玩意儿全给拆了，散了！”崔嵬直言不讳：“盖老，这是拍摄电影的需要，不是在台上唱戏。”盖叫天据理力争：“您是要我的戏，服从您的电影？”崔嵬理直气壮：“电影有自己的特点，需要照顾到镜头。”盖叫天针锋相对：“为什么您就不能照顾演戏的特点？这样拍下去，拍出来怎么会像武松？”崔嵬照旧坚持：“我拍了多年电影了，请您相信我！”盖叫天仍不买账：“是内行就不会说外行话。我吃戏饭快70年了，只知道角色是演出来的，不是照相馆拍照拍出来的！”崔嵬还是硬杠：“拍电影就是拍电影，多演也无益！”盖叫天生气了：“我不拍了！”崔嵬也不忍了：“给您拍电影，我也真干不了！”

正因为对电影艺术与舞台艺术的认识差异，加之性格上针尖对麦芒，戏拍不下去了，双方合作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听了汇报，也只能同意先搁一搁，并让文化部刘芝明、夏衍两位副部长及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出面，以北方冬天太冷，怕盖叫天不适应为由暂停，并在新侨饭店为盖叫天夫妇饯行。

临上返杭火车，盖叫天不禁对夫人薛义杰感叹：“这回又栽了。北京终究不是咱们立足的地方。”此话是有原因的。盖叫天虽然是北方人，但出道和成名在南方，业内习惯尊其为“南派”（海派）京剧标志，却为一些自视为正宗的“北派”（京朝派）所排斥。新中国成立前他北上演出不卖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几次演出，都是由文化部邀请和组织的，被认为不是民间自发演出，还不能证明其在北京站得住脚。此行令他再生“失利”之感，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回到杭州就生病了。

1963年，盖叫天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舞台纪录片《武松》。导演应云卫（中）与盖叫天（左）研究表演问题

对于《武松》在北影厂没有拍摄成功，盖叫天怅然离去，周恩来甚为惋惜和遗憾，特别是听说其触动“海派”与“京朝派”的纷争过往，以至抑郁成疾，更是惊诧和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戏曲会演期间，周恩来就曾指出，“南派”和“北派”是京剧艺术在南北两大城市上海和北京经过发展形成的，只是区域差异，并无高下之分，今后应该不断交流相互促进，此后还亲自提出和安排盖叫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讲课示范，这一做法很受欢迎和好评。由此，周恩来更觉拍好《武松》影片很有意义。

于是，周恩来亲自召集夏衍、阳翰笙等文化部、全国文联有关领导，就《武松》拍摄“这个遗留的任务”，一起“再想个补救办法”。他开门见山，直陈己见：“盖老年事已高，我看他的演出，常为他担心。70来岁的人在台上翻翻打打，会有危险的。他的盖派艺术成就很高，趁手脚还灵活时要留下来。《武松》一片还是要抢时间拍下去。盖叫天和崔嵬是一对直性子，都是犟脾气，不必硬凑合了，另外找合适的导演接手。”

大家一致认同，并作具体商讨。夏衍建议将《武松》转至上影拍摄，天马厂已完成《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片子拍得不错，“麒老牌”周信芳很满意，可以腾出手来为盖叫天拍戏，估计盖老会接受的。阳翰笙推荐应云卫继任导演，一则他电影编导经验丰富，“左联”时期、全国抗战时就拍过《桃李劫》《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优秀故事片，新中国成立后又拍过京剧《宋士杰》、越剧《追鱼》等戏曲片，这次又拍了《周信芳的舞台艺术》；二则他戏剧艺术造诣很深，不仅早期演进步话剧出身，而且熟悉很多戏曲剧种，给京剧、越剧、甬剧甚至滑稽戏导过戏；三则他组织才干出众，新中国成立前后发起、参加和主持过多个剧团和电影单位，以懂行、善于处理与演员关系著称。

周恩来听后，同意《武松》改由上影续拍，认为“南派”京剧与“海派”电影一脉相承，让他们拍摄更为契合。“麒派”与“盖派”是南派，也就是海派京剧的双擘，既然能拍好周信芳，相信也会拍好盖叫天。他对应云卫出任该片导演亦予以认可。

敲定“补救”办法，周恩来进而指示：“那要和上海打个招呼，还要把任务向应云卫讲清楚。”他遂委派马彦祥先行与之沟通，继由阳翰笙亲赴上海落实，邀约共同进餐，详细介绍《武松》拍摄经过。得知是受周恩来嘱托，尽管应云卫此时患心脏病，但他还是答应挑起这副重担。他当场向共餐的与盖叫天最为接近的浙江戏曲界人士询问其脾气秉性、艺风艺品以及优点、弱点，边听边记录，次日又专门约谈深入了解，非常认真细致。他说：“要了解和理解盖叫天，不仅要观察他在舞台上和排练场上，尤其是摄影棚里他的思路和戏路，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他的性情和感情。”

周恩来获悉后很满意，称许应云卫从外围入手加强对盖叫天了解，这个头开得不错。他对应云卫与盖叫天合作一直很关注，后来拍摄期间他经过上海，还特地会见了应云卫，询问摄制进程，再三嘱咐他尽量尊重盖老，努力帮助盖老把戏拍好。

确定由上影重拍《武松》后，文化部请示周恩来是否早点通知盖叫天，周恩来答复：“我很快要到南方去，还是我亲自去告诉盖老，再当面邀请一下。”1963年1月下旬，周恩来利用去杭州治疗间隙，特意又一次亲临“燕南寄庐”，正式告知《武松》改在上海就地拍摄，于盖老很为便利，而且介绍新任导演是应云卫。盖叫天夫妇都称知晓其人，深为感激总理的真切关怀和周到安排，表示一定尽力配合影片拍摄。

1963年清明节刚过，上影《武松》摄制组在天马厂正式成立。导演应云卫与联合导演、助理导演、摄影、美工、制片等初次见面，传达了周恩来、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人的指示和鼓励，强调老前辈有东西，但老艺人也有局限，千万要诚恳、耐心，并据此“约法三章”：第一，盖叫天一辈子演了好多戏，《武松》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盖老的许多“玩意儿”在这出戏中得到比较集中的表现，他也因此得到“活武松”的美誉。盖老已经75岁了，从拍电影来说，可能是他的封箱之作，所以拍好他的这部代表作很有意义。第二，《武松》这出戏在舞台上演了不少年，具有改编电影的基础，我们无非做一些去粗取精的工作，做到比较精彩地在银幕上集中表现他的“玩意儿”。第三，盖老年事已高，我们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要根据这个特殊情况来安排工作。既要把戏拍好，又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比如，我们在布光、试戏时就不必惊动盖老，请他的公子小盖叫天来代劳，实拍时，各部门要全神贯注，尽可能一次成功，不要多次重拍，麻烦盖老。

紧张有序的拍摄筹备随之展开。应云卫首先率全体摄制人员前往位于东湖路的盖府，听盖叫天说戏。这里是周恩来特意拨给盖叫天居住的上海寓所，一幢宽敞精致的花园洋房，配有专供练功的排戏场地，取代其原先在嵩山路宝康里老弄堂的逼仄住处，盖叫天常居杭州后仍予以保留。盖叫天身着长袍，脚登布鞋，头剃得锃亮，精神抖擞端坐在花梨木太师椅上，声音洪亮，精气神十足。他谈吐一连个把钟头纹丝不改“坐如钟”的姿态，每当起身表演相关动作则又是“站如松”架势，真正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面对已是75岁的老人，大家不禁肃然起敬。

盖叫天坦言对武松这位出自民间的草莽英雄非常喜爱，极为钦佩其爱打抱不平、除恶务尽的反抗精神，其与自己的性格很为相似。他从武松身上看到了自己，更从自身经历认识了武松，从而与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是我在演武松，是武松的灵魂附在我的身上。我一上台，身不由己，但是有己。”这个“己”，既有自身气质，又有角色创造，历经求索磨炼，终将思想、性情、习惯、爱好等糅合成了一个“活武松”。他结合剧情、人物等刻画，引证个人经历和表演心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令大家对《武松》一剧，特别是其为之所下苦功及创造方法，有了更为全面而直接的了解，为影片成功拍摄打下坚实基础。

继而转场摄影棚，进行分场排戏和全剧总排。《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逐场过堂，一丝不苟。武松在各场戏中的神态、武技等均不相同，盖叫天以对角色的深入揣摩和准确把握，用扎实的功夫和出色的创造，区别清晰而又连贯一气，极有层次地勾勒出人物性格在坎坷遭遇中逐步发展乃至成熟的脉络。尤为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从来演武生者讲求体格魁梧，盖叫天虽短小精悍，但所树立的武松英雄形象高大立体，深入人心。他虽已盛名在身且是高龄，排练中仍不懈怠，一招一式都求精准完美，达到生动、灵活、飘逸、刚健的境界，让大家切身领略到早为业界权威所评价的那样：“刚劲有如百炼钢，也可以柔软得像条绸带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像奇峰迎面。”排演场上，大家常常为之屏息凝神，稍停瞬息方才惊醒过来，报以热烈掌声。

统领拍摄并实际指挥操作的导演，与主演打交道最多并最为直接。应云卫始终以尊重和依赖盖叫天为要，不仅从生活上多加接近增进感情，常常陪同游玩、聊天、听书，而且在拍摄中坚持相互商量，从改编剧本到临场拍摄，总是注意征求和认真听取意见，遇有问题则先想好解决办法，再以细致而又巧妙的游说争取合作。重场戏《狮子楼》，按原先传统表演出场方式，武松台后吆喝登场亮相，伴以鼓点锣声从左侧疾步登楼，冲向端坐台右的西门庆，共需3分钟。电影拍摄拟压缩时长精简程式，并从镜头运动表达效果出发，将武松登楼从左侧改为右侧，直面西门庆，以营造紧张氛围场面，突出人物表情瞬息变化，这就需要变动盖叫天已成习惯的上楼表演方式。应云卫处理慎之又慎，为之整整酝酿准备了一个星期，终于择取一个适当时机、场合，先询问盖叫天早年受过伤的左腿恢复情况，夸赞他在《狮子楼》戏中左脚迈出的动作比健康的右腿还要灵活，逗得盖叫天哈哈一笑吐露真情：“我自己当然知道要是右脚先迈出去，当然更要利索好看！”应云卫当即请求盖叫天表演一下把右脚先迈出去的上楼动作，看到盖叫天表演没有任何问题，顺势提出尝试改变上楼身段建议。盖叫天被其真诚和良苦用心打动，同意按照修改方案拍摄。这段戏后来在影片中不到2分钟，老观众看了同声激赏：“精彩！精练！”盖叫天一再称赞应云卫帮助他把戏改得更“露脸”了。

正是在应云卫以及摄制人员挚诚、尊重和细致耐心之下，盖叫天理解和接受了电影的特点及要求，在3个多月的拍摄期间，不仅从未发过脾气，而且主动关心和支持摄制工作。片中布景系以原舞台虚拟设置为基础，按照电影化再现重新加以制作。盖叫天一向讲求艺术造型完美，每场新景都认真观看。片中有段过场戏：武松被发配孟州，施管带当堂执法，喝令打武松一百杀威军棍，经施恩讲情免去。拍摄前盖叫天一进摄影棚，便景前景后走来走去端详，看完后说：“景很好，气派不大也不小，就像施管带的公堂。不过，似乎缺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大堂上应该挂上一块匾，就像天马厂门前还有一块招牌咧！要有一块匾点明这个公堂的身份才行。”导演和美术师认为其意见很好，决定暂缓拍摄并当即予以补制。第二天公堂上便添了一块写有“执法如山”的横匾。有了这块白底黑字的匾，不但点明了这是公堂，而且使原来的公堂色调层次更鲜明，纵深感也得到加强，银幕效果更臻完美。

由于双方密切合作，影片《武松》顺利拍竣。样片送北京审看，各方一致称好。周恩来满意地表示：“我自然格外高兴！”崔嵬看了之后也说：“应云卫不但戏曲方面功底比我深，在争取盖叫天理解和配合上，他下的功夫也大，很佩服！”

盖叫天和夫人特意在上海老城隍庙松云楼宴请应云卫和摄制组人员，满意地说：“应导演，你算是了解我的！”应云卫诚恳而谦虚地说：“主要是您信任了我，指点了我！”盖叫天慨然感言：“我看主要是周总理了解我们俩，才让我们合作的。”应云卫点了点头：“对，真正在幕后的总导演，是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