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是要包庇那个毛丫头是吧！＂车间主任王建国拍案而起，脸涨得通红，＂新来的就敢闯祸，还想保住她？＂

守得初心

＂你是要包庇那个毛丫头是吧！＂车间主任王建国拍案而起，脸涨得通红，＂新来的就敢闯祸，还想保住她？＂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感觉耳根发烫。

那是1991年，我叫周淑梅，刚从市纺织工业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了市第二纺织厂。

那会儿，分到国营厂里还是件让人羡慕的事。

爹妈逢人便乐呵呵地说：＂我们家淑梅有铁饭碗了！＂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看似坚固的＂铁饭碗＂，正被时代的浪潮悄悄冲刷。

我刚踏进织布车间的那天，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眼前是一排排庞大的纺织机。

灰尘在阳光下飞舞，空气里弥漫着棉絮和机油的气味。

我穿着带补丁的蓝制服，背着印有＂团结就是力量＂的帆布书包，站在门口，像只无措的小鸟。

我的师傅李桂芳阿姨是车间里的老工人，四十多岁的人了，瘦瘦的身材在二十多台纺织机之间穿梭，动作麻利得让人眼花缭乱。

她瞥了我一眼，擦了擦额头的汗，只丢下一句话：＂手要勤，眼要快，别怕。＂

那时的织布车间可不比现在，没有空调，只有几台老旧的吊扇，呼呼地转着，却带不走热气。

夏天的时候，工人们的工作服后背总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李阿姨手把手教我操作纺织机器，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

她说话不多，但从不吝啬分享自己的经验。

＂看这根线，用手捻一捻，软硬适中的才好用。＂

＂布机转速别贪快，一定要根据纱线粗细来调整。＂

＂挡车工要全神贯注，一根断线都不能放过。＂

我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着这些知识，恨不得一口气学会全部。

那个夏日的下午，我永远记得。

李阿姨临时有事出去了，留下我和新来的学徒工小赵看管机器。

小赵是农村来的姑娘，比我小两岁，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总是笑盈盈的，手脚虽勤快，但经验尚浅。

忽然，一台织布机发出异常的声响，我赶紧过去查看，却见小赵手忙脚乱地在调整什么。

＂别动！＂我喊了一声，可已经晚了。

织布机猛地一抖，整台机器停了下来，布匹卡在了中间，横七竖八地缠绕在一起，彻底报废了。

小赵吓得脸色惨白，嘴唇直哆嗦。

＂怎么回事？＂王建国听到声音匆匆赶来，看到眼前的景象，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连机器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谁干的？＂王建国目光如炬地扫视我们。

小赵颤抖着，眼里含着泪水，正要开口。

＂是我的责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却莫名坚定。

＂我是师傅，该我看着点她的。＂

王建国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冷笑一声：＂好，好得很！新来的就敢闯祸，行啊！＂

就这样，我替小赵挨了训，扣了当月全部奖金，还被记了过。

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那个月的奖金有二十多块，够买好几斤猪肉了。

工友们不理解，背后议论纷纷：＂这傻丫头，图啥呢？＂

＂听说她爹妈还指望她工资补贴家用呢，这下可好。＂

＂年轻人就是冲动，哪懂得职场规矩啊！＂

只有李阿姨递给我一块带着油渍的手帕，眼里含着我当时看不懂的光。

＂淑梅，咱们厂的人，就得这样。＂

她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什么，可我心里暖暖的。

小赵后来找我道谢，眼睛红红的：＂淑梅姐，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我摆摆手：＂别这么说，咱们是一个车间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我没说出口的是，看到她慌乱的样子，我想起了刚进厂的自己，也是这样惶恐无助。

后来的日子，我像根不起眼的棉线，被编织进纺织厂的日常。

凌晨五点起床，六点进车间，擦机器、换纱管、检查布匹，一干就是十二小时。

那时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加班是常态，特别是赶订单的时候，连轴转个三四天也是有的。

宿舍是六人间的大通铺，夏天热得睡不着觉，冬天冷得直哆嗦。

洗澡要去公共澡堂，排着长队，水温忽冷忽热。

每月发工资那天，我会先寄一部分回家，剩下的省吃俭用。

偶尔和小赵去街边小摊上吃碗糖醋面，或者掏两毛钱买根冰棍，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周末的时候，宿舍楼下的大喇叭会放《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大家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

我们这代人不懂什么理想主义，只知道活着就要往前走，哪怕步履蹒跚。

李阿姨开始悄悄教我技术窍门，比别的师傅教徒弟的还要多。

＂织布像做人，经线是骨气，纬线是圆融，看似简单，实则门道多着呢。＂

她能在黑暗中凭触感辨别纱线粗细，这本事是十几年磨出来的。

她的手上满是老茧，粗糙得像树皮，却能精确地感知布料的细微变化。

＂别嫌脏，别怕累，肯下功夫，这手艺会养活你一辈子。＂

她这么说，我就这么信了。

李阿姨家有个儿子在上初中，丈夫在另一个厂里当电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时我看她中午只吃咸菜就饭，省下菜钱给儿子攒学费，心里既心疼又敬佩。

我学得认真，进步也快，半年后就能独立操作多台机器了。

小赵也跟着我学，虽然胆子小了点，但肯钻研，慢慢地也熟练起来。

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刮得窗户直响。

车间的暖气管漏水，地上结了一层薄冰，我们穿着棉鞋在湿滑的地上小心走动。

那时厂里的设备老化严重，故障率高，产量上不去，质量也不稳定。

李阿姨经常叹气：＂要是能改进这些老古董就好了。＂

一天夜班，厂里突然停电了，车间里一片漆黑。

我和李阿姨借着应急灯的微光，研究起了织布机的构造。

＂你看这个张力装置，要是能改进一下...＂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居然研究出一套改进纱线张力的小技巧。

等电来了，立马试验，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布料质量提高了不少，断线率也大大降低。

这个发现被上报到厂里，厂长破天荒地开了表彰会。

我以为会有我和李阿姨的名字，结果主任王建国只字未提我们，说是＂车间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阿姨拉住我的手，低声说：＂别在意，咱们心里明白就行。＂

可我毕竟年轻，心里不是滋味儿。

正当大家都以为我要愤然离开的时候，厂里忽然传来一个消息：王建国的女儿得了重病，需要紧急输血，而且要AB型阴性血。

这血型全厂不到五个人有，我恰好是其中之一。

那天下午，广播里响起紧急通知，请AB型阴性血的同志去医院献血。

我放下手中的活，直接去了医院。

医院里人来人往，有哭泣的家属，有忙碌的医生护士。

护士问我和病人什么关系，我只说：＂厂里人。＂

献完血后，我悄悄离开，第二天照常上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半个月后，王建国回到车间，人瘦了一圈，眼圈红红的。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两杯热气腾腾的茶。

＂淑梅，我...＂他开口就哽咽了，＂谢谢你。＂

我没想到这个平时严厉刻板的主任会这样，有点不知所措。

＂主任，这没什么，都是应该的。＂

＂不，不只是献血的事。＂他深吸一口气，＂小赵那次的事，我也知道了，不是你的错，但你却扛下来了。＂

原来，小赵后来向李阿姨坦白了真相，李阿姨告诉了王建国。

＂我一直以为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只想着自己。＂王建国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看来是我错了。＂

他在全体员工面前说：＂周淑梅同志，我欠你一个道歉，也欠你一声谢谢。＂

那一刻，我感到脸上发烫，却也有说不出的自豪。

后来，厂里选送优秀职工去省里参加技术培训，王建国力排众议，把我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

去省城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想起了这一年多的点点滴滴。

从一个懵懂的中专生到能独当一面的挡车工，我好像真的长大了。

培训班上，来自全省各地的纺织工人一起学习最新的技术和理论。

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回来后马上把所学应用到实践中。

我和小赵一起改良了车间的老旧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布料废品率。

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

1993年，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开始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

订单减少了，工人们开始担心＂下岗＂这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词。

李阿姨的丈夫所在的厂子已经开始发放＂回家劳动＂通知了。

我看着李阿姨日渐憔悴的脸，心里也不踏实。

一天，厂长召集我们开会，说厂里要＂减员增效＂，鼓励年轻人自谋出路。

有人选择了＂买断工龄＂，拿着补偿金去南方打工或做小生意。

也有人坚守在岗位上，希望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

李阿姨让我走：＂你年轻，有文化，出去闯闯会有出息的。＂

王建国也找我谈话：＂淑梅，厂里可能留不住你了，我托人问了市里新开的外资服装厂，他们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我心里挣扎了很久。

一方面，我不舍得这个给了我第一份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看到了纺织厂的未来——那不是一片光明。

最终，我决定留下来，和厂子共度难关。

＂我不能走，厂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对王建国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有欣赏，也有担忧。

那段日子很苦。

厂子为了生存，接各种杂活儿，什么校服、工作服、床单被罩，能接的都接。

我和小赵一起加班加点，将在省城学到的新工艺运用到生产中，硬是在老旧设备上创造出了奇迹。

我们的产品质量逐渐提高，有了一些稳定的订单。

虽然工资比不上那些新兴行业，但至少厂子活了下来，大家的饭碗保住了。

1998年，全国掀起了下岗浪潮，我们厂终于也没能幸免。

那天，厂长满脸愁容地宣布：厂里要精简一半人员。

车间里哭声一片，有人砸了饭碗，有人跪地求情。

我站在角落，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

我的名字没在下岗名单上，但李阿姨的名字在。

她已经四十多岁了，要重新找工作几乎不可能。

我毫不犹豫地走到厂长面前：＂我自愿顶替李桂芳阿姨下岗。＂

厂长愣住了：＂你疯了？你可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

＂李阿姨儿子还在上大学，她丈夫又下岗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我坚定地说，＂我年轻，能找到出路。＂

最终，厂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李阿姨得知消息后，抱着我哭了好久：＂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啊！＂

我笑着说：＂阿姨，当年您教我的不就是这个吗？人活着，总要有点精气神儿。＂

离开纺织厂的那天，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和曾经朝夕相处的机器道别。

王建国和李阿姨一起送我到厂门口。

＂淑梅，我帮你联系了市里的服装厂，他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王建国塞给我一张名片。

李阿姨则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我给你攒的一点钱，先别拒绝，等你安顿好了再还我。＂

我强忍泪水，笑着向他们挥手告别。

在服装厂，我很快凭借在纺织厂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受到重用。

两年后，我当上了生产主管，负责一条生产线的运营和管理。

我没忘记纺织厂的恩情，经常回去看望李阿姨和王建国。

每次回去，都能看到厂区越来越萧条，机器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

2005年，市纺织二厂终于关停了，那座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变成了商业地产。

李阿姨退了休，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儿子的资助过日子。

王建国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时常回来看望父亲。

小赵去了南方的服装厂，后来自己开了家小服装店，日子过得红火。

二十年后的一次老厂聚会上，已经是工程师的小赵握着我满是老茧的手说：＂淑梅姐，那年如果不是你，我早就回老家了。＂

李阿姨虽已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我就知道我家淑梅有出息！＂

王建国端起酒杯，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淑梅，这些年你辛苦了。＂

看着他们的眼神，我忽然明白，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那股暖流，是怎么都磨不灭的。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吧，不惊天动地，却坚韧执着，像织布机上那一根根不起眼的线，编织成了时代的底色。

厂区已经变成了商场，织布车间变成了超市，我们曾经挥洒汗水的地方，现在满是购物的人群。

我站在原来车间的位置，似乎还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声，闻到那熟悉的棉絮和机油的味道。

有人说我们是时代的牺牲品，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守护着自己的一方天地。

如今，我在一家纺织技术研究所工作，负责培训新一代的纺织工人。

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年轻人求知的眼神，就想起当年的自己。

我会告诉他们：＂纺织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精神，是坚守，是传承。＂

年轮转动，工厂变迁，唯有初心如故。

那个在1991年替同事挺身而出的女孩，那个在寒冬里研究改进工艺的女工，那个主动顶替师傅下岗的年轻人，都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那就是我，周淑梅，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人。

来源：福寿安康一点号1